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突破法律限制，美国的科技创新就能再次伟大

文 |  北方朔风

　　如果没有人性情感的调和，智慧与教育根本毫无价值——《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上个月发生了一件笔者认为迟早会发生，但是真的落地之后，依然让人十分无语的事情。因为对婴儿进行基因编辑曾经被判入狱的贺建奎，在海外社交媒体宣布，要在美国甚至是非洲的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

　　之所以说会迟早发生，是因为之前就有媒体报道，在他出狱之后就有海外富豪资助他研究阿兹海默症，出狱后在国内他依然绕开了法律的部分限制，主导了部分研究。更早还有传闻，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本身就有海外利益方参与。这也很符合他的背景，所以在中国身败名裂的他，选择去海外进行他的疯狂实验，一点都不奇怪。

　　而最近贺建奎的新妻子，英文名字叫cathy tie，是个移民了加拿大的华人，她因为曾经接受过彼得蒂尔的资助开办一家基因组学公司而引起网友的关注与联想。不过笔者倒是觉得没什么必要，这位女士创建的基因组学公司已经处于某种查无此人的状态，并没有做出什么成果，连新闻都没有几条。笔者觉得她的情况更类似创业热潮里捧出来的某些创业明星，一切都是为了炒作，孙宇晨孙割的女友，当年不也是创业明星吗？cathy tie女士可能和彼得蒂尔并没有什么私交，但是她和贺建奎搞在一起，对于欧美的创业圈子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

　　最近关于基因编辑的传闻还有几个。前些日子马斯克又多了一个孩子，然后推特上有传闻说上一个孩子（第十三个）是进行过基因编辑的；openai的山姆奥特曼最近也得到了他的孩子。他是同性恋者，这个孩子是代孕产物，也有传闻说这个孩子出生前进行了基因编辑。

　　而在年初，以openai为代表的几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高层频繁表态，说新的人工智能会治愈各种疾病，甚至是让人类的寿命翻倍。要说这么夸张的目标，里面没涉及基因编辑层面的手段也不现实。看起来，生物技术，确实要继信息技术之后成为下一个热点了。

　　技术的进步倒不是坏事。“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都喊了几十年了，总算是有点眉头了。生命科学技术理论上也能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治疗各种之前的不治之症，延长人类的寿命，处理复杂的污染，修复自然环境，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是正如同历史重复了无数次的那个事实一样，技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除了技术本身，关键要看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如果这些技术在贺建奎和硅谷另类右翼的手里，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保持过度乐观。

　　当下的美国有一种危险的共识，认为限制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各种监管，只要脱离了各种监管，就可以无限制的发展。这样莫名其妙甚至是反人道的想法，除了因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被中国追赶的恐慌之外，还在于里根以来去监管的大趋势问题。

　　美国这些年取消监管带来的“大发展”最典型例子莫过于页岩油，但是在光鲜的石油产量之外，页岩油开采对于土地水源的污染却少有报道。美国在页岩油问题上，使用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法律手段，才忽视了这方面的问题。也难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于页岩油气的开采都相当慎重——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假设无视一切的监管和伦理，确实能做出来一些新东西，但是新东西是灾难的概率远大于进步，我们绝不应该希望这种风气在国内蔓延。

　　当初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很多人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是个违背技术伦理学与基本社会道德的事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情况，我们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不能对另类右翼掌握生物技术保持乐观。最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下的基因编辑技术水平远远不能像是科幻小说那样随意改变基因的排序，实际上以当下较为流行的crispr编辑技术为例，它的“脱靶”概率并不低。

　　脱靶指的是想要添加修改的基因被植入了其他位置，这会带来非常不可预期的风险，尽管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各种方式去减少脱靶概率，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把一种有巨大风险非常不成熟的技术用在婴儿身上，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贺建奎团队对胚胎修改的基因也并非是什么遗传病，而是添加了抗HIV相关的基因，这并不是针对遗传病的治疗和预防——实际上对于单基因遗传病来说，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之类的技术，是完全可以做出来无病的儿童。至于多基因共同导致的遗传病，且不论这些遗传病中，很多我们仍未完全掌握相关的基因情况，单说脱靶的概率摆在那里，这风险就有可能远大于遗传病本身了。

　　有人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不去做实验，那相关技术岂不是永远不会进步了吗？二是，那岂不是意味着，如果技术成熟了，婴儿基因编辑就合法了吗？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直指了问题本质。

　　第一个问题，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的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进步，而这些进步并没有依靠各种反伦理的实验，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突破，完全不需要那种反人类的实验去支持。笔者也绝非认为，当下的基因研究相关法律法规是完善无缺的，只是那种相信没有限制就可以让技术进步的幻想，与其说是某种科幻小说的想法外溢到现实之中，还不如说是新自由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贺建奎的实验也是如此，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吹的，他并没有发明什么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只是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限制。而偏偏，这正是当下硅谷最喜欢的“创新方式”。当下的硅谷已经不再喜欢基础科学，他们觉得大学里边的都是毫无创新精神的书呆子，硅谷式的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敢做比一切理论都重要。这样的思潮，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热潮之后，夸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硅谷自然欢迎贺建奎这样的人。

　　但是很遗憾，当下人类对基础科学的认识，还只是基础科学大厦中的一角，基础科学的大厦还远远没有建成。而许多科研的进行，也并不能只靠所谓的资本模式来进行。不过考虑到因为特朗普的发力，美国生命科学界和美国政府与资本界的关系，大概达到了二战后历史最糟糕的程度，他们选择这样的路线倒也算正常。

　　贺建奎并非是从头学生命科学的，虽然笔者对于他人的专业选择不做评判，但是这样的路线往往容易制造出来过度大胆的研究者——而类似的半路转行傻大胆，也是当今硅谷创业人的基本学历标配，发生某种共鸣毫不奇怪。

　　这里举一个例子，之前贺建奎说能攻克阿兹海默症。笔者大概都能猜到他会选哪几个热门的基因了，说不定就是AOPE什么的。但是问题远没这么简单，这么多年来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举步维艰，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于基础原理的认知局限性。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AOPE基因与阿兹海默发生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干预这个基因能带来多大的益处呢？基因治疗如何高效跨过血脑屏障呢？脱靶效应会对脑细胞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而这种干预，在人生的什么阶段进行才是有效的？这些都需要基础研究才能解决，而不是靠某些人自以为是的嘴炮。

　　笔者从不认为，自然界有些奥秘是天然神圣，是人类无法认知的。但是同样，在特定阶段，当我们对某些现象背后的本质认识不足而妄加干预的时候，后果往往会很糟糕。科学研究，最忌讳的就是妄自尊大。

　　现在的硅谷，有太多这样自以为是天才的疯子。曾经科学界认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人类就可以攻克大多数疾病。人类基因组计划确实加速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但是依然有太多的问题没能突破。这正是科学的现实，对生命这样的复杂系统我们理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我们都希望人类能攻克更多的疾病，但这个过程不能靠想象和癫狂来实现。

　　第二个问题，如果技术成熟了，婴儿基因编辑就合法了吗？笔者很想回答不是如此，但是现实告诉我们，答案会是如此。之所以婴儿基因编辑依然不合法，是因为以现在的情况，这类技术只适合哗众取宠。我想大家都明白，对于某些人来说，基因编辑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消除遗传病，而是制造出某种超人，在体能，智力与外表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高达seed》中的基拉大和，最强基因调整者

　　这种诱惑对于富人阶级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只是遗憾的是，无论是体能智力还是外表，都并非是单一基因所决定，而是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学共同作用的产物。以当下的基因编辑技术，想要定向控制，制造超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这让笔者想到另一个常见而类似的事情，克隆人也是一种违反伦理的生物技术。在科幻作品中，这个技术常常用来大量制造复制人，但是现实的情况下，克隆技术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技术，如果看一下克隆羊多利的实验记录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需要失败很多次才能成功。而这恐怕也是克隆人技术的最大障碍了，目前来说，它是一种低效，不实用，除了满足猎奇噱头毫无意义的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规律倒是很好教育了一部分人，那些看起来很有噱头的东西，实际上完全经不起哈耶克大手的检验。但，这终究只是一种现状，未来会怎么样，这很难说。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看，如果人类不因为自己作死搞的文明倒退，或是被毁灭级别的自然灾害灭绝，那么在未来，我们确实会看到系统性的基因编辑技术，还有高效的克隆人技术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就等着让我们的世界多出来一份反乌托邦的色彩？

　　从科学界的角度来说，科学界一直是希望制定一套伦理学和法律标准，让这些前沿技术的负面影响被控制在有限的程度。这样的想法是好，但是坦白来说，这恐怕很难实现。

　　就比如说，现在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各种管理和限制想法，实际上很多在上个世纪就提出来了，无非是在这波人工智能热潮之中被发掘出来。但是这些东西能减少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与无序扩张吗？我们看到的现状是，这些提前规划要么在某些领域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在资本的无序扩张面前显得形同虚设。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版权著作权问题，喊了很多，但是看起来突出一个一点用也没有。

　　更加现实，或者是更加不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建立一个更公平美好的社会，让这些先进的技术造福于人类。但是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恐怕只有非常乐观主义的人才能相信这一点吧。

　　其实严格来说，美国作为生命科学第一强国，对于各种生物实验的管理规章和法规，是比国内完善的。国内的许多相关法规，都学习的是美国的经验。但是在当前美国的大背景下，贺建奎来到美国，完全有很多办法绕开这些限制。更何况在特朗普政府的努力之下，很多相关法规都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似乎是因为美国历史的缘故，他们对于类似贺建奎这种人还挺喜欢的，孙宇晨不就帮助特朗普家族发币收割韭菜了吗？不知道他未来会干出来什么样的事情。毕竟硅谷诸位富豪在超人类事业上，向来是不计较投入的。

　　或者我们不妨说的再难听一点，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生物武器技术必然会进步，人工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很可能在十年之后，比核武器更能收割人类的生命。到时候应该怎么办？靠道德和良知吗？

　　虽然学界对这些技术普遍抵制，但是笔者相信，只要有钱，硅谷诸公是能投资出来制造生物武器的创新公司的。冷战的冷是建立在残酷的核平衡上，生物武器又该如何建立平衡呢？我们真的需要这么残酷的东西，才能保证人类不被自己的造物所毁灭吗？就算实现了平衡，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更适合孤狼进行袭击，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笔者之前多次在文章中说过一个现象，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新贵富豪们，是真的觉得自己近于神明而非是凡人，他们相信所谓的超人类主义，他们不把自己当做凡人的一员，他们笃定在没有各种限制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无所不能。

　　而以基因编辑和抗衰老为代表的先进生命科学技术，自然被他们视为某种向上一步的阶梯。基因相关的技术甚至还加剧了他们种族歧视的那一面，他们当中提倡种族主义优生学的比例很高。欧美左翼在批评这些人的时候，常常使用一个比喻，把这些人比喻成为一战后二战前欧洲的未来主义者，这些未来主义者本来是先进技术与社会变革的支持者，但是在历史的剧变过程之中，很多都选择支持了欧洲的法西斯势力。

　　抛开影射史学的部分不说，其实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当年的未来主义者，有艺术家，科学家和实业家与思想家，但是现在这些硅谷的“未来主义者”，几乎都是资本家，而社会科学与艺术界，对先进技术往往总是抱有十分悲观的态度。为什么资本家代替了其他人对未来的乐观想象？这样的转变，恐怕比指责那些硅谷新贵是法西斯来说，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次又一次，我们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如何让先进的技术，正确用来改进社会，而不是破坏人类本身的价值。这个问题，在曾经的时间，人类回答的并不好；但是在未来，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希望有朝一日，人类有机会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