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公知”们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聊“公知”这个话题的人了，因为我基本上经历了“公知”这个社会现象酝酿、发生、发展、表面上式微的全过程，当年我在学术会议上见到后来著名的某个意气风发的大“公知”的时候，社会上还几乎没有人用“公知”这个概念呢！后来因缘际会，我在“公知”的边缘圈子里面混了十几年，如果不是理念不和，说不定早就成了有名的“公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颇有点《敌营十八年》中做卧底的感觉。不过这些经历却让我既能够从内部即“公知们”自己的角度，也可以从外部即“公知”批判者的角度，相对比较超然地看“公知”这种社会现象，我比“公知”们多了一个批判者的角度，比“公知”的批判者多了一个“公知”的角度，因此可以说我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公知”的人。当然，那些当年和我一起在“公知”边缘圈子当中混的人，肯定会骂我是叛徒、奸臣，无所谓了，当年因为沉迷“剑沉更依天”的诗句我就给自己取过一个平时写小作文的笔名“剑沉”，预备着写反面的文章的时候可以署名“奸臣”，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署名“渐尘”，将死之时可以署名“见尘”，如今我已经到了渐尘之年，如果能够被骂“奸臣、叛徒”也可以算是对我的肯定和表扬了，等我见尘的时候，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不说废话，还是谈正题吧。

一、“公知”现象起源于忽悠孤陋寡闻的年轻人

稍微好一点的大学的文科专业，有一个现象很普遍，就是有一批人天天在想着自己何时能够成名，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不错考了硕士博士留校做了老师的更是如此，再加上身边就有知名教授的例子，而且看起来这些知名教授也不比自己强多少，因此现实存在的成名的可能性就让成名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说的刻薄一点，这些人不知道在梦里成名过多少次了，当然在梦醒之后也就失落过多少次。这些人成名的途径也就是写书、写文章、讲课，书出版了、文章发表了、课讲完了，总会有一个反馈的，这些人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写什么样的书和文章，讲什么内容，会获得更加热烈的反馈，根据反馈做进一步的调整，如此反复，就会发现一条成名的捷径。这个“输出-反馈-调整”的模式最后发现的就是必须要忽悠孤陋寡闻的年轻人，原因很简单，年龄大的人忽悠不动，这里面既有见多识广、思想成熟的原因，也有年龄大的人不愿意改变学术圈既有利益格局的问题，年轻人尤其是大学中的学生一方面孤陋寡闻另一方面不牵涉学术圈的利益问题，动员起来容易得多。

学术圈利益格局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谈了，专门就谈一谈年轻人的孤陋寡闻吧。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舆情传播主要靠嘴，大学生的寝室就是主战场，因此要想成名必须要动员出来尽可能多的嘴。当时的年轻人受的主要是正面教育，往好处说淳朴的很，实事求是地说是孤陋寡闻，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发挥点自我嘲讽的精神。我出身于偏僻山沟中的国有军工厂，到北京去上大学，有一天和天津的一位老兄说起来《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的片段，这位老兄立马对我刮目相看，连说想不到我竟然还看过《帝国反击战》，我也一脸洋洋得意，实际上我真没看过！只是在某一本杂志上看过介绍，《帝国反击战》要到二十多年之后托我儿子的福才看上，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当时那个时代的。我那个时候对社会的阴暗面知之甚少，我记忆中当时只是知道有一些不良的录像片，至于是什么样的录像片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有这个事是由于我们家是厂里比较早买录像机的，有一天我父母几个鬼鬼祟祟的同事拿了一盘录像带到我们家看，我父亲是老好人，没有说啥，我母亲的道德感堪比英国老太太，严词拒绝，那几个人落荒而逃，结果我就丧失了第一次了解不良录像片的机会。

说到这里，大家就能够理解，当我们这些孤陋寡闻、满脑子都是正面信息的年轻人在课堂上听到那些所谓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时，是多么的耳目一新、多么的震撼，是多么的发自内心的欢迎。大家如果了解了这个过程，就能够理解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公知”们为什么渐渐式微，因为互联网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通识教育的机会，大伙不再孤陋寡闻了，对社会的阴暗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脱敏了，“公知”们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变弱了。

当然，大家如果了解这个过程，就不会妖魔化“公知”们，绝大多数“公知”都只不过是急于成名的学者而已！当然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比较统一的一个特征是把自己成名的需要摆在了扎实的学问甚至是道德操守之上，这是他们后来逐渐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过，这种事也不能全部怪他们，民国初年甚至是清朝末期的时候中国的学术界就这么搞了，北京的某大学就出了不少这种人，到现在依然如此，具体的校名、人名我就不提了，会得罪人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