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君带你读《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

每一个刚刚接触到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中国大学生最先知道的民族学学者一定是费孝通先生，最先知道的民族学著作也一定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足以说明费孝通先生及其作品在中国民族学界的重要位置。费孝通先生自身所有的学术价值并不能全部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但是他的作品中所包含的非凡的学术价值也不能被费孝通先生的名望所盖过。

笔者认为是《江村经济》一书成就了费孝通先生。为了较好地了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笔者选取了费孝通先生其他作品《乡土中国》、《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进行了辅助阅读。《江村经济》一书的定位是人类学民族志，而《乡土中国》一书并不是民族志，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讨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因为侧重点不同，《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整体构思就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而《江村经济》就向读者们很好地示范了如何写出优秀的民族志。

首先，《江村经济》一书大量地运用了地图、真实的数据和表格向读者刻画了一个中国农村的形象，笔者认为这是民族志写作中最基础的要求即真实，这为学习民族学的同学们提供了生动的民族志写作范本。其次，费孝通站在主位的角度参与到开弦弓村村民的生活中去，但是在记述时采用了客位的角度，这就保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体会当地的问题时能够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又能客观和理性的分析。

笔者还将《江村经济》同美国探险家、考古家兰登·华尔纳所作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进行了一些比较。《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是华尔纳在20世纪20年代所出的一本研究中国敦煌莫高窟的著作，笔者之所以要把这两本书进行比较，是因为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和《江村经济》在类型划分上便出现了不同。《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被划分在早期民族志一类中，而《江村经济》被划分在了人类学民族志中，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华尔纳的这本书采用了游记般的写法，而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是在经历了实地调查后写成的。而在笔者看来还有一点不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邱泽奇老师在《费孝通与江村》中写的那样，从研究对象上看，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本土的一个村庄，他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写中国，而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一块新奇的土地上进行“开垦”和“猎奇”。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教授也曾评价《江村经济》道：“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