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即遭疯抢的首批“青春养老人”，恰恰矫正了国人对养老行业的一个误识？

编者按

今天，据央视网报道，2020年9月，山东女子学院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成为全国首批设立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并于当年招生的本科院校。今年夏天，两所学校近百名养老专业本科生毕业，被众多养老机构“抢聘”。此前，山东女子学院举办了一次就业双选会，35家养老机构及企业为山东女子学院64名养老服务管理本科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养老管家、社工专员等400余个工作岗位，岗位数量远多于毕业生数量。这届全国“养老专业”首批毕业的学生，也被成为“青春养老人”。此消息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在经济发展经历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各行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普遍增加，应届毕业生也常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而养老服务行业在这种背景下却逆流而上，甚至出现了供求关系的逆转，背后的原因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有观点认为，这与我国步入少子高龄化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老龄人口的增多加速了养老服务市场需求的释放。诚然，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总体背景对这类现象进行分析还不够细致。最关键的在于，看到我国“新一代”老年人结构性特征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养老服务的新需求。本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老年人的自身状况导致人们形成了关于老年人的一些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即认为中国的老年人通常都是文化水平很低、思想落后保守、身体素质较差、经济状况窘迫的。但对于“新一代”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互联网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经济状况也可能较为富裕。这将使他们具有着较强的养老产品及服务消费欲望和消费实力。“新一代”老人的结构性变化，可以从更深层次帮助我们理解养老服务行业的爆火，以及为未来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指引。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新一代”老年人呼唤养老政策设计新思路

翟振武 |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21世纪是老龄化的世纪。在整个人类社会走向持续普遍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显得格外“亮眼”。为有效应对来势汹汹的老龄化进程将衍生出的养老难题，政府亟需确立恰当的养老政策导向，以引导中国养老事业实现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发展。

山东女子学院举办养老服务管理本科专业

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长期以来，中国老年人的自身状况导致人们形成了关于老年人的一些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即认为中国的老年人通常都是文化水平很低、思想落后保守、身体素质较差、经济状况窘迫的，因而他们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养老压力和负担。然而，老年群体并不是静止的，随着年轻人群相继进入老年，老年人内部始终处于动态“换血”之中，“新一代”老年人与“老一代”老年人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将适用于“老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政策直接套用在“新一代”老年人身上是不适宜的。这就要求养老政策的设计必须在紧把我国老龄化进程整体演变趋势之脉的基础上，明确定位养老事业服务对象——老年人群体自身的特征和变化，准确把握养老事业面临的新形势，最终设计出能够真正契合“新一代”老年人自身状况并有效引导养老事业沿着恰当的方向发展的养老政策。

值得关注的老年人口新特征

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是衡量一个社会老龄化形势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些数字描述的都是老年人口这个整体的大致轮廓，只能呈现出一个社会未来老龄化的基本情况和宏观走势。明确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方向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养老政策，不仅要了解老年人口整体的规模和比重变化，更要充分了解老年人口的内部差异。其中，代际差异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队列的人群由于其自身生命历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在步入老年阶段后将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每个队列人群的养老需求和养老方式。就中国而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大规模、快速的老龄化高潮时期，即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相比于目前已经处于老年阶段的人口队列，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第一，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群中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不断加剧，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单化、关系松散化以及居住离散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已十分罕见，一代户和两代户则成为当下主流的家庭类型，其中有近四成（37.6%）的家庭内只剩一代人，这一代人还通常都是老年人。现阶段，中国空巢老人已经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一半，总量突破一亿，其中，单独一人居住的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将继续攀升。

需加以说明的是，前不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意味着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出生队列在步入老年后平均将比五六十年代的出生队列（这一出生队列的生育期恰逢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期）步入老年后拥有更多的子女。但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推断出拥有更多子女的一代在年事已高需要照料时，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子女“侍奉左右”，真正实现“靠儿养老”。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实社会环境下，家庭再也无法回到传统社会时能够独担养老重任的状态，家庭关系松散化、居住离散化的趋势已难以逆转，即便多生了孩子，也无法保证年老时一定有子女常伴身边。事实上，目前的空巢老人多数都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就完成了自己的生育历程，他们大多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现在的空巢状态，主要不是因为只有一个子女，而是因为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变迁，迫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被动或主动地接受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第二，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群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解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的人口出生队列由于成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明显甚至巨大的差异。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的提高而降低的总体趋势，也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后简称为“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0年，45-5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接近9年，而60-6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减少至6.5年，8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仅有3.3年。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来看，年龄越低的人口队列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高。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接近18%，45-5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为6%，而60岁及以上各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都不超过4.3%。从文盲人口比重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降低而快速下降的趋势。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80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比重高达44%，60-69岁人口的文盲比重已快速下降至12%，45-54岁人口中只有不到2%的人为文盲，而25-34岁人口中更是仅剩0.7%的人为文盲。

不同人口队列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将直接导致这些队列步入老年后在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上的差异。由于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受教育程度越高，因而相比于2010年时已经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在未来二三十年的老龄化高潮期内，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第三，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群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6.68亿人，而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48.8%。与受教育程度类似，互联网的使用比例也呈现出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互联网普及率越高。

现阶段，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重只有不到8%，40-49岁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33%，20-29岁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更是抬升到近85%的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即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中，能够接受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重将大大提升。可以推断出，到2035年，中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即2015年时40-49岁的人口队列）中能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重将至少达到33%，而到2055年以后，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即2015年时20-29岁的人口队列）中能够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重将至少达到85%，而且这一时期高龄老年人口（2035年时的低龄老年人口在2055年将进入高龄阶段）中，也将有超过三成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

能否使用互联网是衡量老年人接受新事物，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力的重要指标。互联网对现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老年人而言，是否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和生活质量。互联网是构建智慧养老模式所需依托的重要技术平台，也是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养老能力提升的重要科技手段。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增强将会使他们比现阶段的老年人生活得更便利、更丰富多彩。

例如，随着电子商务和物流业的发展，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的老年人足不出户便能轻松实现各类生活用品的购买，这使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购物自理。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还将极大地改变老年人的通讯方式、信息获取方式和娱乐方式，使老年人的精神文娱生活更为丰富。

第四，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群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家庭的财富总量整体上有了巨大增长，但不同出生人口队列在财富拥有量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家庭财富总量来看，现阶段60-64岁的人口家庭财富拥有量最高，其次是55-59岁的人口。基本上25-64岁的人口在财富拥有量上，都远高于目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现阶段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房产已成为其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财富总量中，房产所占比例超过70%，在城市中，房产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更是高达近80%，房产已然成为家庭财富中的绝对“大头儿”。因而，在衡量家庭的财富水平和经济状况时，不能仅仅考虑收入因素，而应将是否拥有房产以及所拥有房产的货币价值也充分考虑在内。

在诸如北京、上海的一线大城市中，有不少低保户是拥有房产的，仅从收入角度来看，他们无疑是非常贫困的；但如果考虑进他们拥有的房产的货币价值，他们则是富有的。从不同出生队列的财富拥有情况来看，不同的出生队列也因房产拥有状况不同，在财富拥有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而言，现阶段30-79岁人群的房产拥有度都非常高，基本均在70%以上，其中40-79岁人群的房产拥有比例更是高达80%。可见，现如今的低龄老年人口以及未来二三十年内即将陆续步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大部分是“有房族”，这使得他们坐拥较为可观的财富。

从代际生命历程来看，这批“有房族”是十分幸运的。他们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成长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中，他们或是通过单位福利分配或是以比较低的价格自行购买，而拥有了至少一套房产。随着房产的价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使他们轻松实现了丰厚的财富积累，具备突出的经济优势，而且在住房私有化且可流通的背景下，他们的房产能够转换成货币或其他类型的财富以满足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然而，比这批人更年轻或更年迈的人口队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其中，更年轻的人口队列由于并不拥有房产，故财富积累薄弱；而更年迈的人口队列则大多生活在“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时代，私有财产受到限制，因没有赶上市场改革而失去了拥有房产并积累财富的机会。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收获了房产的一代人是中国目前最富有的一代人，当他们陆续步入老年后，将成为最“不差钱”的一代老年人，只要具备足够有效且便捷的置换途径，他们所拥有的房产便能转变成帮助他们换取养老服务的有力的资金支持，这将使他们具有着较强的养老产品及服务消费欲望和消费实力。

第五，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群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状态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科技的推广运用，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住房设施配备得越来越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中国八成左右的住房能提供自来水和配有独立厨房；六成多的住房能够使用煤气/天然气和配有洗浴设施；一半多的住房配有冲水式厕所和暖气/空调设备；四成多的住房拥有网络。无论住房设施的升级还是其他生活环境的改善，都能使人们生活起来更为便捷省力，这无疑是“老年友好”的。老年群体面临着生理机能的日渐衰退和身体素质的不断下滑，这会导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持续弱化。而生活环境极大改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自理对于生理机能和身体素质的要求不断下降，也即能够帮助老年人在一种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下，更为轻松地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理。

举例来说，在过去较差的居住条件下，洗澡对于手腿无力的老年人而言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从准备浴盆、烧水、倒水、清洗身体再到最后排水并清理浴盆，每个环节都是对生理机能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显然无法在“洗澡”这件事情上实现自理。但现代淋浴设备的普及则大大减少了洗澡的准备环节，使整个洗浴过程变得简单易行，原来由于身体状况较差而难以独立完成洗澡过程的老年人，因此实现更大程度的洗浴自理。可以预见，今后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有望在更长的生命历程中实现部分甚至完全的自理，自理状态预期寿命将持续延长。

养老政策设计应契合老年人口新特征

在未来二三十年老龄化高潮时期，步入老年的“新一代”老年人所展现出的诸多新特征，对未来养老政策的设计颇具启发意义。结合“新一代”老年人的新特征，未来养老政策设计可以开拓两条新思路。 

其一，未来的养老政策设计要在现有养老政策专注于养老物质保障及资金支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引导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真正实现在“物质搞上去”的同时，确保“服务跟上来”。养老政策应引导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以推动养老产业大发展，不断提高各类型、各层次养老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能力，力求实现全方位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多元化、专业化和高水平的养老产品和服务。

这一思路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新一代”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多，这些“高知型”老年人思维更活、见识更广、眼界更宽，他们对于养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种类更为多样，层次也更为高端，除了包括衣食住行医等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还涉及琴棋书画诗等高层次的精神文娱需求，而且他们对于晚年生活的品质也有着更高的追求，因而对养老产品及服务的质量有较高的期许。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一代”老年人是最富有的一代，他们积累了充裕的以房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富，这些财富能够转换成丰厚的养老资金，这使他们愿意也有能力购买种类繁多且质量上乘的养老产品及服务。但现阶段中国养老服务业整体水平不高且供给能力不足，这将导致“不差钱”的“新一代”老年人可能面临“有钱没处花”的窘境，即他们有“物质条件”却购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例如，在身体状况较好，想要从事各类文娱锻炼活动时，却租不到设施完备的场地，只能满大街跳“广场舞”；在身体状况较差，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帮助和照料时，却雇不到专业的合格的家政人员或医疗护工。

其二，养老政策设计要尽可能紧密地与“新一代”老年人的自身优势相结合，将老年人自身优势有效转化为养老资源和养老力量，进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具体来说，首先，“新一代”老年人能够更为熟练地使用互联网，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养老政策应将“互联网+”的理念引入到养老事业发展中，构建“互联网+养老产业”的发展模式，依靠互联网平台提供各式各样的养老产品和服务，大大提升老年人生活的便捷和丰富程度，以减少老年人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其次，“新一代”老年人多为“有房族”，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完善养老物质保障体系时，养老政策不仅要鼓励国家不断提高养老资金“供血量”，还要引导老年人实现养老资金的自我“造血”。以房产为代表的财富积累便是“造血”的重要原料，养老政策应致力于设计出多种转/置换渠道，使房产资源能够便捷有效地转化为养老资金支持，真正将“以房养老”的理念落到实处。再次，“新一代”老年人有望实现更高的自我养老能力和更长的自理状态预期寿命，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养老政策应加快推进“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充分鼓励相关行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明创造并生产多元化的智慧养老设备，努力为提升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支持和丰富的技术设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