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 城市文化结构中的岗位意识 ——从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对话讲起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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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教授

“城市文化结构中的岗位意识”这个题目太大，我想从一个很小的事例，从一个角度讲起。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从广场到岗位》，谈的是知识分子的现代价值取向问题。我在这本书里，以晚清到五四期间的知识分子运动及其分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有读者读了这本书后曾向我提出问题，就是我以前写过一篇论文，谈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三种价值取向，分别是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现在为什么只谈两种价值取向，而不谈庙堂意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庙堂观”，应该与封建时代的“庙堂观”有根本区别。

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

北京：文津出版社，2024年

1959年10月26日，新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接见全国劳动模范、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1915—1975），刘少奇发表著名讲话 ：“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那个时候，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才半年（4月18日当选），我理解他是有意识地借这个机会公布自己的“庙堂观”，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与掏粪工作并置在“人民勤务员”的价值层面上，将之视为同列，这是对传统庙堂观的一次尖锐、彻底的颠覆。这其实已不能理解为新的庙堂意识，而是共产主义者对旧庙堂意识的彻底否认与批判，把“庙堂”改造为工作岗位。

但是，旧的意识形态包括士人的庙堂意识及其价值取向，还不可能完全销声匿迹，还会长时间地隐藏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中，像腐尸那样发臭，发散出毒气来迷惑、引诱、腐蚀青年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们，用错误的权力观、财富观和官场潜规则来败坏社会风气，凝结错误的意识形态。如钱理群教授批评的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这类庙堂意识残余势力哺育出来的怪现象。

由这个例子引出我今天要谈的城市的岗位意识，刘少奇当时是用“人民勤务员”这个概念来消解传统的庙堂意识，他把国家最高元首的职务颠覆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普通社会岗位。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可能有他自己的设想，但他没来得及实践，也没有提出充分的理论来表述和讨论。但是，他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课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样一种社会岗位之间的平等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现代城市文化结构里是可以实现的。虽然，传统社会里也有城市形态，但是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最高级别是帝王，往下是士大夫官僚集团，再往下是社会豪强、地主乡绅，最底层才是农民或者其他阶层的劳动者。金字塔型的社会文化结构不可能实现平等，也不存在平等观念的。只有在现代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才可能存在。

前面所讲刘少奇与时传祥的例子，所呈现的就是一个现代城市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农村的问题。当一个城市还处在（1959 年）一个开始走向现代化但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城市的整个污水治理系统还没有完成现代化设施改造，城市里的排泄物和其他污秽物的治理需要专门一部分人从事专门的职业或劳动形态，那就是掏粪工人，现在叫环卫工人。20世纪30年代“金嗓子”周璇唱过一首流行歌《讨厌的早晨》，第一句就是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唱的就是这个场景。50年代，北京的机关干部要参加义务劳动，很多时候就是去掏粪，掏粪是当时机关干部“平民化”的重要标志。所以，刘少奇当时要给全国人民灌输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现代城市中的岗位是平等的。这是我读解的第一层意思。

我要读解的第二个层意思是 ：掏粪这样一个岗位在现代城市里被设置有其标杆意义。它不仅在社会层面上解决了市民物质生活方面的一个困境，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而且也代表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的水平。在现代城市里，如何治理排泄物，如何处理垃圾，这些问题看上去很普通，但又绝对重要，无法回避。掏粪这个工作岗位便具有非常暧昧、复杂的属性 ：它可以被所有人轻视，又被所有人依赖，人们没法不尊重它。城市的排泄物治理、垃圾治理水平代表了一个城市现代化的程度，或者说构成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达到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准。

1933年，《东方杂志》举办过一个大型征文，邀请了很多学者、作家、文化名流来讨论新年梦想。其中有一位著名学者，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先生，他在他的新年梦想里说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周谷城先生说出的恰恰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的标准。当时在上海租界，洋人如厕是用抽水马桶的，但是对一般市民来说，这还是一个奢望。我看过一篇写于民国初期的游记，是一个作家来上海旅游，其中写到，他发现每天早上苏州河边一排屁股，对着河中坦然大便。这在当时恐怕是事实。

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

我的解读还有第三层意思 ：掏粪工这样一个岗位，它不仅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还具有更高层面的象征意义——它改变了城市文化结构中藏污纳垢的本质。每个城市都处于藏污纳垢的状态，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藏污纳垢的，但是城市环卫工作（包括掏粪）改变了这种藏污纳垢的形态本质，它使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即通过人为的劳动、科学的转化，通过现代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运作，使污垢、排泄物、垃圾等城市消极因素重新回归土地，滋润大地、庄稼，滋养生命。由此它形成了一个循环。

现代城市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脱离土地、脱离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的，由此形成我们今天认知中的现代化或所谓城乡差别。在通常理解中，城市代表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农村则代表了落后、肮脏的生活方式，城市是对农村的克服和异化。但实际的状态是怎样的呢？现代城市是对土地与大自然的异化，造成了很多城市问题，包括城市污染（城市噪音、废弃垃圾等）及与城市污染相关的生态问题等，它们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城市的“排泄物”。我们正是需要“掏粪”这一类象征性的工作，对这样一些城市“排泄物”予以清理和改造，从而完成生命的再造。这是大自然中生命循环的规律。这个规律，其现实意义可能不那么重要，可是在象征层面上尤其是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它恰恰是城乡之间循环的一个节点，一个城乡生命流通不可取代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环卫的岗位把现代城市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成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朝气蓬勃的生命象征。现代城市与农村、土地、大自然，正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有意义的劳动重新结合在一起。“城”“人”“土地”三者得以重新结合。这种象征性，在城市文化建设、城市审美建构上产生了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当刘少奇把掏粪这样一个城市的工作岗位，与他自己所承担的国家主席的岗位平等地结合起来，放在“人民勤务员”这样一个更高的道义层面上来重新解释社会主义城市（国家）管理工作的意义和性质，我觉得是很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革命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去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