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通过现代化重新创造历史吗？

历史终结论给人一种奇妙的观感，它并不是真的在描述人类历史走向高度均质化，此后的人类社会不会再有任何“变迁”，只有日复一日的“记账”，它更多是在描述人类历史的精神运动经过螺旋式上升最终达到了重点。

这不是弗朗西斯·福山的独家发明，你会在他的书中发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斜长的影子。平心而论，福山的理论水平非常平庸，他不是在开创一种历史解释，也不是在缔造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工具，他只是写出了一系列类似自媒体流量文的东西。只不过他处于一个微妙的时代，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关于政治运动的宏大叙事都已成为过去式，而扩张下的帝国秩序又急需各种意识形态燃料，尤其是需要外邦精神国人的燃料，一如意大利人文学者之于西班牙帝国一般。所以世界上有了福山。

有趣的是，在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念中，历史终结论、末世论，不过就是类似的东西，会周期性出现，因为线性史观会把历史运动想象成一段又一段的“向前”运动进程，当旧的一段无法持续时，意味着人们要出动“搞事”了，这样才能开启新的一段历史。所以末世之中必有妖孽，这是西方历史发展中的特有红利，赶上这波你就能封神封圣，成为先知，当个格雷塔。第二个红利就是福山赶上的秩序扩张红利，赶上这一波就是精神柱石、人类导师。将观念单独抽离出来，与历史现实的变迁组合起来，观测精神秩序的瓦解-重构过程，这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史研究视角，在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中，你可以领略这一历史叙事的全貌。与剑桥学派主要重视历史和文本相比，沃格林增添了一些哲学家和“先知”的气质。

不过呢，这都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人本来不能够理解，因为东方人的历史观念具有循环性，也就是“轮回”色彩，我们的文化中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但一种先验的宇宙秩序贯穿始终，一如四季轮回。这里没有什么过多的神秘色彩，东西方人都从世界经验的直观观测中想象出“天道”，但为何差异如此巨大？不过是历史的现实疏离太多，当希腊和罗马湮灭时，并没有一种新力量能够将“过去”重组起来，西方人在中世纪不断尝试，但是凯撒的皇冠无比沉重，教廷的权杖无力号令天下，大地上的人民四分五裂。这种荒诞不经的现实只会让彼岸观念一遍一遍轮回，却不会让世俗的帝国一次又一次循环往复。

西方的历史进程，即便是到了民族国家时代，都还卡在历史运行力量的“断裂”里，任何一种试图塑造全球性帝国的力量都会陷入长期均衡，最后崩溃，背后原因永远是个迷。

不过今天，我们东方人完全能“理解”福山，我不确定这种“理解”需不需要配一个翻译，翻译一下历史的“惊喜”。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观念中出现了线性史观及其精神秩序的要素。为什么？因为我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用“理性”为自己划设了一个与文明的“自然性”并不相干的目标，并朝着这个目标一路狂奔，这个目标可以是解放全人类，可以是四个现代化，也可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我（官）们（家）认为国家历史的进程会在未来的某一点走向终结，然后实现均质化（长治久安），我（民）们（间）又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会循环往复绵延不绝，自动实现对当前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的延续和超越。这两种观念从历史精神运动的逻辑上看，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除非现代化国家只是社会及相应文明的外壳。

回归现代国家的进程，它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也意味着我们的历史处于线性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西方开启现代化的时间比我们要早，所以当我们今天还在奋力构建现代性，并解决现代性与传统力量的矛盾时，西方早已步入后现代社会，在结构现代性精神秩序与宏大历史叙事的道路上一骑绝尘。这是历史进程先后的路径问题，是不同文明的历史时间差，很难改变，就像日韩越永远无法逆转中华文明镌刻的痕迹一样，时间差是可怕的，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的自我发育进程，除非历史的路径发生了全球性转折。

现代化大概就是这种全球性转折，所有非西方国家被拉入这一历史进程中，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上，保持着与西方的时间差。如果这一线性运动过程是永续的，那么意味着后发国家将不断重复西方国家的道路，最终在历史的重点与早已等在那里的西方国家汇合。但问题是，这是某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秩序”，这不是对客观历史的描述，这是人对历史进程的想象，你愿意相信它是真的，那么你也就会相信历史的终结，最终在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路径通道中亦步亦趋。

但现在，这条路径通道在崩塌，并非由于地缘冲突、全球性政治经济危机这么简单，这些“危机”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显得有些微观。真正在摧毁这条通道的力量，是前后两部分，前面是西方自己，而后面是某个体量过于庞大完全塞不进去，只能不断修正扩容的国家。

西方那几个列强之所以管自己叫发达国家，不谈经济社会建设的量化指标，只能给人以历史进程的终结感。从19世纪开始，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就在理性梦想的剧烈幻灭中走向自我怀疑。在黑格尔之后，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思想家，马克思、叔本华、尼采、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等，他们之所以能为后世铭记至今，源于他们千差万别的思想路径中都包含着同样的气质，那就是对现代性的悲观态度。这种气质影响着19世纪到21世纪的西方，所以我们看着斯宾格勒写下《西方的没落》，而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似乎非常热衷于摧毁传统观念中人和世界的本质性存在形式，进而后现代思潮弥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完成了对以往现代化宏大叙事的解构。

后现代的世界迷梦，折射出了赛博朋克的霓虹想象。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如此，任何形而上的价值都被剥离干净，人是原子态，社会秩序源自一个类似起搏器一样的寡头集团，世界完全丧失了自我组织，进而重启历史的能力。

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预见就是真的，但几乎所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家都异口同声地描绘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现代世界。而他们也试图提出开启新历史的建议，比如暴力革命。后世同样难以证明这是真的，但后世倾向于相信，而非拒绝，这是精神秩序的事情，并不关涉客观历史的某种“真相”。

从这个视角看，现代中国自打被列强拖进现代世界中，就已经沾染上相同逻辑的历史观念，只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始终秉承着实用主义的观念。我们利用现代化，只是为了重启日益衰败的宏大历史叙事，将民族的历史循环延续下去。因为对于东方人而言，历史的崩塌，比下地狱痛苦万倍，意味着万劫不复。所以便囫囵吞枣地把自己套进的现代化的线性进程，并强行添加了民族振兴的目的，要把历史带入一个新的四季轮转中。

这很不合理。暂时不考虑文明的因素，仅看现代化这一层面，新中国的精神秩序建立在一系列反现代的观念之上，有着对现代西方世界天然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把中国带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将中国的精神秩序舒展到全世界具有同样反现代诉求的地方。但这种超然的中国，与未历经现代化的现实中国相互脱节，最终又被现代化拉回应有的进程中。从开始起点，到前后颠倒的进程，注定中国的现代性构建运动根本不可能是线性的，甚至我们无法用一维或者二维的图形去描述这一进程。中国像一个进错历史空间的存在，让整个现代化通道变得扭曲，而西方正在尽头尝试跃迁到新的通道上。

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当我们回到现实问题上，我们发现现代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也知道自己和西方的不同，但是我们无法用二维的语言解释三维的时空进程。这催生了线性学说的压倒性胜利，它们不一定是对的，但却是可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西方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中乐此不疲时，我们一面不理解西方当前的社会进程，一面又为西方塑造的现代化价值激烈争论，但无论怎么争论，通道依然如此，无论它是被扭曲，还是被强拆。

也许这个进程只是漫长文明史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它真的预示着人类的某种共同追求。但无论如何，我们要重新开启历史，我们首先需要能够描述三维时刻的概念工具，如何把循环和线性统一起来，目前人类的社会科学话语中，似乎还不存在这种东西。

人类还未看到现代性的最终后果，只是注意到一些征兆，并且很悲观。跳脱这个扭曲的世界，我们要知道这个通道因何而起。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一种文化、文明的内在必然性、市场是自发的还是人造的，这些要素之间有何联系，马克思和同时代的思想者们究竟形成了怎样的精神结构？似乎只有明晰这些，才能搞清楚中国在一系列偶然性的节点之间来来回回的易辙和往复前进。

不过西方尚且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如果交给中国，会是何种图景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地是，舆论霸权与范式垄断这种事情，往往在于认知水平和工具的限制，突破这一屏障的意义，并不在于吵架要赢，而是会带来构造全新“精神秩序”的凝结核，也就会开启新的精神现象运动。而这正是历史不会终结的源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