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明智，学史明理，鉴往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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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神州大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然而，党内一些人却主观地认为革命形势“一直高涨”，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确定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暴动总策略，不顾客观可能，盲目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行极其残酷的大屠杀，在党内有些人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因而在起义过程中不注意政策与策略，一味地采取烧杀政策。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党内一度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已经具有全国性武装暴动的条件，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就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农村包围城市是“极其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等人还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要求力量还相对弱小的红军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甚至还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执行“立三路线”的过程中，红二军团由一万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并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由六千多人减少到两千人，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区党的力量也遭受严重损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这本是可以避免的损失。

以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全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原本仅是一般干部的王明竟然摇身而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实际操纵者。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开展所谓党内斗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贯彻左倾教条主义甚为积极，而且排斥异己，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而且冲昏头脑，竟然认为国民党军已是不堪一击，盲目轻敌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这次围剿。

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坚持其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方针，采取错误的肃反扩大化政策，造成根据地和红军的严重内伤。在敌人进攻面前，先是轻敌冒进，后又消极防御，致使红三军（原红二军团）被迫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转战到黔东地区。

1933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已发展到了8万人，如果策略和指挥得当，是有可能粉碎这次围剿的。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将红军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李德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采取“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先是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进攻受挫后，又分兵把守，与敌人拼阵地战。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

1934年4月上旬，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三阶段 ， 蒋介石集结11个师兵力，向中央苏区重镇江西广昌进攻。中央苏区这方面，红军所设立的司令部，博古担任政委，李德实际上是总司令，亲自指挥作战。博古等人下发《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全力保卫广昌，大量消灭敌人并最后粉碎围剿。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军令如山，中央红军只得主力尽出。

广昌之战开战前，彭德怀心急如焚，面对李德决定构筑永久工事坚守的态度，再三向李德进言：广昌不能固守，敌军有飞机大炮，技术装备高于我军。红军就算有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敌人的装备下也不起作用，固守广昌会使红三军团全部毁灭。然而李德并不采纳。结果在李德命令修建的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博古、李德的司令部不顾红军十分疲惫、减员严重、武器装备落后的现实，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拼命主义口号，命令红军以所谓堡垒战、阵地战的方式，与敌军进行正规战。这是红军作战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血战18天，红军付出了五千多人伤亡的惨痛代价，最终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失守。可以说，红军后来开始长征的直接原因是源自于该战斗失败。

广昌失陷后，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的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怒斥李德给红军造成的损失是 “崽卖爷田心不疼”。在后方的毛泽东指出，广昌保卫战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林彪从前线致信中央，坚决主张在苏区只能进行运动战，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胜利在握时才能作战。张闻天严肃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指出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是错误的。彭德怀当时因为与上级“顶嘴”，做好了思想准备，备好了简单换洗衣服，准备着要被押送监禁审判。

博古、李德却抱定军事教条不松手，博古送给张闻天一顶“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帽子，李德给彭德怀扣上“右倾”的帽子，他们还批评林彪，说不能迷信地形，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对邻近苏区也发动了清剿或围剿。湘赣苏区红6军团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的情况下奉命转移；湘鄂赣苏区红军在敌重兵围攻下，遭受极严重的损失；闽浙赣苏区红10军团在转战浙皖边时，主力在赣东北遭敌人重兵合围，大部牺牲，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就义。上述各苏区都曾有过很好的革命形势，红军都发展到万人以上，但随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贯彻和严重错误的肃反扩大化政策，加上国民党军的反复进攻，终使苏区丧失。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开始走上漫漫长征路。到1934年12月渡过湘江后（就是国内军史上记载的惨痛的湘江血战），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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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明智，学史明理，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