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八次临阵倒戈，但他不是民国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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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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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政人物中，冯玉祥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有人说他是民主人士、爱国将军，也有人说他是民国吕布、倒戈将军，甚至在某段时间，“冯玉祥”三个字成为侮辱性的骂人脏话。
冯玉祥的评价之所以两极分化，根本原因在于，他有八次前线倒戈的经历。
我们后世人如何评价冯玉祥，最起码要梳理出真实的冯玉祥，而要梳理出真实的冯玉祥，又必须搞清楚他八次倒戈的前因后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冯玉祥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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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冯玉祥出生在直隶省保定府的穷苦家庭，少年时饱经磨难，但和其他人不同，冯玉祥的穷苦家庭反而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
冯玉祥的祖籍在安徽巢县，其父冯有茂早年在淮军刘铭传部当兵，参与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凭借军功升为哨官以后，又随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最后调回山东济宁驻防。
从军十余年，冯有茂跑遍大江南北，阅历之丰富，超过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人。
此后，冯有茂准备回安徽巢县定居，但因为他不善经营、生活无着，退伍不久又返回淮军，并随军驻扎直隶保定。
正因如此，冯玉祥便生在保定。
那时，淮军非常封闭，兵员和军官都是父子承袭，称为“父子兵”，外人很难进入。如果没有一个当兵的父亲，即便你想参军报国，也不可能进入淮军。
冯玉祥很幸运，父亲冯有茂是老资格淮军，人脉关系深厚，本身又长得人高马大，身体素质良好，所以在1892年，冯玉祥补了一个兵缺，每月能领3两6钱的饷银。
可以说，冯玉祥参军的机会，是其父冯有茂南征北战挣来的。
冯有茂从军数十年，立功无数，职位却难以晋升，根本原因是文化程度不够，还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导致身体和脑子都不行。但和冯有茂不同，冯玉祥补上兵缺以后，随即开始读书习武，很快就成为淮军营中文武双全的优秀青年。
军中懒散成风，很多军官连喊操都不会，故而每哨必须设立一个教习，帮军官喊操。
冯玉祥为得到教习的职位，便每天早起到操场练习。那些喜欢睡懒觉的人听到冯玉祥的大嗓门，非常讨厌，骂他是“外国点心”，这么认真当兵，迟早被洋人的枪炮打死。
但冯玉祥无所谓，整整练了四年，终于成了教习，军饷是普通士兵的一倍左右。
军中训练科目有一项是杂技，专门练刀枪剑戟的用法，还有一项是举石头，锻炼力量。其他人练的时候很不认真，能混则混，冯玉祥却认认真真的练习冷兵器技巧，石头也逐渐举到140斤。
日积月累之下，冯玉祥练出一副钢筋铁骨。
训练之余，冯玉祥还刻苦读书。
补兵缺以前，冯玉祥只读过一年左右的私塾，识字不多，但他见军中战友喜欢听三国的故事，便找来一本《三国演义》，边翻字典边读，硬生生给啃下来了。
后来，他在驻地附近结识了清末翰林王铁珊，经常前去请教文学知识。另一方面，冯玉祥找来《操法》、《阵法》、《新建陆军七项》等军事书籍，彻夜通读。
正因为冯玉祥刻苦努力，用数年时间成为军中翘楚，所以在1901年“两宫回銮”的时候，他被选为保定府的护卫。
多年后，冯玉祥还记得：
“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
不过，随着冯玉祥的学识日渐深厚、眼界日渐开阔，他也越来越意识到，淮军暮气沉沉毫无希望，想有更光明的前途，必须另寻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1902年3月，冯玉祥离开保定，前往天津投奔袁世凯的北洋陆军，每月领饷4两8钱。
虽然冯玉祥的新身份是北洋陆军正兵，但他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优良习惯，每天操演的阵型、军官的讲解，冯玉祥回到营房都要默写下来，仔细研究。
这样一个勤学上进的青年，又怎么可能默默无闻呢？
没用几年时间，冯玉祥便被提拔为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职，成为北洋陆军的基层军官，并得到袁世凯嫡系将领陆建章的赏识，迎娶了陆建章的内侄女刘德贞。
走到这一步，冯玉祥就不再是穷苦的淮军子弟，而是有能力、有靠山的北洋陆军明日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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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吴禄贞等人早已倾向革命，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他们便带着第二十镇发动了“滦州兵谏”，向清朝提出十二条政治纲领，包括大清皇帝万世一系、年内召开国会、国会起草宪法、组织内阁但皇族不能入阁、军人有议政资格等等。
从政纲内容来看，滦州兵谏不是完全附和武昌起义，而是清朝核心统治区爆发的一场内部革命，最终追求是君主立宪。
但“滦州兵谏”提出的政纲，清朝一条都不接受，直接调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削去两人的兵权。向清朝告密的协统潘榘楹，则被任命为第二十镇统制。
那时，冯玉祥是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相当于现在的营长，麾下有数百人。
他早已读过《扬州十日记》等革命宣传书籍，对清朝入关屠杀的行为恨之入骨，现在见清朝不接受君主立宪，依然要保持专制统治，便对清朝不再寄予希望。
1912年1月2日，冯玉祥和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天津同盟会下属的北方共和会合作，发动了滦州起义，宣布滦州独立，并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通电全国。
这是冯玉祥的第一次倒戈。
尽管滦州起义仅仅维持八天便被镇压，冯玉祥死里逃生，但不能否认，冯玉祥此举是革命的、进步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不久以后，清朝倒台、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系也水涨船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军政集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嫡系军官冯玉祥发动滦州起义的事，自然不会受到过分追究，再加上陆建章在高层说合，冯玉祥就重回北洋陆军序列，在陆建章麾下任职。
1914年，陆建章的部队被改编为陆军第七师，并以讨伐白朗的名义进军陕西。
等这件事情做成，陆建章便以第七师师长的身份兼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在陆建章扩军的过程中，晋升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从士兵到营长，冯玉祥用了将近二十年，但从营长到旅长，他仅仅用了两年。
然而，好景不长。
1915年底，袁世凯准备称帝，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战争。陆建章因为坚决支持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冯玉祥部，也被视为忠诚可靠的部队，被派往四川和蔡锷交战。
冯玉祥是否拥护帝制，我们很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冯玉祥的临时长官陈宦不拥护帝制，作战很不积极。
此外，形势的发展也不利于帝制——
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
4月，陈宦和蔡锷商议停战，南北和谈。
5月3日，蔡锷要求袁世凯下台，陈宦为停战考虑，电请袁世凯退位。
战争进行到这一步，袁世凯败亡已成定局，不可能再有翻盘的机会。身处前线的冯玉祥，非常清楚这一点，于是在5月8日，冯玉祥率部投入护国军，再过半个月，陈宦宣布四川独立。
此为冯玉祥二次倒戈。
战争初期，袁世凯对冯玉祥寄予厚望，冯玉祥却倒向护国军，看似冯玉祥对不起袁世凯，但袁世凯称帝是开历史倒车，前线停战和谈的是长官陈宦，于公于私，冯玉祥倒戈都是顺势而为，不应该太过指责。
袁世凯死后，陆建章失势，冯玉祥没有靠山，成为一支政治孤军。
直到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三造共和时，陆建章敏锐的站在段祺瑞一边，才得到重出江湖的机会，冯玉祥也重新有了政治靠山。
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
同年7月，黎元洪辞任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陆建章做为冯国璋的老部下，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顺理成章的成为冯国璋的直系重要成员，冯玉祥自然也跟着转入直系。
稍晚一些，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关于如何处理，冯国璋的直系和段祺瑞的皖系产生了分歧——
冯国璋主张南北和谈，和平统一中国，段祺瑞主张南北开战，武力统一中国。
经过一番争论，段祺瑞的主张占了上风，北洋政府决定出兵讨伐孙中山。可能是想消耗直系的兵力，段祺瑞派出的众多南下部队中，有很多直系部队，冯玉祥部便名列其中。
但冯玉祥毕竟是直系将领，其恩师陆建章又在为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奔走，所以冯玉祥走到江苏浦口以后便停止前进，以此来抵制段祺瑞。
1918年2月，冯玉祥被调到湖北，受直系将领曹锟节制，准备进取湖南。
这次，冯玉祥不再消极抵制，而是在湖北武穴发表通电，要求段祺瑞停止用兵，用冯国璋的和谈政策统一中国。
段祺瑞看到通电，大怒，下令罢免冯玉祥的旅长职务。但命令传到湖北以后，第十六混成旅集体哗变，曹锟、王占元等直系将领也极力开脱，冯玉祥这才保住旅长职务。
此为冯玉祥三次倒戈。
从结果来看，武穴通电极有可能是冯国璋、陆建章、曹锟在背后支持，不是冯玉祥的个人行为。而冯玉祥的这次倒戈，也是北洋直系的共同意志，不是冯玉祥的个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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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即“直皖战争”结束将近一年以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数藩做为战败方，仍然不肯放弃督军职位，新任直系首领曹锟便调冯玉祥等人北上，统兵进入陕西，谋取这块西北重地。
受益于派系势力的壮大，第十六混成旅被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得以出任师长兼陕西督军，组建起以他为核心的西北军，并以此为基础，和苏联建立关系。
这一年是冯玉祥的命运转折年——
此前的冯玉祥是没有地盘、听人调用的军人，此后的冯玉祥是经营西北、有资格逐鹿中原的军阀。
既然冯玉祥转型为军阀，那么冯玉祥的后五次倒戈，便是在地盘、权力、地位、财富等因素的驱使下，做出的军阀行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国民党孙中山建立“反直联盟”，准备一举推翻直系的北洋政府。做为回应，直系副帅吴佩孚统兵出征，并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希望他奋勇杀敌，扭转乾坤。
从派系角力的角度来看，此时的直系是少数派，反直联盟才是多数派。
可能是冯玉祥认为直系胜算不大，便在前线收受张作霖的50万元贿赂，然后返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将曹锟私产和大量故宫文物收入囊中。
等做完这一切，冯玉祥又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做为交给反直联盟的另一份投名状。
此为冯玉祥四次倒戈，直系因此一败涂地。
事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组成北洋政府三巨头。
但在张作霖和段祺瑞看来，冯玉祥只是一介直系余孽，临阵倒戈才有资格坐在胜利者的桌上，和背离袁绍临阵投奔曹操的许攸一样，凭什么插手政权？
更何况，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后台是日本，冯玉祥的后台是苏联，他们压根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怎么可能共享政权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作霖和段祺瑞便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被迫离开北京，出任西北边防督办，驻节张家口。
背上“倒戈”骂名、背刺了恩重如山的曹锟，还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益，可想而知，冯玉祥是非常不甘心的。
为了挽回损失，冯玉祥进一步靠近苏联，并任命李大钊为政治部主任，准备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垮奉系张作霖、驱逐段祺瑞，独霸北洋政府。
一切准备妥当以后，1925年底，李大钊便策划了郭松龄反奉，冯玉祥给与武力支持。
此为冯玉祥五次倒戈。
按照李大钊的计划，这是一个关内和关外共同举兵、推翻北洋政府、荡平黄河南北的宏大行动。但他们没有想到，日本竟然亲自下场帮助张作霖，郭松龄兵败如山倒，这个宏大行动刚刚开始便夭折了。
经过这件事的教训，冯玉祥深刻认识到了，要想击败日本扶持的张作霖，就必须得到另一个外国列强的绝对支持。
而冯玉祥能选择的外国列强，只有苏联。
于是在1926年3月，冯玉祥取道蒙古，前往苏联考察，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等人，正式确定了密切合作关系。
访苏归来，冯玉祥开始大谈革命：
“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看冯玉祥的口吻，俨然是一个资深革命家，毫无军阀气息。
而随着冯玉祥回国，苏联援助的武器也源源不断的送来，共计3.1万支步枪、5100万发子弹、227挺机枪、60门大炮、5.8万发炮弹、10架军用飞机、8辆铁甲车。
冯玉祥苦心经营十余年的部队，终于鸟枪换炮了。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革命思想和武器装备，那么冯玉祥的政治立场，就必须站在苏联一边，并策应苏联支持的国共两党，推动国民大革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此为冯玉祥六次倒戈。
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挥师南下直取西安，次年4月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出潼关攻取河南，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会师中原。
但就在冯玉祥狂飙突进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然后抛弃苏联、投靠英美，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并肩而立。
这样一来，中国就有南京国府、武汉国府、北洋政府、我党四股势力。
到底和谁合作呢？冯玉祥又一次面临命运抉择。
执掌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已时过境迁了，冯玉祥肯定是不可能考虑的。我党的力量太过薄弱，势大力强的冯玉祥也不可能屈居我党之下。
他唯一能选的，便是南京国府或武汉国府，蒋介石还是汪精卫？
汪精卫倒是愿意把陕西、河南、甘肃三省地盘交给冯玉祥，但汪精卫的军事基础薄弱，武汉国府没有能征善战的军队，两个政府真打起来，汪精卫未必是蒋介石的对手。
一旦汪精卫战败，那么汪精卫开出的条件，大概率是空头支票。
蒋介石没有给冯玉祥许诺地盘，但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站在蒋介石一边，两者叠加起来，足以撼动中国半壁江山。
除此之外，蒋介石占据长江出海口，每年有源源不断的关税收入，背后又是称霸世界的英美，经济支持和国际援助是毫无问题的。
就这样，经过一番对比和考虑，冯玉祥决定接受蒋介石给的每年250万军费、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职务，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并在西北实行“分共、清党”，把辖区和军队里的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
此为冯玉祥七次倒戈。
不过，冯玉祥和蒋介石合作，仅维持了两年。
因为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以军人数量太多、财政缺口太大为由，成立了“裁兵善后委员会”，准备把国民革命军的272个师缩编为50个师、220万军人缩减至80万，军费降低至国家年度税收的40%。
蒋介石的裁军计划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
国民革命军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不是蒋介石一手拉起来的，而是各个军阀、财阀、政客临时拼凑起来的。蒋介石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来推行这项旨在削弱军阀实力的裁军计划。
于是，各路军阀们合纵连横，掀起层出不穷的反蒋战争。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起兵反蒋，蒋介石则联合张学良应付挑战，中原大战爆发。结果，阎锡山消极避战，李宗仁远在广西，冯玉祥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南北夹击，一败涂地。
此为冯玉祥八次倒戈。
从此以后，西北军不再是能左右中国局势的势力，冯玉祥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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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完冯玉祥的八次倒戈，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价了——
滦州起义是反清、五原誓师是参加大革命，用现在的史观来看这两件事，它们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革命行为。
临阵倒向护国军是大厦将倾时做出的无奈之举、武穴通电是政治派系的共同意志，在政局混乱的民国初年，这种事其实是普遍行为，不算太过分。
支持郭松龄反奉、支持蒋介石、中原大战都是军阀谋权逐利，类似的行为，蒋介石、阎锡山、张作霖甚至孙中山都做了很多次，真要选一个民国吕布的话，候选人恐怕不止冯玉祥一人。
冯玉祥唯一一次私德有亏的倒戈，其实只有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背弃他赖以起家的北洋直系。这是妥妥的政治投机行为，怎么批判都不为过。
总的来说，冯玉祥是追求进步的，但他出自清末旧军，在民国初年的混战中崛起壮大，导致他身上保留着浓厚的旧风气。于是冯玉祥就成为军阀中最进步的、进步人士中最有军阀习气的。
进步不绝对，让他缺少了高尚道德。
军阀不绝对，让他缺少了江湖狂野。
革命、投机、倒戈、谋权等种种截然不同的行为，都是冯玉祥在这种拧巴的精神状态中，做出的决定。
但话说回来，在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历史转折关头，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拧巴，冯玉祥绝不是个例。即便是现在，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
冯玉祥真正被人诟病的一点，其实是虚伪。
民国记者薛大可，曾在文中写过冯玉祥的故事，其中两件是关于吃喝的——
冯玉祥经常到军营视察，如果见到士兵正在吃饭，就说一句“我正饿了”，然后席地而坐，和士兵们一起吃粗粮青菜，以示司令和士兵同甘共苦。
行军途中，如果见到马匹撒尿，冯玉祥也会接一捧马尿痛饮，大呼“解渴”，以示他冯玉祥能吃士兵不能吃的苦。
别的事情且不论，仅这两件事，哪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明显是冯玉祥表演给士兵看的。
后来，101说大将军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大将军不理解，教员便和他解释：
“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久了，就从现象看到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但内心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大将军肯定不是虚伪的人，但教员和101说的“冯玉祥式的人物”，就是说冯玉祥这个人很虚伪，表面文章做的足，是个演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