中国需要一场军备竞赛

​下面是笔者2017年的一篇旧文，今天读来似乎还能应应景……

近日白宫2018财年预算出炉，其中军费开支计划增加540亿美元，较2017财年增长近10%。

众所周知，由于90、00年代美国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走向及中俄战略潜力产生严重误判，战略重心转向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及搞颜色革命，并从奥巴马时期开始逐步削减国防预算，致使美军主战装备换代项目被大面积砍掉，现役装备日益老化，规模缩水，与中俄在主战装备上的领先代差总体已拉近至一代、甚至半代。长此以往，按中国目前的军力发展速度，不出10年，美军将丧失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其实，从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开始，美国的战略重心已重新转向大国对抗，而川普的“以军事优先来确保美国优先”的理念也表明，美国绝不会容忍中、俄拥有与其相当的军事能力。通过维持与中俄总体一代、甚至两代的军事技术代差，仍被视为在与中俄的对抗中获取优势的最有效手段，一如冷战时的美苏。因此，此次白宫预算提案一经出炉，加之前段时间川普有关全面更新美核武库、大幅扩充海军规模的言论，立即引发美国是否有意重开军备竞赛的猜测。

不过依在下判断，即便美国军费开支就此转入增长周期，也很难称得上是军备竞赛：一是增长幅度不大，提案都不到10%，待到国会通过时肯定还得打个折扣；二是缺乏明确的、系统的概念武器研发计划。这种规模的军费增长，按川普的说法叫“再造”，中国的说法就是“补课”，因为美军的相对优势下降已经太久了。其实，当今美国无论财政实力还是技术储备，都不足以支撑其再搞一次类似“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反而是中国，恰恰可以利用近来美军巡航南海、萨德入韩等等美军的严重军事挑衅、以及这次“美军再造”运动的契机，名正言顺地发起一场军备竞赛！

毫无疑问，在下“军备竞赛首发在我”的观点必然招来诧异乃至嘲讽：因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高端制造、创新能力，中国与美国相比仍有十分明显的差距，和美国比烧钱，前苏联殷鉴不远矣。但在下的逻辑是，如果考虑到中美不同的经济模式、以及税收和金融制度差异等因素，军备竞赛不但不会拖垮中国，前述劣势反而可在竞赛过程中得到极大改观。下面分别详述之。

一，中国能承受多大规模的国防支出

中国2016年度国防预算9543.54亿元，占GDP的1.28%，中央预算收入的13.2%，中央预算本级支出的34.8%。从后两个数字可以发现，中央本级支出仅占收入的不足40%，大部分都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地方了。由于这种补贴多是中央主动为之，因此可以调配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笔者认为，转移支付的形式和规模也到了有必要调整的时候了。一是可以借鉴世行经验，全部采取项目制。即“地方申请、中央审核”，引入竞争机制，以利于全国范围的优先排序、优中选优。二是逐步压缩转移支付规模，迫使地方改变“等靠要”的惰性，把心思转向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由于转移支付总额在国防预算的5倍以上，前者的些许压缩就会给后者提供巨大增量空间。

还有一个大头是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制度在中国迄今已实行了三十多年，早期是为了解决进口多出口少的贸易失衡问题，但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和顺差大国，退税制度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中国实行的是环节税，而国际上其它有出口退税制度的国家大多实行的是收入税，中国的退税制度本质上就是对出口企业的补贴，这就造成了内销和外销存在巨大的利润差。企业为了5-13%的额外利润（退税），更倾向于外销并竞相杀价甚至不惜赔本，退税实际上演变成了补贴国外进口商。二是每年上万亿元的退税给中央和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间接导致国内企业税负居高不下，这等于是对内征税来补贴国外。如果这上万亿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内投资或补贴科教，会是什么效果？三是这种高额出口补贴、以及由此诱导的不计代价的出口行为也严重冲击了世界市场，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中国商品设限。长远来看，这种搅局行为是否可以持续？因此，笔者认为是时候取消出口退税了，如果全部转入国防预算，仅此一项即可实现翻番。

其实，中国增加国防预算甚至完全不必靠挤占财政的其他部分。例如，中国烟民占全球的45%，年均消费2.5万亿支。目前执行的批发环节从量税率是0.005元/支，也就是一条一元，如果把这个税率提高10倍，即10元一条，那么每年可新增2000亿元来补充国防支出。这种税率涨幅对50元/条的低端卷烟消费多少会有影响，但对动辄百元、甚至几百元的中高端卷烟基本影响不大，况且联合国等国际控烟组织已多次对中国控烟不力、烟草税率过低表达过不满，中国也该“从善如流”。推而广之，高端酒、奢侈品是否也有文章可做呢？

由上可知，中国的国防预算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目前不足万亿的规模完全是中国自我克制的结果。

二、军备竞赛可成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推手

当前我国的产业升级尚处于“由点到线”的初始阶段，核心原材料、零部件以及集成装备的对外依赖度仍然很高。虽然国内已有不少企业开始涉足中高端制造领域，但由于此类产品通常投入大、周期长，且行业对外依赖惯性使然，国内企业的爬升之路往往步履维艰。尤其是对资金实力难称强大、也没什么背景的民营企业来说，市场开发可能比产品研发难度更大。

中国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展现出了和民用工业不太一样的态势，即自主研发制造能力的提升速度更快，以至于进入了无论从广度和高度上都能和美国等量齐观的境界，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明显领先民用工业一个身位。只所以如此，外部封锁下的长期自力更生是一个因素，国家安全需求始终强劲以及永不吝于国防工业投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以重大国防项目为牵引，动员中央、民间企业广泛参与，更加深入推进军民技术融合，无论从资金还是技术层面来讲，基础已经具备。当前需要向前更进一步的，是继续扩大国防项目的广度和高度，大幅提高国防项目向民间的开放程度，以重大国防项目为平台，在资金、技术上反哺国内制造业的提质、升级，形成规模化、滚动式发展的态势。这条路子其实美国早已为我们做了示范：冷战时期规模庞大的国防先导研究对其奠定军事、科技霸主地位的作用，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当年美苏的军备竞赛以美国的完胜告终，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力似乎并未受巨额国防支出的影响：即在国防支出螺旋式上升的同时，国民收入的上升速度更快：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从50年代的10%以上，一路下降至80年代的5%左右，而80年代正是里根上台大搞星球大战计划的冷战高峰期！

笔者认为，美国能够赢得冷战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美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规模。50年代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及本国GDP的比重均在30%左右，虽然国防开支巨大，但与庞大的民用工业规模相比仍不值一提，广泛、持续的军事装备研发、采购计划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的繁荣。二是高效的市场环境使得军事科技得以顺畅地向民用部门转移。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并引领了全球几乎所有重大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其中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从而使得整个工业生产模式乃至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例子比比皆是。反观苏联，其民用工业基础本就孱弱，与军事部门不成比例。但更大的问题是，计划经济的僵化、部门及企业间的条块分割使得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互隔离，无法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关系。军事工业不但未能在技术上反哺民用，反而因军备竞赛挤占了过多资源，使得民用工业愈发虚弱。而几十年一贯制、极度落后的民用工业最终也使苏联失去了军备竞赛的基础。

三、中美进行军备竞赛的条件已经互易

当今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与全球份额，基本和美国50年代相当，而军事科研与装备的投入则低得多，即使成倍增长，也有足够的财政支撑和工业基础。但美国却已今非昔比。笔者认为，在事关军备竞赛的3个主要因素上，美国均已处于颓势，已无法支撑其与中国打一场高强度的军备竞赛。

首先是军费支出增速的比拼。在刚刚公布的川普上任后第一份预算案中，国防支出5840亿美元，同比大增10%，为多年来所未见。但同时应该注意到，联邦政府预算中包括强制性支出（主要是各项福利）和债务利息的刚性支出总额达26700美元，占了联邦政府收入的80%，如果减去刚性支出，联邦收入还剩6300亿美元，刚刚裹住国防开支。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国防开支也定义为刚性支出，那么联邦政府的所有可选择性支出，如教育、交通、政府运行、公共事务等就都要靠赤字来维持了。因此，美国联邦政府的收支无法像中国中央政府一样，有巨大的腾挪空间，如果不想通过增发国债来搞军备竞赛，其军费增速就是有天花板的——即名义GDP增速。美国的长期平均名义GDP增速大致在6.1%，也就是说其可以承受年均6%左右的军费增长而不致财政恶化。前文已述，中国军费即使短期倍增也无压力，如果按10%/年匀速增长，则可以保持很多年。因此，在维持军费支出增长的比拼中，美国是难以跟上中国节奏的，除非继续提高财政赤字门槛。

其次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比拼。自90年代“知识经济革命”以来，美国的资源日益向研发、设计等知识密集型部门集中。这一方面实现了超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人力成本飙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生产率偏低的制造业的转移。几十年后的今天，局面颇有些魔幻：理论上美国能够制造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因为早期概念、初始设计这些通常最早出现在美国人的专利申请或PPT上，但现实中却没多少东西在美国制造，因为太贵、太慢。美国的军工企业经过多轮整合，目前基本形成了类似分工垄断的局面，各有各的自留地，别无分店，这倒是和中国的央企有点像了。根据各自国内产业规模及竞争程度差异，中美各个军种采购成本的差距也有较大不同。比如当前一艘伯克级驱逐舰的造价在18亿美元以上，与4艘052D的造价相当，这和美国造船业仅剩几家军品厂家，行业规模过小有关。而美国航空产业在全球还是霸主地位，规模庞大、配套齐全，因此一架F35A的造价可以降至1亿美元以下，已经比一架歼20还要低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中国制造整体向中高端的演进，过去国内配套困难的不少“高大上”产品的规模效应将越来越明显，相关军品的成本是呈下降趋势的；而美国正相反，随着越来越多中低端基础产业的出清或转移，相关配套将越来越困难，军品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的态势难以遏制。总体来看，随着时间推移，中美在军工研发、生产领域的成本差距将越拉越大，这种优势是美国通过其它手段难以弥合的。

再次是可持续性的比拼。当前美国的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高端领域：软件、芯片、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美国的芯片产业主要以IP设计为主，芯片制造的大头已转移至台、韩，因此上述四大产业与传统制造联系紧密的只剩航空航天、包括军机导弹这类军品了。这种局面和当年的苏联有点像了，就是无论国防投入增长多少，都进了寡头军工复合体的腰包，对民用制造业的反哺很少。而中国在中高端制造领域还处于百舸争流的状态，军、民融合互补的空间仍然很大。因此，对美国来讲，军备竞赛可能更多地意味着军工部门对其它行业的吸血，可持续性存疑；而中国的军备竞赛却可能造就一批新的产业龙头，助力中国制造的提质、升级，更具可持续性。

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30.9%，接近美、日之和，与50年代美国的地位相当。可以预料，这仍不是中国制造的终点，这个数字仍将不断被刷新。同样可以预料的是，美国绝不会坐等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试图打断中国的上升势头。在此情况下，通过一场军备竞赛而不是热战对抗来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也许反而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