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跟这戏太不搭
电影杂志官方账号作者 | 我是影小妹
冯小刚的口碑到底是怎么崩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前几年他和华谊联手拍大片的时候，每当电影上映，总会伴随一些电影之外的话题出现。
但这几年，冯小刚好像突然变佛了。
不跟观众吵了，也不怼天怼地了，甚至电影上映都不咋宣传了。
今天就来一起聊聊他的新作——
《向阳·花》
*文章有剧透
作为冯小刚近年来少见的女性群像作品，《向阳·花》讲述了几位女囚出狱后如何在社会夹缝中求生的故事。
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因给失聪女儿赚取人工耳蜗费用误入歧途；
兰西雅扮演的毛阿妹，从小被拐进贼窝成为盗窃工具；
王菊饰演的胡萍，因原生家庭牵连涉毒。
这些角色被贴上“向阳花”的标签，在监狱管教邓虹（啜妮饰）的引导下，试图以抱团取暖的姿态对抗命运的碾压。
然而，当镜头从铁窗转向社会，观众看到的却是理想主义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割裂。
电影前半段对女性互助的刻画充满张力。
高月香与毛阿妹的相遇，仿佛两块残缺的拼图，一个是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母亲，一个是连阳光都没见过的“工具人”。
她们在监狱里互相教授手语，出狱后挤在漏风的危楼里讨生活。
赵丽颖将高月香那股“别惹老娘”的狠劲儿演得入木三分：
被诬陷偷表时镇定自若，真相大白后反手索赔；
面对猥琐老板的欺辱，抄起酒瓶就砸。
这些“当场反击”的桥段确实让人痛快，但细想之下，这种“爽感”更像是导演为观众编织的安全网。
当高月香从口袋里掏出私吞的200元还给孤寡老人，当毛阿妹宁可乞讨也不再偷窃，这些“向善”的转折总显得过于顺理成章。
影片最尖锐的讽刺藏在“向阳花”这个意象里。
女狱警给囚犯们取这个充满希望的名字，但现实中的阳光从未真正照进她们的人生。
高月香出狱后发现丈夫抛弃女儿，毛阿妹被贼窝同伙用烟头烫手背威胁，胡萍的“富家女”谎言在破败的老屋里碎成渣。
她们试图洗白的每一步都撞上铜墙铁壁：
刑满释放证明成了甩不掉的污名，雇主翻包搜身时的眼神比镣铐更冰冷。
导演用大量细节堆砌她们的困境，却又在关键时刻按下暂停键。
影片中，高月香为了女儿的人工耳蜗费用，不惜铤而走险，最终锒铛入狱。
出狱后，她发现丈夫早已抛弃了她们母女，女儿也因失聪在学校遭受欺凌。
高月香没有选择沉沦，而是带着女儿在城市的边缘艰难求生。
她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在夜市摆摊，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女儿的治疗费用。
然而，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像一把无形的枷锁，让她始终无法摆脱“刑满释放人员”的标签。
每当她试图融入社会，总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甚至拒绝她提供的工作机会。
当高月香举起石头砸向贼窝头目“老爹”时，飞溅的鲜血与嘶吼看似是对命运的反抗，实则暴露了底层女性只能以暴力破局的绝望。
这种矛盾在冯小刚的创作转型中尤为明显。
曾经的“冯氏幽默”擅长用荒诞解构现实，而《向阳·花》却选择用直白的温情包裹伤痛。
王菊饰演的假名媛胡萍，前一秒还在炫耀纹身充大姐头，下一秒就因看到贫困老人倒贴500元；
程潇扮演的郭爱美顶着一头脏辫倒卖动物，却成了主角团的智囊担当。
这些角色身上“灰度”的尝试本可挖掘更深，但电影总在人性即将堕入深渊时，用一束强光将其拉回“正轨”。
就像邓虹那句鸡汤味十足的台词：“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长在你自己心里的。”
话虽正确，却轻飘飘地消解了结构性压迫的重量。
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觉得片子充满了悬浮感。
高月香与毛阿妹的关系被浪漫化为“缺失亲情的代偿”，但现实中，两个背负前科的底层女性更可能因资源争夺反目。
当她们穿着网购警服去胡萍家行骗，发现对方家徒四壁后留下救命钱的桥段，确实贡献了全片最动人的黑色幽默。
但这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善良，终究是文艺创作者对底层的美好想象。
真实世界里，走投无路的人往往连施舍的资格都没有。
不可否认，《向阳·花》对于冯小刚而言还是有突破的。
他摒弃了擅长的时代宏大叙事，转而用近乎朴素的镜头语言捕捉小人物的狡黠与坚韧。
但电影结尾的高潮戏暴露了创作者的纠结。
高月香为救毛阿妹与“老爹”生死相搏，鲜血淋漓的场面充满cult片的癫狂，但随后还是逃不开“包饺子”式的团圆。
女儿被领养、姐妹重聚、狱警探望。
又将所有尖锐问题轻轻放下，彷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种撕裂感恰是《向阳·花》的缩影：它试图用“向阳而生”的励志外壳包裹血淋淋的现实，却始终不敢让观众看清根系里盘踞的污泥。
当镜头扫过主角们站在危楼窗边眺望的侧影，那句“这里风景不错”的感慨，更像是对现实困境的诗意回避。
在现实主义题材扎堆的当下，《向阳·花》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给出了多深刻的答案，而在于它撕开了问题的裂缝。
当我们在影院为高月香的“不服输”鼓掌时，是否想过现实中更多“向阳花”根本找不到砸向命运的那块石头？
当电影用HE（Happy Ending）安抚观众，那些真正在铁轨边危楼里挣扎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是否永远只能是“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