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十城记（一）孟买折叠（2）

达拉维改建项目

不过呢，达拉维的整体改建计划现已被印度首富阿达尼的集团拿下，并于2024年9月奠基开工。这个项目预算30亿美元，计划用7年时间打造一个“贫民窟转型示范区”，重新安置贫民窟的居民，保留达拉维“产业文化”的同时支持其进行产业升级。

我仔细研究了这个项目的数据，且不说这项目能否按照PPT上所承诺的做成，就算做成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示范项目”进行推广。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财阀赚得盆满钵满、政府赔本赚吆喝、民众承担社会成本的项目。

话说达拉维贫民窟实际占地总面积2.17平方公里，合535英亩，改造项目规划涉及到的核心区域为375英亩（约152万平方米），根据《贫民窟康复法》可以在现有贫民窟地块上进行强拆，无需额外征地。

但是呢，我前面就说过达拉维的人口多达125万，把贫民窟拆了肯定得要安置好这些人啊，否则等于逼着他们去别处建立新的贫民窟。而且这125万人里有个先来后到，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同样的安置待遇，所以政府的政策是这样的——以家庭为单位，2000年1月1日前就在这里定居的家庭大约有6万户左右（约34万人），这些家庭可以免费获得一套带独立厨卫、350平方英尺面积的安置住房（合32.5平方米）——达拉维贫民窟家庭户均人口为6人，也就是说，人均能分到5个平方；2000年至2011年期间迁入的4-5万户家庭（约20万人），则能以75万卢比（约合7万人民币）的补贴价购买这样一套住房；2011年之后迁入的家庭（约30万人），可以通过“租赁转产权”的方式获得住房——每月付房租，住到一定年限房子就归你了，相当于分期付款。

大家别小看这只有32.5平米的鸡肋住房，如果按照达拉维这个地段的商品房估价的话，大约需要150万人民币左右，是贫民窟居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所以尽管安置房属于有限产权房（跟我们中国的经适房一样，理论上在规定年限之内不得交易或出租），申请者仍是有如过江之鲫，光是审核这些家庭的资格就是个大难题，指不定得搞几年。要知道印度人偷奸耍滑钻空子的本领举世闻名，核查部门需要挨家挨户深入走访社区进行调查取证，确定他们究竟在这里住了多久；达拉维另有大约20-25万人属于“黑户”，事实定居在这里，但没有水电账单、户籍等文件证明，他们需要通过司法申诉流程争取资格，又是一项耗费无数时间和人力的工作……

然后吧，把一百多万人拆迁了再重新分配住房，光是达拉维可征收的375英亩地皮根本不够啊！整个项目的开发总面积是968英亩，其中包括45%的住宅用地（435英亩，包括安置房和商品房）、25%的商业用地（242英亩）、20%的公共设施（194英亩，包括医院、学校等）、10%的公共绿地（97英亩）。额外的593英亩土地中，有大约60%（356英亩）为政府储备用地，剩余的40%（237英亩）需要政府出资征收——光是这笔征收金预算高达9.6亿美元，占项目总预算的32%。在印度，征地历来是个多方博弈的大难题，2024年9月开工的时候征地只完成了30%，跟印度高铁一样，这个项目完全没有工程的前期验证阶段，都是边施工边征地边修改方案。

换言之，通过这个达拉维改造项目，阿达尼集团可以利用“公私合营”的框架获取大量政府储备用地以及征收来的土地。

▲航拍俯瞰达拉维，注意看右下角的河道

▲如果达拉维成功实现改造，那么这些照片都将成为历史

▲达拉维靠近西线城铁的边缘地带

印度首富阿达尼和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基情”是人尽皆知的秘密，我曾经看过一幅讽刺图片，上面例举了一些世界顶级富豪的资产（Asset），比如扎克伯格的资产是Facebook，贝索斯的资产是亚马逊，而阿达尼的资产一栏赫然写着“印度政府”——言下之意印度政府是他们家的“私人财产”。

我以前在文章中专门分析过——由于印度的制度性腐败问题，国家能力太弱，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劣质而低效；与此同时印度也不信任海外资本，因此想要搞经济发展不得不仰赖当地私人财阀的力量，形成了裙带资本主义，其典型案例就是一直被莫迪政府所称道的“古吉拉特模式”——政府以“发展”为名，通过法律和政策工具将公共资源定向输送给财阀，让财阀来经营；政府有了账面上好看的经济数字，而财阀则借机完成了掠夺性积累，大部分的成本由国家、生态环境、民众所承担。

在古吉拉特时期，阿达尼曾多次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获得大量土地——比方说蒙德拉经济特区项目中，莫迪以“国家战略项目”的名义，把市场价每平方米1100卢比的土地以1.32卢比的价格卖给阿达尼，差价近一千倍。后来有人算过，光是这一宗交易，邦政府就损失了6546亿卢比。但政府其实不傻，这些土地如果白给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国有企业来开发，猴年马月都搞不出成果，到最后也是落得国有资产流失；而通过财阀的投资和开发，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基建、提高就业和税收，另一方面政客也能获得财阀的政治献金，确保自己在选举中的优势。

这种合作模式当然不可能皆大欢喜毫无代价，首先，官商勾结会严重伤害社会公平，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民众被作为筹码牺牲掉；其次，巨头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垄断模式，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市场缺乏良性竞争；第三，财阀获得项目后会依靠政府担保获得大量贷款，其高企的债务不可避免会有爆雷的隐患……

达拉维改造项目，正是政商勾结的“古吉拉特模式”从区域扩张到全国的标志。

话说2019年这个项目招标的时候，一家迪拜公司曾以8.71亿美元的价格中标，阿达尼集团当时出价为5.48亿美元。结果2020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毁约宣布投标作废，理由是该项目的土地征收费用在投标期间大幅增加（多了800亿卢比征收铁路用地的成本），需要重新招标——然而2023年在地价上涨了30%的情况下，阿达尼集团重新中标时的出价却只有6.14亿美元（另外追加了280亿卢比铁路征地的补偿），还不如迪拜公司的8.71亿。事实证明，印度政府确实就是阿达尼家的“私人财产”——被毁约的迪拜公司还为此起诉了马邦政府，印度的反对党则向执法部门投诉了阿达尼集团涉嫌欺诈和操纵，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也能从侧面看出，贫民窟改造暗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才会如此不惜代价地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

将贫民窟拆迁并重新安置居民这种做法听起来很美好，但由于达拉维本身拥有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所谓的对达拉维进行“产业升级”，只不过是淘汰落后产业的委婉说辞，多达75万需要被安置到其他地方的居民事实上会失去他们原先的谋生方式。我以前参与过扶贫项目，扶贫的关键正是在于提供产业生态，要用“造血式”扶贫取代“输血式”扶贫，光是给钱给房子不可能长久。贫民窟改造看起来好像是“扶贫帮困”，却干这种砸人饭碗的事儿，压根儿没有作长远的打算。像阿达尼这种资本家拿下这个项目绝不是为了搞慈善，提供一部分安置房只不过是他获得土地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能够在贫民窟产业升级中受益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贫民都需要另谋生路。

从根本上来讲，贫民窟改建项目相当于把原来高度折叠的城市进行展开，然而空间不可能凭空被创造出来。单单改建一个达拉维，政府就需要补贴额外593英亩土地才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安置所有的居民，你假如看一下孟买的卫星地图就会发现，孟买所有贫民窟的面积加在一起，至少有4、5个达拉维那么大。在之前的一些贫民窟改造项目中，那些被强制迁走而又没有资格获得安置房的居民，只好迁入其他贫民窟，或者索性在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新建一个贫民窟，根本没有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在孟买街头，可能你走着走着就会闯进一座贫民窟——这些棚屋社区就像培养皿中的细菌群落，可能出现在孟买任何地方，并且自发地生长繁殖。所以这个项目不管成功与否，都不可能在全孟买乃至全印度推广——项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达拉维这片高价值土地的开发权，而不是真的要为穷人谋福利。

▲深蓝色区域为达拉维

▲孟买不同区域贫民窟人口比例，深红色意味着60%以上的人都住在贫民窟里。这一数据是2001年的，现在的情况不见得好转很多，因为孟买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

色彩革命救赎“破窗效应”

相比之下，孟买的Chal Rang De贫民窟艺术改造项目，却使用极低的成本立竿见影地改善了贫民窟的居住环境。

Chal Rang De是印地语，意思是“一起来涂色”，是一个2016年由民间发起的项目，旨在通过色彩美学重构社区认同，突破了传统贫民窟改造的空间局限性。具体实施的方法，首先游说涂料品牌公司赞助涂料，然后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志愿者，和当地居民一起用这些涂料将贫民窟粉刷一新，并创作各种大型主题壁画——说白了就是走“网红“路线。

有人可能会觉得，粉刷又不能让贫民窟空间变大，能有啥用？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项目真的肉眼可见地提升了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质量。

大家应该知道，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当某处的一扇窗户被打碎且未及时修复，就会传递出一种“无人管理”的信号，使人们感到该环境缺乏秩序和安全感；这一信号会诱发更多破坏行为的发生，如进一步破坏其他窗户、偷窃甚至犯罪。实验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社区的环境被忽视，例如乱丢垃圾或涂鸦未清理，居民可能会逐渐失去对环境的责任感，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贫民窟破旧的房屋、脏乱的墙面、糟糕的公共卫生是一种天然的“破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肯定也不会想要去维护和改善，只会破罐子破摔加剧环境恶化。

“一起来涂色“项目正是通过主动修复“破窗”——美化墙面和环境——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阻止进一步的破坏。贫民窟被粉刷一新之后，居民开始主动维护环境，不再随地吐痰，甚至主动参与墙面的维护，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良性循环。根据孟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跟踪研究发现——通过涂色项目改造的贫民窟，墙面污损率从67%降低到了9%，居民“社区归属感"评分从2.1升至4.3（5分制）；青少年辍学率下降29%，家庭暴力报案率减少43%，公共空间冲突事件降低68%……

粉刷贫民窟带来的“网红打卡”效应，自然也带来了工作机会和相关旅游产业的收入。当地居民除了可以担当向导解说之外，还能做一些手工艺品来卖，妇女就业率从18%上升到41%——这种由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所产生的驱动力，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维护环境的意愿。

“一起来涂色“项目最先试点的贫民窟是孟买国际机场东边的阿萨尔帕贫民窟（Asalpha），这片地区有着连绵起伏的丘陵贫民窟，其总体规模比达拉维更大，坐飞机从孟买起降时都经常能够看见。当我得知这一项目后，便专程前往阿萨尔帕一探究竟。

阿萨尔帕这一片区的贫民窟形成于1970年代，原来满坑满谷都是棚屋。2008年修建孟买轻轨线的时候，不得不拆除了2300多户居民的棚屋，才使得轻轨线得以从这里穿过，现在从阿萨尔帕站的轻轨站台上就能看到阿萨尔帕贫民窟那五彩斑斓的山头。

阿萨尔帕这种高低落差的地形，使之天然拥有“网红”体质。走进阿萨尔帕，有种国内创意产业园区的既视感，除了缤纷夺目的色彩之外，还随处可见因地制宜、极具创意的艺术涂鸦，非常值得花时间在这里浏览探索。印度人民对于色彩的搭配运用似乎是他们的一项“种族天赋”，与儒家文明圈克制的东方素雅美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在印度许多地方都见过他们以极其明亮艳丽的色彩装饰房屋，然而神奇的是这些高饱和度的色彩看起来居然并不俗气，让那些陈旧破败的房屋得以破茧重生，焕发出新的活力。

但是孟买高温高湿的气候，伴随着海风中夹带的盐分，并不适合涂料的长期保存。阿萨尔帕是2017年底粉刷的，而我2018年底去的时候，墙面上的乳胶漆已然显得斑驳陈旧，墙面的霉变更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如何对这些彩绘进行长期维护，是“一起来涂色”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这个项目规定每36个月要给50%的墙面重新上色，并制定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阶段完成色彩的覆盖，第二阶段要通过主题壁画来探讨“环境污染”、“平等”等社会议题，而第三阶段则打算引入AR增强现实，可以用手机扫描墙面触发居民故事的投影，与“贫民窟数字记忆库”联动。

阿萨尔帕的成功经验因其可控的低成本，很快在孟买遍地开花，沃利渔村（Worli）、丹达渔村（Khar Danda）、沙逊码头（Sassoon Dock）等地也纷纷效仿。

▲阿萨尔帕轻轨站上看这座色彩鲜艳的贫民窟

▲阿萨尔帕全景

▲站在阿萨尔帕看轻轨线路，难怪当年要拆除2300户居民，这条线路完全就是从贫民窟中穿过的。然而轨道交通似乎并未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走进阿萨尔帕

▲彷佛进入了一个艺术园区

▲遇见不少印度当地的游客

▲这个贫民窟的环境出奇的好，不知道的话真以为是旅游景点

▲随处可见因地制宜的艺术涂鸦

▲贫民窟居民非常爱猫，可能养猫是解决鼠患最高效的方法

▲这里沃利渔村的彩绘，比阿萨尔帕差了一个级别

▲沃利渔村

▲连鸡窝都五彩缤纷

▲墙上的手掌印应该是洒红节时候留下的

▲插一幅达拉维的涂鸦——贫民窟里的城堡梦

▲孟买最惊艳的涂鸦是在沙逊码头，可惜我没有去过那里。以下几张都是网上找的沙逊码头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图片来源：网络）

▲你不得不承认，印度人确实有些艺术天分（图片来源：网络）

▲（图片来源：网络）

▲印度人对于色彩搭配的能力，是我见过最出色的。一些非常俗气的颜色，就是能被他们搭配得很好看（图片来源：网络）

不过有这么一个贫民窟，即便没有涂脂抹粉，也足以“艳压群芳”，那就是在“贫民窟观光项目”中能够与达拉维平分秋色的千人洗衣场——Dhobi Ghat。

种姓社区千人洗衣场

在传统上，印度的种姓是跟职业相绑定的，Dhobi正是一个专职洗衣服的种姓，字面意思就是“洗衣工”，源自印地语Dhona（洗涤）一词。在种姓分类里面，洗衣服、熨衣服等职业都属于贱民种姓，因为在“洁净-污染”二元对立的印度教中，接触他人污秽衣物属于"污染性劳动"。而Ghat则是一个在印度被广泛使用的地名后缀，有河坛、台阶的意思，所以Dhobi Ghat直译过来就是“洗衣河坛”——传统上人们都在河边洗衣服，于是“洗衣河坛”（Dhobi Ghat）便成了洗衣场的代名词。

Dhobi在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贱民种姓群体，比方说印度最为贫穷落后的比哈尔邦，有18%的人口是Dhobi种姓，也就说这些人祖上都是以洗衣为生的。我在印度很多地方都见过这些Dhobi洗衣工，他们通常就在河里捶打漂洗衣服，还架起大锅用碱水煮衣服，然后把洗好的衣服直接晾晒在露天的河滩上。对于这样的做法，我之前总有几点疑问——第一，那么多衣服混在一起洗，洗得干净吗？他们搞得清楚谁的是谁的吗？第二，那些“洁净”的高种姓把衣服给这些“不可接触”的贱民来洗，难道不担心他们的衣服被贱民接触过之后受到污染吗？

▲阿格拉红堡外的亚穆纳河畔，是我第一次见到洗衣工的地方

▲他们直接用河水洗衣服，然后晾晒在河滩上

▲印度传统手工洗衣的观赏性很强

关于前一个问题，有道是“隔行如隔山”、“行行出状元”，洗衣服这件事儿看似谁都会，在实际上是个技术活儿，所以才会需要专门的干洗店。Dhobi种姓世世代代以洗衣为生，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关于洗衣的一切知识，个个都是洗衣专家。通过家族内部的口传心授，对于不同衣料的分拣、洗涤、熨烫、上浆、染色等技术都有自己的心得。他们不需要识字，就能够用108种符号组合标记衣物来源，准确率高达99.7%；他们掌握了大量“洗衣秘籍”——如何配比苛性钠、如何浆洗、如何用芒果叶的汁液去除血渍、如何通过捶打的声音判断衣料质地密度……反正吧，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关于后一个问题，那可有意思了！有一年我坐火车去瓦拉纳西，在火车车厢里遇到一位看起来非常优雅知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老太太，跟她讨论了一下关于恒河污染的问题。她说你不能从物质层面上去看待恒河，恒河的洁净是精神层面上的。于是我就知道了，在印度教构建的“洁净观”理论体系中，将污染划分为了物质污染（Śarīra）与精神污染（Ātman）两个层面，前者具象后者抽象，比如所谓的“霉运”就是一种精神污染——高种姓的婆罗门祭司可以通过洒圣水、咏唱经文等仪轨，消除精神层面上的污染，而物质污染的去除则恰恰需要以贱民为媒介。贱民通过他们的工作——比如洗衣服——可以实现污染物的物理转移，并在这一过程中吸收了这一“污染”。比如Dhobi种姓内部有一个亚种姓Raj Dhobi就是专门洗贵族和祭司衣物的，他们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污染吸收者。打个比方来说，贱民在印度教社会的作用就好像是马桶刷，你没有这玩意儿清洗不了马桶，但你绝对不愿去碰马桶刷的刷毛。那么贱民凭啥心甘情愿成为这种“吸收污染”的工具呢？在印度教的世界观里，人都是因为带有“罪业”才会成为低种姓或者贱民，宗教教义承诺“马桶刷”只要安安分分干好“刷马桶”的本职工作，就能积累功德消除罪业，下辈子就可以不用再当“马桶刷”了（我要说明一下，这其实是修正后的教义，早期教义中只有前三个种性属于“再生族”，首陀罗和贱民被排除在种姓轮回之外）。

孟买的千人洗衣场，恐怕是全印度最有名的Dhobi种姓社区。这个地方居住了来自300多个家庭的7000多名洗衣工，大部分是Dhobi种姓，所以“千人”一词绝无夸张。对这些洗衣工来说，生活和工作的界线十分模糊——洗衣场就是家，家就是洗衣场。我真的很难想象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你如果要追问他们的人生意义，唯有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一辈子的衣服……而千人洗衣场里面真的就生活了这样一群人。

想要进千人洗衣场，要先给看门大哥交“保护费”。按照2020年的行情，每个人头至少得付500卢比，这个价钱赶上印度那些世界文化遗产景点门票了。团队人数少的话可能会更贵，而人多可以跟他砍价，但由于其垄断的性质，砍也砍不了多少，反正你爱看不看，他们收费的规矩不能乱。

其实从玛哈拉克希米（Mahalaxmi）城铁站出来的天桥上，就能看到整个洗衣场——前景是层层叠叠的棚屋和晾晒衣服，背景是孟买的高层住宅楼，显得十分魔幻。那些嫌“保护费”太贵的游客，会直接在路边看一下拍个照片，好歹也算是来这里打过卡了。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路边那个最佳“观景点”，居然修起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颇有一种在动物园看猴山的感觉。不知道下面洗衣服的那些人作何感想——以印度人那种热衷于被拍、毫无隐私观念的性格，他们大概还觉得挺荣幸的，自己就好像舞台上的明星，那么多人来看他们。

这个观景台其实完全可以搞成收费模式——像云南的金沙江大拐弯和梅里雪山一样，造个墙把公路边的最佳观景点围起来，买票才能进。但印度人显然没到这么不要脸程度，没在这种事上动歪脑筋。观景台可以拉动旅游经济，方便了小商小贩兜售旅游纪念品。我那次去的时候，碰到一个男的在卖孔雀尾羽团扇，他见到我们居然开口说出了十分生涩的中文——“孔雀毛，孔雀毛”，拿腔拿调还把“毛”读成了第三声，把我们给笑疯了。谁说印度人不努力？人家明明就很努力去学过中文。

▲千人洗衣场是罕见的“同心三角”布局

▲在观景台拍摄的洗衣场全景

▲这个观景台是2019年左右修建的

▲观景台的支架在洗衣场里面，应该是洗衣场决定修建的？洗衣工似乎毫不在意生活在观景台的凝视下

我个人会推荐交“保护费”进去参观，观景台上除了拍一张所有人拍出来都一样的打卡照之外别无所获，而如果交了“保护费”，看门大哥会指派一个向导，带着你参观并讲解不同的区域。进去就会发现，这里确实需要向导才行，因为千人洗衣场本质是一个生产场所，你要是自说自话在里面到处流窜，影响人家工作不说，万一丢了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一两个人流窜或许影响不大，但大家要知道中国那些成群结队的摄影老法师们战斗力有多强，把相机怼人脸上叫人家还怎么干活？收点保护费一来能设置门槛，二来也能让参观拍摄更为有序，三来按照看门大哥的说法，收这个钱他们是用来进行社区建设的，也算是“扶贫帮困”吧。

千人洗衣场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孟买城市化初期，妥妥的百年老字号。那会儿孟买还远没有如今的规模，如果说达拉维是田林新村，那么千人洗衣场的地段相当于上海的静安寺。英印殖民政府于1890年系统性规划建设了这个地方，采用了罕见的三角形嵌套布局——咱们同心圆、回字形的布局见多了，用一层层三角形围起来的“同心三角形”还是头一回见。正是因为这种非常规的布局，走在其中完全没有方向感，很容易迷路。

千人洗衣场配备了混凝土清洗池与花岗岩洗衣石，其建设理念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洗衣工厂"模式，同时针对印度的特殊情况进行了本土化——改用人力替代蒸汽动力以降低成本，并遵照种姓分工制度，由Dhobi种姓家族垄断经营权。Dhobi洗衣工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洗衣池，形成代际传承的封闭行会体系。

一百多年来，千人洗衣厂经历过了几次时代的变革。起初这个地方只有Dhobi种姓，只为英国驻军、东印度公司职员及帕西富商提供高端洗衣服务；印度独立后，孟买市政局颁布《洗衣服务民主化法案》，打破种姓垄断，允许非Dhobi族群参与经营，于是千人洗衣场的经营得以扩大，连穆斯林也驻扎进了洗衣场，专门为穆斯林群体提供“清真洗衣”服务。1970年代，千人洗衣场的服务一度覆盖了孟买一半人口，然而随着家用洗衣机的普及，来自家庭的衣物逐渐减少，他们只好将主要业务转向酒店、医院、社区洗衣店、餐饮服务商、服装经销商、婚庆公司等行业。

千人洗衣场给人最直观的第一印象就是蔚为壮观的晾晒衣服场景，这些晾衣绳连接起来总长18公里，每天要晾挂重达45吨的衣物。他们晾衣服的方式值得推广一下——不需要夹子，用两根粗麻绳绞紧绷直，晾衣服的时候把衣角往麻绳之间一夹，收的时候一扯，对衣物的形状完全没有限制，小到袜子大到床单都能这么晾。

印度人手洗衣物还保持了传统的方式，会把衣物甩起来在石板上鞭打，观赏性很强。洗衣场里一共有731个混凝土洗衣池，每天要洗超过10万件各种衣物，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因此经常有印度电影剧组来这此取景，像我们这样慕名而来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2011年的时候，千人洗衣场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最多人同时手洗衣服的地方，当时有496个人一起同步洗衣服。咱们古代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儿是“孟买洗衣场，千人甩衣声”。

千人洗衣场的经营走的是“跑量”模式，单价非常便宜。比方说来自酒店等相关行业的大宗订单，清洗价格低至每公斤15卢比（一块多人民币），散客的“高档”精洗护理清洗每件也只要30到80卢比左右。我看到他们的流程分工十分复杂，包括收件、分拣、预处理浸泡、清洗、晾晒、熨烫等多个环节；业务还包括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包括染色、漂白、消毒……由于处理的量大，收入倒是相当客观。据估计千人洗衣场每年的营业额可以稳定在10亿卢比，如果算上观光、影视取景等衍生产业，可能达到15亿卢比左右（约合1700万美元）。假如按照7000名洗衣工来计算，人均创造约2400多美元的GDP，一点都不给国家经济拖后腿。这里的洗衣工日均工作14到20个小时，属于重体力劳动。不过不同层级的洗衣工实际收入差距很大——管理层月入45000卢比（约合4000人民币），熟练的技术洗衣工月入18000到25000卢比，而底层工人只能赚6000到10000卢比。

现在愿意当洗衣工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这个行业未来的岗位需求也会不断下降。从1980年代起，千人洗衣场就开始逐渐引入用于洗衣、甩干、烘干的自动化机械设备。根据统计，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8%洗衣流程用到自动化设备，而如今已经高达41%，甚至连分拣流程都打算采用智能设备。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洗衣自动化这件事，居然对印度教的教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我前面说过像洗衣工这样的贱民是“污染转移者”、“污染承载者”，在印度教的教义中，这些贱民的肉身才是神指定的“污染物容器”；洗衣机作为无生命的机器，虽然能把脏东西洗干净，却并不属于种姓、业力体系的一部分，不具备吸收和承载污染的宗教功能，因此一些涉及宗教用途的东西（比如祭司的衣服、装饰神庙用的布缦），还是必须要使用人工清洗。

但即便是在印度这样一个传统力量十分顽固的社会，也无法阻挡现代化的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力。比方说，原来传统手工清洗单件衣物成本约3-5卢比，如果用机器辅助，成本可以降到1.8-2.5卢比。受到现代化和自动化的冲击，洗衣工的平均年龄已经从1980年的32岁升至2025年的51岁，或许这一持续百年的“文化遗产”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落幕。

▲千人洗衣场确实是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全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这种手洗衣物的场景，在千人洗衣场里已经越来越难见到，渐渐被洗衣机取代

▲洗衣工的日常居所

▲请注意照片上方的伊斯兰教小旗子，现在千人洗衣场里有“清真专区”，会按不同宗教“分区洗”，

▲给这些衣服分类需要一套专门编码系统

▲千人洗衣场里的童年

▲洗衣场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水

▲这些水应该也是不经处理直接排掉

▲正在往衣物上撒尿的猫

▲千人洗衣场内的卫生状况

▲离心甩干机在千人洗衣场被普遍使用

▲但依然有大量的人工熨烫工作

▲印度人民特别注重衣物的熨烫

▲这种晾衣绳值得推广，可以不需要夹子

▲屋顶上永远都晒满了衣物

▲蔚为壮观的晾衣场面

头顶饭盒的“六西格玛”神话

千人洗衣场创造的“最多人同时手洗衣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应该再也不会有机会被打破了，但这并非孟买唯一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1年，有一个叫普拉克什（Prakash Baly Bachche）的“达巴瓦拉”（Dabbawala）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一次性将三个饭盒板条箱顶在头上，并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将所有的饭盒送到目的地。这个盒饭板条箱可不一般，每个能装45个饭盒，装满饭盒的板条箱我估计绝不少于五十公斤，那玩意儿想要靠自己一个人举起来都难。把三个这样的大家伙顶在头上走街串巷，正是印度人“开挂”的极致表现。

如果说贫民窟是孟买负面的“城市名片”，那“达巴瓦拉”则可算是一张比较正面的“城市名片”，跟千人洗衣场一样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号。Dabba是波斯语中“饭盒”的意思，-wala这个后缀在印地语中很常见，通常代表某件事执行者，“达巴瓦拉”的意思就是送饭盒的人（Tiffinman）。

平时关注印度的人或许曾读到过关于孟买“达巴瓦拉”的鸡汤文——……这些“达巴瓦拉”不依靠任何现代化技术，甚至很多人都不识字，然而却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每八百万个饭盒只会送错一例，准确率和准点率都高得逆天，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通用电气的“六西格玛”（Six-Sigma）管理水平，震惊了哈佛商学院等等……

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被传播的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以讹传讹。

1998年的时候，《福布斯》（Forbes）杂志有个叫苏布拉特（Subrata Chakravarty）的记者采访了孟买“达巴瓦拉”协会（Mumbai Tiffinmen's Association）的主席拉古纳特（Ragunath Medge），问到送盒饭的出错率。主席随口就说了一句：“almost never, maybe once every two months. If we made 10 mistakes a month, no one would use our service.（几乎从来没有，或许两个月有一次。如果我们一个月送错10次，那没人会用我们的服务）”记者按照这个回答，推算出每八百万次或一千六百万次（算上饭盒回收）才会出错一次的结论，然后把这个推算写在了一篇名为《Fast Food》的稿件中，这可能是关于“达巴瓦拉”最早的一篇媒体报道。

2002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记者读了《福布斯》那篇稿件之后，去问这位主席拉古纳特，你们这个协会算不算是一个“六西格玛”组织。结果这位主席压根儿不晓得“六西格玛”是啥，记者告诉他这代表了每十亿次只会发生1.9次错误，那个主席当时是这样回答的：“Then we are. Just ask Forbes.（那我们就是，问福布斯去）”然后这个记者在写稿件的时候就写道——“《福布斯》已将孟买‘达巴瓦拉’协会认证为了六西格玛组织。”

于是“六西格玛”说法就这样传开了，如今“达巴瓦拉”自己的官方网站上（https://mumbaidabbawala.in/），也宣称得到过福布斯的“六西格玛”认证，甚至还把“六西格玛”的字样（6σ）设计在了自己的logo里。然而最初的那个《福布斯》记者苏布拉特后来发表过辟谣澄清，他说《福布斯》从未认证过这所谓的“六西格玛”组织，他也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六西格玛”其实是由摩托罗拉创立、被通用电气推广的一套商业管理工具和流程，压根儿跟“出错概率”没关系。

▲注意看Dabbawala中的红色ba被写成了6σ

▲官网介绍说福布斯杂志给予了“六西格玛”的认证

大家看明白了不？许多谣言的产生，只不过是因为人们不加甄别的夸大和传播——六百万分之一、八百万分之一的出错率，都是“达巴瓦拉”负责人自己随口说的，关于饭盒配送的准确率其实从未有过正式的统计。哈佛商学院确实曾将“达巴瓦拉”作为案例研究，但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以低成本、简单的操作来提供高水平服务；而所谓的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指的是某个小哥头顶三个盒饭板条箱，并不是指这一服务的水准和效率。

我觉得关于“达巴瓦拉”这个事儿，从印度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会更有意思——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业会出现在孟买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

孟买跟上海、香港、深圳一样，早年都是渔村，随着城市的兴建和发展，涌入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印度有个奇葩之处，就是各种忌口多得离谱。如果你坐过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发现他们预定航空餐食时有无比多的选项，正是为了适应不同忌口的人群。南亚这地方由于气候炎热，食物容易腐败变质，本身就有各种饮食禁忌；再加上宗教方面的禁忌，使得他们忌口的原因五花八门——印度教徒出于“奶牛崇拜”的原因不吃牛肉，穆斯林只吃清真食品，耆那教徒不吃任何肉食以及长在地下的蔬菜，锡克教徒不吃任何按清真和犹太教法宰杀的肉类，佛教徒在特定日子不吃葱蒜荤腥……

饮食禁忌还会相互交叉影响，形成了种种个性化的饮食忌口。这些忌口不是靠分餐制就能解决的，连对厨房的“洁净度”都有要求，一些比较教条化的个体会只吃自己家里做的东西。即便在今时今日还有很多印度人不愿意吃外面“来路不明”的食物，大食堂、大锅饭这种形式在印度根本就没法儿搞，自助餐也得把肉食单独分区。

这种饮食禁忌在小农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问题不大，因为过去人们的活动半径一般都在自己家周边，可以顿顿在自己家里吃饭；然而在不同族群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人们来到城市生活工作，无法保证按时回家吃饭，这些个矫情的禁忌就会跟新时代显得不相适应。

结果城市化没能逼迫印度人民摆脱传统饮食禁忌，反而催生出了送饭盒这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