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假网红被打假

不是所有流量生意都是好生意。‍‍‍

文｜陈首丞‍‍‍‍‍‍

编｜园   长‍‍‍‍‍‍‍‍‍‍

打假网红铁头，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翻车。

8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通报，已对董某某（网名“铁头”）等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立案侦查。

在此之前，铁头就曾因在直播间自曝涉黄而遭遇全网封禁。被封禁后不久，铁头还曾奔赴日本整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大活”。但如今，铁头再度被人看见，已经是出现在一张蓝底白字的通告里。

在铁头之外，打假网红狂飙兄弟也曾因为“打假”二手车商而翻车，打假“科技与狠活”的辛吉飞因为卖问题产品而翻车。如今，打假网红被打假，甚至已经不能称得上是一件新鲜事。

在互联网，每一种“流量”都有按比例兑换成金钱的可能性，“打假”也不例外。打假网红赛道的兴起，本质上也是因为观众爱看，甲方爱投。

但当“打假”成为一种攫取流量并进而求得变现空间的手段，“打假”也逐渐变味了。真以变现空间来衡量“打假”这一网红赛道，才能意识到打假这一网红行为的矛盾性。

铁头发家史

如果以铁头的行为来复盘，我们很容易发现，铁头并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打假”网红。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善于把握大众情绪的“情绪”网红。

铁头人生的两次“高光”时刻，均和传统的“打假”无关。

第一次是2023 年8 月，铁头接连发布四条视频，声称杭州新东方违规补课，要求其暂停补课并退还费用。和往常相比，铁头并非补课行为的“消费者”，新东方也并非提供虚假商品的“卖方”。但铁头洞悉了杭州新东方所在的灰色地带和可能具有的巨大流量，并因此迅速涨粉20 万，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铁头或许并没有那么精准的算计。但在这个擅长操弄情绪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内容直觉，他知道什么样的内容能引起巨大的讨论。舆论的烈火熊熊燃烧，他则火中取栗。

第二次是2024 年 6 月，彼时铁头已经因为直播涉黄而被封禁。但他并没有因此停了想做网红的心，反而一口气玩了一把大的。这一次更与打假无关，他直接来到日本，通过小便+用喷漆在写下toilet，通过消费民族主义情绪收割巨大的流量，再度成为全网热搜高位拥有者，乃至“出圈”到海外了。

如果铁头的账号仍在，这种情绪营销无疑会收到巨大的流量回报——可以类比于此前香飘飘的包装讽日事件，迎来直播间的人气大涨甚至是随之而来的直播打赏。只是，铁头没有机会了。

不过，善于把握情绪流量的铁头，并非一个聪明到极致的算法操控者。正相反，他自己就是一个受情绪操控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铁头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一个打假的英雄。而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也因此被他的“正义凛然”吸引，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

只是，这种“真”和“不擅作伪”，也让他“飘了”，连续出自己的弱点。

2023年 9 月，铁头在打假完杭州新东方后不久，便声称要打假东方甄选。只是，这次作为直播电商公司的东方甄选，已经和杭州新东方这样的教培机构不同，强硬的回应态度让铁头迅速服软，发布视频道歉。

2024年 1 月，铁头在直播间中大谈自己的涉黄经历，并得意洋洋地表示自己的事情已经过了追诉期。此事迅速成为铁头绝难抹去的污点，随后不久，铁头账号便遭封禁。擅长操控情绪的铁头，再次遭到情绪的反噬。

当铁头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时候，网友们只能在蓝底白字中寻找他的名字。

作为一种内容产品的打假

铁头，只是云云打假网红中的一员，相比其他人，他是最出格的一个，也因此最先倒下。铁头的兴起并非孤例，在他背后，有一个抖音新晋的热门赛道。

在这条赛道里，有打假假冒伪劣食品的辛吉飞，打假缺斤少两小贩和乱收费出租车的SuperB太，有咆哮式打假鬼秤的狂飙兄弟，还有分享临期食品行业内幕的临期也狗，揭露茶叶行业内幕的老九好茶等等。

打假网红们层出不穷，本质上还是因为“打假”这件事易于挑动用户的神经，是一件结合线上线下，能够引爆多重话题的流量事件。

一方面，打假网红作为普通消费者的代言人，站出来充当“刺头”去揭露并整治鬼秤、乱收费等行为，实际上给曾经遭受不公平对待却不敢发声的普通消费者出了一口气。这种情绪上的价值正反馈，容易让他们收到普通消费者的追捧，成为坐拥数百万粉丝的网红，进而获得商业转化的空间。

另一方面，打假网红的行为类似于证券交易市场上的“做空”，实际上充当了一种第三方监管者的角色。在打假网红打假的过程中，打假网红可以获得流量和收益，不良市场行为被整治，监管者多了无数双眼睛，这是市场行为的多赢。

打假网红“无利不起早”，在背后推动这件事的平台也是如此。当一部分用户爱看，平台就会将这部分内容推到更大的流量池中，直到其获得最大程度的曝光。平台从来不主动制造热潮，它永远只是热潮的放大器。每一次流量集中曝光的时刻，都是一个需求被重新看见的时刻。

平台推动、观众欢迎、监管需要，打假网红又是怎么把自己搭进去，变成被打假的人的呢？

本质上还是因为，当“打假”成为了一种内容产品的时候，就逐渐走入了矛盾之中。在互联网混迹多年的职业打假人王海，在抖音仅有120 多万粉，其视频大多由图片和AI配音制作而成，流量非常有限。王海多次成为互联网舆论中心，靠的都是微博，通过白纸黑字的调查报告推动热搜。

相比起来，热门打假网红的视频，就比王海的要好看的多。辛吉飞有自己“科技与狠活”的梗，“狂飙兄弟”打假鬼秤，更是把视频拍摄地跌宕起伏，扣人心弦。B太拍摄打假视频，也亲身奔赴各地，带观众体验式打假。

观众可以自然想象，一个没有镜头感的普通人，拿着手机对着一个普通商贩说你的东西有问题，是否能在短视频平台获得流量呢？

很明显，打假网红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去推动打假这件事职业化和可持续化。前者需要相应的商业化才能够覆盖成本，而后者则需要持续发掘足够有吸引力的“负面”事件，才能不断获得流量。

两件事都很危险。

商业化的两难之境

在铁头因为敲诈勒索翻车之前，另一位咆哮式打假的网红狂飙兄弟早已翻车多时。

2024年7月，狂飙兄弟称另一位拥有 300 万粉丝的车类网红“玩车研习社”出售的二手车辆疑为重大事故车。经第三方鉴定后，认定该车辆非重大事故车。事件随后两极反转，玩车研习社因为在视频中有理有据清楚明白地回应涨粉两百多万，而狂飙兄弟则因为打假翻车被 粉丝质疑，此后更是被合伙人“锤”欠款不还，如今已掉粉十余万、停止更新。

与其他赛道的网红略有差距的是，打假网红出售的内容产品往往还会夹带一颗正义之心。网友们追捧打假博主，不单单只是消费内容，还同样在消费一种“正义感”。也因此，当打假网红的个人出现问题时，他就必须要付出比其他网红更多的代价。

简而言之，打假的正义脸谱对个人道德的标准太高，这很容易使得打假网红迅速被非黑即白的价值观冲击，滑向另一面。

但当打假网红需要将“打假”这门流量生意持续做下去，寻找值得打假又同时具备流量的视频题材就变得难上加难。

比如，当八两秤都在市场上消失了，或者说暂时偃旗息鼓了，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此时追逐流量的打假网红，反而失去了易于拍摄视频、易于获取流量的靶子，对他们来说，打假只是一种获取流量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矛盾由此而生。

而一旦如狂飙兄弟一般，最终查证不严、调查不清，打假网红随时可能“被打假”。即使目前没有“大翻车”辛吉飞，也被屡次质疑诸如“脱离剂量谈毒性”“借助信息差危言耸听”等问题。

在商业化上，打假网红同样面临困局。一方面，打假网红流量泛化，如果不在一个具体的内容赛道，难以寻求精准植入广告。另一方面，当打假网红行为偏激情绪化严重，也难以获得消费者信任和带货转化。此前铁头带货一晚仅卖出7 万余元，正是一个经典案例。任何一种流量都有其相应的价值，但不是所有流量的价值都相等。

而当打假网红铤而走险，选择和铁头一样，用近乎敲诈勒索的方式获得收入，最终只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环球经纬所律师方梓楠告诉刺猬公社，打假网红正常行使监督权利，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存在借“打假”之名威胁或要挟受害商家，试图牟取不法利益的，达到一定金额标准或有多次行为，就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方律师表示，即使商家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但行为人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权或挽回损失，而在于借助社会公众的关注，威胁曝光甚至夸大问题，以逼迫商家面对潜在风险而不得不支付高额费用。此类情况将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

在打假这条赛道上，走得最稳、最久的，或许还是职业打假人王海。方律师介绍道：“王海从草根出身，到后面自己养活了一支调查甚至是法务队伍，他们的模式主要是基于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对问题商品进行维权获利。”

对于王海来说，成为网红只是其屡次打假的附加品。他获利的方式，也从未超过法律的范畴。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安全也更加稳定的长期主义行为。

“不过，王海的出现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换到现在，王海出道的话，也不一定会选择这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