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是拉动经济的最好方式
luxiguang
昨天 16:30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依赖房地产、基建投资和出口拉动需求。但随着房地产和基建趋于饱和甚至过剩，投资作为拉动需求的火车头作用已大大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贸易保护，中国出口市场的需求难以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动能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动力，必须从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依靠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一、 居民收入低、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
目前国内居民的消费难以增长甚至下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还不能弥补投资、出口增速下降所带来的影响。消费难以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太低，以及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居民无力消费、不敢消费。中国低收入群体比较大，6亿人的月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达到9亿人以上。
中国居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在GDP分配中的份额太低，2022年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3.69万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3%，其他国家比例一般超过60%；居民消费额占GDP比例为28%，其他国家一般达到60%以上。如何尽快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是个紧迫的问题，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从43%提高到48%，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增加6万亿元（GDP的5%）。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二、通过精兵简政，降低行政费用占比。
2022年，政府财政收入20万亿占GDP的16%，加上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广义财政收入占GDP的32%。2022年财政总支出26万亿，直接用于社会保障福利（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教育、住房保障）的支出占比约40%，总支出的其余60%用于政府投资和行政费用。中国直接用于保障福利的比例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其他国家财政收入用于社会保障福利的比例一般超过60%。
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含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无官方数据，估算一般是8000万人以上。按人均8万元的年工资，工资费用达到6万亿元以上，即行政费用占到财政收入20万亿元的30%。这一比例是偏高的，其他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般在15%以下。
如行政费用占比降低5%即1万亿元，财政供养人员需要减少约1000万人。如何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呢？
1、优先考虑裁减编制外临时人员。目前财政供养人员中临时人员据估算是1000万人以上。现在经济状况困难，而且有些地区人口流出、减少，对临时人员进行压缩是必要的。这些人员失业后的生活困难，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困难补助解决。
2、优化维稳力量。武警部队的官方人数是66万人，但算上公安现役部队，总人数达到100万人。对外防卫由军队负责，治安由警察负责，另外再维持庞大的武警部队，规模是否需要优化值得考虑。警察数量达到200万人，加上辅警，可能达到400万人。按照国际上每万人25名警察标准，合理规模为350万人。中国军队规模约200万人，美国约130万人，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现在世界的趋势是精兵路线，质量、武器装备比数量更重要，在和平时期保持有限精兵，在危机时期再招用预备役，是更好的选择。
从指导思想上，要从强力维稳转为软性维稳，而且花在维稳上的部分费用不如用于改善民众保障福利，维护国家稳定的真正钢铁长城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而且维稳成本更低。
3、精简行政机构。行政机构规模日益膨胀、人浮于事、因人设事、效率低下广泛存在，急需精简。
各类群众团体、协会应该成为自治组织，由财政供养实无必要。若团体、协会确实为成员提供服务，可以向会员收费，自收自支。
大量的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存在优化的空间。据估算社区人员超过400万、村委会人员超过300万。可以将社区、村委会的服务职能合并到街道、乡镇以减少人员。
尽量推广电子政务，通过互联网为公众服务，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工作人员。从宏观、长远考虑，政府层级需适当优化、合并，层级太多必然造成效率低下、行政成本居高不下。
要达到精兵简政、减少行政费用的目标，可以采用分期分批的方法。首先需要冻结现有行政费用、机构编制，在3-5年内只减不增。行政机构人员的减少主要采用自然减员的方式：利用辞职、退休自然减少人员，在减少到合理规模前不聘用新的人员，一定期限内只出不进或多出少进。
精简机构的关键是，控制、冻结行政经费，一定期限内只减不增。过去行政费用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在行政费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行政机构不断膨胀是必然的，政府机构有自我膨胀、扩张的倾向，如不加限制，会不断吞噬社会资源。
历史上进行过多次精简，但总是重复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为了巩固机构精简的效果，应采取立法的方式规定：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能突破现有比例；财政收入、行政费用的增长率不能超过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
三、财政支出减少投资比例。
现在财政支出26万亿元的大约30%近8万亿元用于投资建设，投资比例占30%，该比例在世界上是偏高的，其他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投资的一般低于15%。如投资比例下降10%即2万亿元以上，节省的资金可用于改善社会保障福利。
四、政府出让土地收入减少投资比例。
2022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约7.8万亿元，202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79万亿元，大部分用于投资建设。如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2万亿元的投资额，可用于改善社会保障福利。
五、增加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用于社会保障。
2022年，国有企业（含国有金融企业）的利润约6万亿元。按上市公司分红的一般标准，分红率应达到30%，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应达到约2万亿元。如国有企业上缴政府的利润增加1万亿元，可用于改善社会保障福利。
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其利润理应全民分享。2022年，上缴利润只有5000多亿元，绝大部分利润都是内部循环，这违背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目的。国有企业利润如不上缴而用于扩张，会挤占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加剧“国进民退”。
通过以上途径，政府手中可以节省或增加的资金约6万亿元。这些资金大部分投入社会保障福利，部分用于减税，部分用于直接补贴低收入群体，这些资金最终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后将相应增加消费需求，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更高，有大量的刚性需求需要满足，解决了社会保障后，会激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如每年增加1万亿元居民收入，将带来至少1万亿元的消费增量，带动GDP增长近1%。如一年能增加居民收入2万亿元，重点投向人均月收入1000元的低收入人群（6亿人），则人均可增加年收入3000元以上，这将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六、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要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太低、消费不足的问题，在发展理念上需要实现根本转变。原来成功的模式已不再有效，需要与时俱进，根据新情况转向新模式。
1、 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市场经济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曾造成中国经济停滞甚至崩溃。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根本原因是政府减少管制和干预，更多权利回归企业和个人激发了社会活力。各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尚无成功先例，而市场经济促进繁荣。减少政府干预，坚定推进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
2、从投资、出口导向转向消费、内需导向。
发达国家曾经历过投资导向时期，现在均转向消费导向的发展模式。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约70%，其消费主导的模式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在发展前期，中国投资导向的模式是必要、成功的，但在房地产、基建、制造业过剩，投资越多产能过剩越多，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投资导向模式已走到尽头，发展模式转型刻不容缓。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为45%，这在世界是最高的，其他国家一般投资比例在25%以下。
如继续大力投资，会带来很多弊端：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过剩投资、资源浪费；挤占居民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加大政府债务风险；加剧腐败，官员在巨额投资中有巨大的寻租机会。现在政府负债率可能超过100%，超过60%的警戒线。因此，需要控制债务规模，更需严控举债投资。
只有减少了政府投资后，有限的资金才能更多分配给居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福利，才能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有效控制投资比例、保证社会保障的投入，应通过立法方式，规定财政收入用于社会保障福利的最低比例。
3、从依靠投入转向依靠减税、消费、创新。
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依靠投入刺激经济的效果，不如通过减税、增加消费、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拉动经济。投入刺激经济的效果是一次性、不断递减、不可持续的。今后发展经济的重心不应该是加大投资，而是减税、消费增长、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培育经济的内生动力，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中国宏观税负超30%，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减税空间。减税可以降低企业、个人负担，有利于企业发展、个人增收，最终扩大税基、增加税收。美国里根时期的减税、减少管制带来了美国几十年的繁荣，值得借鉴。
4、从国富为本转向民富为本。
过去重视国富、增加财政收入，需要转向重视民富、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有效手段。
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降低行政成本，资金更多投向社会保障福利、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才有消费能力、敢于消费，中国经济才有不断发展的持续动力，经济发展后，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同时，税基扩大后税收总额相应增长，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提高、税收增长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是所有人共赢、共享的发展。GDP增长不是目的，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目的；国富民穷不是真正富有，国富民富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富有，才是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