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侵略戰爭道歉為何這麼難?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日本國民的集體意識更偏向集體脫罪，這與日本自民黨主導的政府、傳媒、周邊的國際形勢和知識分子的反思有莫大的關係。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將隆重舉行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大會，屆時也會有盛大的閱兵儀式。

之所以將9月3日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因為日本天皇雖然在1945年的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但到9月2日日本政府才正式簽署投降書。

當時的國民政府於次日下令舉國慶祝三天，並從1946年把9月3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新中國成立後，曾短暫將8月15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但1951年開始，又重新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每年的9月3日。

二戰結束後，中國和南北韓等受侵略的國家一直希望日本能對侵略戰爭有深刻的反省和道歉，但日本國內卻長期對戰爭存在不同看法。特別是近些年日本社會的右翼保守化傾向加劇，不要講為侵略戰爭的行為作深刻道歉，日本政府甚至連「反省侵略」都不願說出。

從1995年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戰後50周年談話起，日本首相每十年都會配合終戰日（8月15日）發表談話，包括2005年的小泉純一郎和2015年的安倍晉三。從談話的態度和反思程度看，來自社會黨的村山富市最誠懇，後來60周年和70周年時小泉和安倍的談話則在語調上逐步淡化對戰爭的反省。

認為帝國爭霸毋須道歉

日本現任首相石破茂其實是自民黨中比較偏向進步史觀的人物，在戰後80周年之際，他其實也想發表一次首相談話。但是由於其現在權力不穩固，自身地位搖搖欲墜，加上黨內的右翼勢力施壓，缺乏條件發表一份官方的首相談話。因此石破茂在計劃發表一篇非官方形式的個人見解，但即便是個人見解，他也不敢在8月15日當天發表，拖到現在都沒發表。

那麼，究竟為什麼讓日本就侵略戰爭道歉這麼難？

如果站在日本過去軍國主義者的觀點上，當時的侵略戰爭對他們而言只是帝國主義戰爭而已。為什麼英國人侵吞印度、滅亡緬甸王國的時候都不需要道歉，而日本佔領中國和朝鮮半島就要道歉呢？這些軍國主義者認為這都是當時的帝國主義爭霸而已，日本沒有必要道歉。

但這其實忽略了一個重要節點，即一戰結束後整個國際秩序規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十九世紀時，帝國列強在世界上瘋狂瓜分殖民地，也滅亡了很多國家。但到十九世紀末期，非洲、亞洲、美洲的殖民地基本被瓜分完畢。

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帝國列強瓜分殖民地時產生了激烈衝突。一戰結束後，列強之間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兩敗俱傷。

在美國的推動下，國際規則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實際上標誌武力殖民時代結束，並提出了「民族自決」的主張。所謂「民族自決」是指處於外國奴役和殖民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有自由決定自己命運、擺脫殖民統治、建立自主國家的權利。但是作為戰勝國的傳統列強英國和法國不願意放棄殖民地，便以殖民地人民還不具備自我管理能力為由，搞出了「委託統治」的概念，變相地保持他們的殖民地。

儘管當時殖民地格局沒有根本改變，但是一戰後的國際法理有重要變化，即列強不能再去武力侵佔領土和掠奪新的殖民地。譬如一戰後，土耳其和德國原有的殖民地雖然還是被英國和法國瓜分，但都是以「委託統治」的名義，而不再是使用武力搶奪。這實際上算是一戰的成果，也是國際規則秩序的一個重要變化。

以小博大贏中俄後心雄

然而，日本恰恰是後起的帝國。在日本崛起時，世界上能被殖民的地方基本都被瓜分完畢，剩下能打的主意就是朝鮮半島和中國。但當時的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公認的主權國家，所以日本再對中國發動戰爭就不僅僅是搶佔殖民地的問題，而是明目張膽地破壞一戰後建立的國際規則和新秩序。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侵略中國的時候被國際上公認為侵略戰爭。

但是要真正理解日本為什麼不願意在戰後道歉，還要從日本的角度探討和思考，其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日本怎麼會從一個「比較正常」的帝國列強之一變成一個激進瘋狂的帝國。

日本本身是一個資源極其匱乏的國家，有通過向外擴張攫取外部資源的天然動因。傳統的日本社會階層中，下層武士和農民是重要一部分，倒幕運動之後新工商階層開始崛起。考慮到傳統的下層武士和農民需要尋找新出路，倒幕運動領袖西鄉隆盛在那時就已經積極主張對外擴張，所以日本其實具有向外擴張侵略的傳統。

後來為什麼激進派愈來愈佔上風呢。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在擴張過程中，日本不斷以小博大取得成功，其內部也逐漸形成以下克上的風氣。所謂以小博大，一個典型例子是中日甲午戰爭。如果純粹從海軍戰艦噸位和裝備來看，中國還是優於日本的。特別是中國當時擁有兩艘從歐洲進口的、亞洲唯二的德製鐵甲艦，即「定遠艦」和「鎮遠艦」。其實日本當時也向歐洲訂購了新型戰艦，但日本甚至不等新裝備到位，就藉着與朝鮮的衝突急着發起與中國的戰爭。儘管是冒險主義下的行為，但日本在甲午海戰中大獲全勝，實現了以小博大。這個結果鼓舞了日本的軍方勢力。到後來也促使其主動挑起日俄戰爭。

十年之後，這種以小博大的戰爭模式再次出現。當時尚未完全完成工業化的日本就主動發起了對俄國的戰爭，其原因是1904年沙俄即將修通西伯利亞大鐵路，僅差貝加爾湖有一段鐵路尚未接通，日本軍方的判斷是要在沙俄鐵路修通之前發動戰爭，避免俄國將來通過鐵路將軍隊從歐洲運輸到遠東。因此，在冒險主義驅使下，日本又用先發制人的策略挑起對俄戰爭，並再一次大獲全勝。這些勝果進一步助長了日本的冒險擴張主義勢力，推動其在日本國內不斷抬頭。

以下克上立功成「英雄」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效仿西方憲政體制頒布了憲法，也設立了國會。1920年代大正天皇時期，日本還一度出現過比較寬鬆的政黨政治氣氛。但由於政黨內閣在1929年應對經濟大危機時的失敗表現，令軍部勢力抬頭。最典型的是1931年，日本關東軍的中級軍官石原莞爾在未得到日本軍部本部同意、甚至沒有關東軍高層同意的情況下，就私自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採用以下克上的手段逼迫上方認同。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後，石原莞爾一度成為日本國民心目中的「英雄」，社會氛圍推動激進勢力更加猖獗。

石原莞爾在日本佔領東北之後主張優先消化「滿蒙」，反對發起與中國的全面戰爭。但很諷刺的是，恰恰是他私自發起事變的行為激勵了許多下層軍官，令他們想通過效仿石原莞爾以下克上的模式建立軍功。包括標誌着全面抗戰爆發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也是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下層軍官和士兵發動的。而石原莞爾當時反對與中國全面開戰，因此被很多日本軍官嘲諷稱，「七七事變」不過是效仿石原當年「九一八事變」的作法。

其實在「七七事變」的前一年，日本陸軍的部分「皇道派」軍官率領士兵在東京發動過一場刺殺多名政府高官的政變（史稱「二二六事件」）。儘管政變最終失敗，但事後卻僅有少量的政變參與者被處刑。在那之後，日本軍方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大增。

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國內的激進主義愈發極端，從上到下都進入一種失控狀態。東京大學教授加藤陽子所著的《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一書對此進行過深入分析。而國內激進主義的失控令日本更加瘋狂，在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國力遠遠遜於美國的情況下，仍然於1941年發動對美國珍珠港的襲擊。其實，這種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辦法與其過去幾十年在此策略下所取得的成功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日本二戰後被美國佔領，接受了所謂的和平主義後，日本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

雖然都是二戰戰敗國，但日本與德國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德國是在1945年5月投降，那時盟軍佔領德國後對納粹政府做了徹底清算。但日本直到8月份才投降，而那時的國際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冷戰的陰霾已經出現，美國在戰略上開始將蘇聯作為其最大對手，美國開始有意識扶植日本作為對抗蘇聯的前沿。

獲美扶植輕判甲級戰犯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雖然清理了一批日本戰犯，但保留了日本的天皇體制。而且很多戰犯在戰後幾年陸續被釋放，甚至岸信介這種被以「甲級戰犯」身份逮捕的人還當上了後來的日本首相。由於美國並沒有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進行徹底的清理，日本戰前和戰後的政權實際上存在一個人員的傳承。這種傳承導致日本和德國對戰爭的看法很不一樣。

在日本內部看待二戰的觀點中，主要有英雄敍事、受害者敍事和加害者敍事三種，日裔美國社會學家橋本明子在其《漫長的戰敗》一書中進行了深刻分析。所謂英雄敍事是強調陣亡的國家英雄的故事，聲稱今天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過去那些犧牲之上的，將注意力從挑起戰爭的罪責上轉移開。

受害者敍事是強調日本在戰爭中的受害經驗，如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塑造「日本人民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加害者敍事則強調日本作為戰爭加害者的角色和歷史責任，如對中國、南北韓及東南亞的侵略。

雖然現在日本打着和平主義的旗號，但政界和輿論愈來愈傾向於將日本描述成二戰的受害者。

因此，現在日本國民的集體意識更偏向集體脫罪，這與日本自民黨主導的政府、傳媒、周邊的國際形勢和知識分子的反思有莫大的關係。在這樣的環境下，要讓日本主動自發地為戰爭責任懺悔，恐怕不太現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