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相关德国史论简记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迎来了历史的拐点。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推动各项政治改革，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引入帝国，以便适应新时代下的统治需求——愈演愈烈的地缘竞争对君主们的财政能力、军事能力和司法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一帝国财政和军事的努力流于失败，但至少他创造了一段时期的帝国和平，并且帝国高等法院和司法体制的革新为帝国的和平秩序提供了一定保障。

    与其他君主国一样，此时的神罗也呈现出中央集权化的趋势。然而神罗的宪政体制不同于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反而更像波兰立陶宛的贵族共和政体，或者同时期已经开始发育的瑞士联邦政体以及之后出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6世纪以来的神圣罗马帝国政体是一套双重体制，上层是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基础上发展出的皇帝与贵族间的人身隶属关系，这套封建制度一直运行到神罗寿终正寝，相形于英法西，皇帝受到更多的体制限制。在下层，王公及其他隶属主体及个人享有较高的自治权，财政税收、军事动员、社会规范的各个方面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完成的。位居下层的地方实际统治者并不享有完整的主权，他们仍然受制于帝国法律与皇帝权威。

    在此后的几个实际里，德国史家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神罗双重体制的本质及对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首先，影响整个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民族史观通常将16世纪以来的近代早期视为神罗的衰亡期。在德国民族史观的视角下，一直存在一个关于神罗的浪漫主义观念，即神罗曾是一个中世纪德意志基督教帝国，宗教改革之后四分五裂的神罗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故而19世纪德国的天主教史家将宗教改革视为中世纪普世主义的终结，民族史家则哀叹德意志的衰败，强大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由此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与分裂之中。不过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新教史家则把宗教改革视为一场德式英雄成就，但除此之外的神罗历史，在他们眼里依然是满目衰败，王公对皇帝的成功挑战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与宗教冲突。

    17世纪之初，宗教冲突引发了三十年战争这场国际冲突，而德国是主要战场。战争对德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战争的废墟上，德意志王公建立起不受限制的绝对主义王权，在民族史家看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赋予了王公们绝对的权利，并规定了皇帝与德国人民的法律地位，这是德国统一进程的最低点。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内，神圣罗马帝国只剩一个老迈的躯壳。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1648年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历史。

    主流民族史家认为，18世纪的两大历史发展为德意志摆脱困境铺就了道路，其一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出现，这个强大的君主国为日后德意志的统一打下基础。其二是18世纪鉴证了真正的德国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期初这一思潮与国家和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让其政治化。德国统一进程与德国民族文化的兴盛在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时统一在一起，继续推进中世纪晚期以来被打断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进程。

   在1945年之前，尽管来自不同地域（普鲁士和南德诸邦）或不同信仰背景（新教或天主教）的史家在历史叙事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民族主义史学视角没有遭遇多少挑战。有必要提及的是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开山鼻祖兰克（Ranke），1864年，James Bryce的《神圣罗马帝国》一书出版，虽然Bryce是个英国历史学家，但是受到兰克及其同时代历史学家的深刻影响，在Bryce的书中，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三个世纪的篇幅只有28页，所占篇幅很小，而在1906年的增补本中，Bryce叙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部分竟然和叙述神罗后期的篇幅一样多。

    德国民族史观常被视为普鲁士德国的“官方”历史，在此之外，非普鲁士出身的新教史学家也曾试图构建替代视角，不过他们从未占据主导。反倒是1815年之后，奥地利和天主教的德意志历史视角提供了理解神罗历史的第二个维度。奥地利史家同样认同1648年之后德意志历史的悲剧性，但他们更着重于凸显普鲁士的“非德意志”特征。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家以来，围绕谁是德意志“正统”的问题，奥地利与普鲁士的龃龉从德意志联邦议会一路延伸到史学家的历史叙事中。不过奥地利史学家更倾向于叙述他们自己的“民族史学”，尽管他们和德国人同文同种，但在奥地利史家的叙事中，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性反而大幅降低，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坚持“大德意志”视角，即把奥地利视为神罗框架下德国的一部分。在1919年奥匈帝国崩溃以后，“大德意志”视角更具政治争议性，特别是在关于德奥合并的议题中。1938年，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Anschluss）之后，这一问题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纳粹德国崩溃之后，奥地利史家再次试图将奥地利历史中的德国维度最小化。在奥地利史家的历史叙述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最后一位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804年为了对抗拿破仑而建立奥地利帝国，自封奥地利皇帝，两年后因为兵败于拿破仑，又被迫放弃神罗皇帝的封号。以此为拐点，奥地利史家在研究奥地利帝国建立之前的神罗历史中，热衷于强调奥地利区别于帝国其他部分的历史要素。

    1806年神罗寿终正寝之后，德意志邦国在拿破仑的军事干涉下扩大自己的版图和主权。1815年之后，经拿破仑之手改造后的德意志邦国成了德意志联邦中的主权国。在这些已经完全独立的邦国中，基于本邦的身份认同思潮风起云涌，人们撤下公共建筑上所有关于皇帝和帝国的标志，类似于奥地利史家的“民族”史观也开始在这些邦国的历史叙事中流行开来，本土史家更愿意强调“符藤堡王国史”、“巴伐利亚王国史”，而非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封地史，神圣罗马帝国则被视为德意志诸邦实现现代政体的障碍。

    1945年之后，伴随着纳粹德国的倒台，有关德意志历史的叙述视角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以往的“民族史观”遭遇了几个新兴历史视角的冲击，并在战后的史学研究中被不断修正。

    将神罗视为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存在的中世纪强大帝国这一理想化想象首先遭到挑战。中世纪晚期历史专家Peter Moraw修正了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家的传统视角，14到15世纪这一阶段并不是帝国衰退和分裂至无政府状态的阶段，相反，这个阶段鉴证了神圣罗马帝国在政府体制和控制能力上的增强，在这个被延迟的进程中，帝国的政治框架逐渐浮现并增强。这一进程在上层的帝国体制和下层的封建领地中同时发生，在15世纪末达到关键阶段，最终导致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封建领主们分别实施的改革运动，尽管皇帝与领主利益相悖，改革内容南辕北辙，但是引发改革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皇帝与贵族们在改革问题上的妥协形成了1500之后神罗的基本政治结构。

    在Moraw的观点基础上，一批德国历史学家进一步延伸这一视角，最终创造出全新的历史视角。他们不再向18世纪的法学家那样把帝国视为一个静态体制，反而将帝国视为一个动态变化中的政治实体。在皇帝与帝国和帝国贵族之间继续延续中世纪封建制度和中世纪法制的同时，帝国也在持续发展自己的宪政体制，在最后的三个世纪中，帝国迎来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转型。

    被之前德国史学家视为帝国衰落转捩点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种动态演化视角下，反而被视为变革的复杂动力。虽然宗教改革造成了德意志土地上的信仰分裂，但它也推动了德国人进一步探索维持政体稳定的有效宪政模式，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即这种探索的产物。之后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仅是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欧洲大战，还是帝国内部宪政危机恶化的结果。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则重申了1555年创设的宪政模式，为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提供了新的政治框架。

    1648年之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创造了力量均势的多国体系，正如后来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为一样，黎塞留的后继者让德意志陷入四分五裂，但普鲁士的崛起打破了德意志的力量均衡体系。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军队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霸权瓦解之后，德意志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意欲填补权力真空的力量不仅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巴登、巴伐利亚、黑森、符藤堡这些传统封建领地全部变成了主权国家。而这正是宪政视角下德意志政治体系转化的重要时期。

    在1990年，东西两德统一之后，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史论变得更富于时代色彩，这一时期的史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以历史学家Georg Schmidt为代表的“统一国家”论，即认为帝国实质上还是一个国家，与英法等君主国的混合王权具有很多共性，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帝国发展出一套避免宗教内战和革命动乱的机制。很显然这种视角受到了两德统一后完整的德意志国家观念的影响。

   其二，还有一部分德国史学家强调德国史的欧洲史性质，进而着眼于帝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政治功能，即认为帝国是中欧的一套法律与和平机制，帝国与皇帝的作用与当今的欧盟类似。也许这一观点可以视为冷战后德版泛欧洲主义的历史背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作用也让德国史家从布鲁塞尔的欧洲总部中依稀看到了帝国的昔日光辉。

   其三，还是Georg Schmidt及其同侪提出的“国家论”，即强调德国现代早期历史中的国家维度，并且重新强调了帝国中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四，德国历史学界还有一种倾向，即强调帝国现代早期历史中各方面的现代性即其成就，比如1555年和1648年取得的两次信仰和平给予个人信仰自由权和财产权，或者司法权的下放与地方自治的促进，以及推动跨区域合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等。

    当然，这些新的理论及研究方法仍颇具争议，尤其是其中包含了太多迎合时代潮流的视角，比如把帝国强行描绘成民族国家，甚至把帝国理想化成欧盟的先驱，异议者认为德国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脱离了历史性。另外还有人诟病德国史家又试图通过民族史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尤其是他们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追溯到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历史时期。

    除了以上观点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研究视角值得一记，这就是社会史和经济史视角。社会和经济史视角在德国史学界还很有“渊源”，起源于二战后的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史学家主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德国在1500后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则被视为一场社会危机，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具有反罗马教廷和反封建的双重属性，而路德的妥协以及对闵采尔等农民起义的镇压则导致了德国社会的再封建化，封建贵族的胜利以及宗教冲突的扩大化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在战后德意志的废墟上，封建贵族推动的绝对主义王权让封建秩序达到了顶峰。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直到18世纪才开始在德意志缓慢发展。启蒙运动带来的反封建意识形态并没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德国在18世纪末缺乏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社会革命，这导致德国在后来发展出了极具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模式。

    虽然马克思主义史论没有产生持久性影响，但其提出的社会和经济史研究视角倒是一个新的尝试。在1960年代，西德史学界同样对神罗的社会和经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系列研究纷纷登场，包括德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德意志地区的社会结构、司法和行政、城市和城镇的发展和作用、非贵族社会群体的作用等。最近，两位历史学家的新作，Peter Blickle的《德国自由史——从中世纪到19世纪早期》和Thomas Brady的《1400年至1650年间的德国史》将社会和经济史研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视角要说一下，即思想与文化史视角，关于德国神学、哲学、文学以及学术体制的历史研究。

    传统史学研究中，在启蒙运动之前，路德及其同侪们的成就遮蔽了所有的光芒，致使德国史家长期不重视前康德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以及很多人怀疑前康德时期，德国真的存在政治和社会思想这种东西吗？1988年民主德国史家Siegfried Wollgast的相关论著成了过去唯一关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研究专著。21世纪以来，这一领域才得到足够的重视，史家Howard Hotson及Martin Mulsow尝试通过全新方法重构前康德时期的思想史叙述，并着眼于天主教思想家的一系列著作研究。

     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歌德通常被视为德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歌德之前的人文主义文化并未得到太多关注。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即便巴洛克文学引发了学界的一些兴趣，但仍未掩盖歌德的光辉。

    关于同时期政治思想的研究则始于1945年，1950年代的政治思想史学者Leonard Krieger和1960年代的学者Hans Maier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关于德国传统与西方根本区别的全新理解，按照他们的理论，德国的保守主义传统注重国家和社会，而西方则具有注重权利的传统。近来，有更多的研究关注帝国政治理论的演进，以及政府概念的发展，比之英法传统，德国的国家理论传统更加包罗万象。这方面的研究包括：Gerald Strauss关于16世纪德意志政治和社会对罗马法观念的引入，Robert von Friedeburg关于16世纪德意志地区反抗非正义王权的自卫观念的研究，这一观念在德国自然法思想家普芬道夫等的文本中的重要性得以明晰，还有Horst Dreitzel关于16世纪到19世纪王权秩序概念的分析，以及Michael Stolleis关于帝国和各封地上德意志公共法传统的研究。

   目前德国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仍是热门议题，不过相关研究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即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整合相关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另外，关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研究还关涉着两大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德国政治传统的问题，即如何以一个现代视角重新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其二，则关乎德意志民族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和自我认同，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那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内涵到底指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