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已注定成为西方对抗俄罗斯的前沿堡垒……

乌克兰已注定成为西方对抗俄罗斯的前沿堡垒……造成这个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大帝本人。

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时期，俄乌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共同经历了旧工业体系的崩溃，难兄难弟相互扶持、共克时坚。1997年双方签署了《俄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进一步明确了两国既定边界的法律归属，同时允许俄罗斯继续使用位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可以说，90年代的俄乌两国依然保持着准联盟国家的状态。

普遍观点认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是俄乌关系的转折点，但笔者认为这个时间点要更早。199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大帝上台；一个是能源价格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超级牛市。做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能源出口国，俄罗斯经济及财政状况明显改观，人均GDP从1999年的1300多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近4000美元，5年里增长了200%。而同期乌克兰的人均GDP仅增长了100%，与俄罗斯的人均比值从1：2拉大到了1：3，之后基本保持这个比例关系。那么当时捡了个金饭碗上台的大帝在干什么呢？一是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对其它独联体国家成功取得了“杀鸡儆猴”的作用；二是开始增强经济领域、包括军事工业的国家主义倾向（类似川普的美国优先）。这必然导致在大宗商品出口方面与乌克兰的竞争逐步加剧；而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则开始有意识地降低对乌克兰的依赖。

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而大帝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更使乌克兰陷入深度焦虑：原来的能源靠俄输入、重工业产品向俄输出的这种与俄罗斯深度绑定的经济模式已经走不通了，更大的危险是在大帝的沙俄复兴大梦中再次彻底丧失独立性。由此，经济转向西方通过嵌入欧盟体系以实现经济转型，以及安全绑定北约以避免被俄兼并的思潮开始在乌泛起。加之波罗的海国家转向后成功的“示范效应”，以及西方的渗透教唆，乌克兰的“脱俄入欧”至少在精英群体口中逐渐变成了“迟早的事”。

其实大帝在上台早期对乌克兰还是以拉拢为主的。比如2001年两国的陆上勘界协议再次明确了俄对乌既有领土的尊重，试图打消乌克兰人对俄野心的顾虑，而乌克兰人也确实在05和08年两次以大比例否决了加入北约的公投。但更重要的、乌克兰的发展问题，是大帝无论如何也给不了的，因为俄罗斯自己就成了纯粹的能源输出国。更加令人难绷的是，在阻止乌克兰“西向”本已不易的情况下，大帝打算对输乌天然气大幅提价了！这种短视行为直接导致之前本已脆弱的兄弟情谊迅速崩塌，在经济上融入欧洲开始成为乌克兰的主流意识。

其实事已至此，俄乌关系也并非注定走向敌对、已无转圜余地。2010年乌克兰立法宣布自己为不结盟国家，本已彻底断了加入北约的念想，乌克兰仍可做为俄、欧之间的缓冲。如果大帝能够接受乌克兰的自由发展权与中立国地位，说不定乌反而会成为加强俄欧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因为这种情况对乌最为有利，何乐而不为呢？显然，这并非大帝想要的结果——重新把三个罗斯攒成一个罗斯，重现沙俄昔日荣光才是大帝的终极目标！因此，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乌克兰任何与俄的疏离行为都无法被容忍。大帝必须有所行动了，办法就是——扶持、控制亚努科维奇本人。要说这种颇具克格勃色彩的干涉方式确实是最简单高效的，但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对政治还处于麻木状态。可惜乌克兰并不是，拒签乌欧联系国协议、重新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绑定这种逆天操作直接导致了2014年的广场革命，而亚努科维奇可耻的临阵出逃也终结了大帝和平统一三韩的念想。

窃自以为，2014广场革命后不久俄即占领克里米亚应该是一种应激反应，再次暴露了大鹅“拼命占便宜、宁死不吃亏”的民族秉性。然而，这显然也是个短视行为。此时的大帝其实完全可以重演“布拉格之春”的故事，挥师直捣基辅，以恢复宪法秩序的名义军事扶持亚努科维奇复辟。毕竟亚努科维奇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民选总统，而且与8年后的那次情形不同，此时的乌军总兵力仅十多万人，根本无力、也不会阻止。既然控制乌克兰的野心已被看穿，那就干脆扶持个傀儡大大方方地干。而贪便宜抢地盘的结果，就是让本来处于散装状态的乌克兰人的国家意识骤然觉醒，大鹅从兄弟从此变成了死敌。

至于2022年开始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我愿称之为大帝的一种“后悔反应”，即对2014年仅仅抢了克里米亚显然是不满意的，这离自己的宏大抱负实在差了太远了。所以，在做了自认为充分的准备后，决心来一次彻底解决，就像大帝自己说的——乌克兰做为一个国家本不该存在。但是结果就像本文的标题，乌克兰成了堵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坚实堡垒，大帝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总而言之，俄乌关系走到今天这步田地还是挺让人唏嘘的。但问题是，有几个与大鹅打过交道的国家没走到这步田地？而且越是与大鹅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的越是让人唏嘘，这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大帝完美诠释了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性格、秉性，如何与俄打交道，研究大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