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游库尔德斯坦见闻录（二）走在新月沃地的边边上（下）

众所周知，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帝国（Empire）本该是一种把多民族多宗教统一在同一个政治实体下的形态，但奥斯曼帝国后期由于“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作祟，一方面屠杀清洗自己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厥化”运动。

对于突厥来说，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强制的文化、信仰、语言同化并不是什么新举措。突厥是非常早皈依伊斯兰教的游牧民族，自打他们信仰了伊斯兰教之后，就自认为掌握了宇宙的全部真理，从而产生了极强的排他性，特别热衷于把其他民族变得跟自己一样。可以说，崛起于中亚草原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中，突厥才是最成功的征服者，因为他们不光搞武力征服，还注重文化上进行同化。相比之下蒙古人只有被人同化的份儿——一部分被汉族同化，一部分被藏族同化，还有一部分去了中亚被突厥给同化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被突厥化的地区，就是我国新疆的喀什。早在公元750年，征服了喀什地区的葛逻禄突厥就对当地进行了突厥化，喀什的原住民其实是原始印欧人的一个分支，说的是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Tocharians），而现在的维吾尔语则属于突厥语系，正是那个时候被同化的——这就是为啥土耳其人会大言不惭地将我国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突厥后来沿着中亚草原向西扩张，从喀什到阿塞拜疆之间的大片中亚地区，除了波斯民族的塔吉克人之外，全部都被突厥化；蒙古人被突厥化了之后，突厥的势力变得更为庞大……我们古代史经常提到的粟特和花剌子模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实就是因为被突厥化后融入了突厥族群。所以奥斯曼帝国天然就比较缺乏对其他民族的包容性，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传统，对异族进行屠杀清洗有其必然性。

▲突厥语系的分布，可以一窥历史上被突厥化的地区

奥斯曼帝国在1916年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突厥化”的法令，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一是在各地建立孤儿院，收容那些战争孤儿，给亚美尼亚、亚述、库尔德小孩儿都重新起一个突厥名字，把他们变成土耳其人；二是搬迁库尔德部落，稀释各个地区的库尔德人口，避免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太大；三是要把土耳其境内所有“非穆斯林”民族语言命名的街道省市村镇山河等地名改成突厥语……这场改名运动被独立后的土耳其所继承，持续了好几十年，据统计一共改了8436个地方的名字。比方说曾经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就是在1930年被改成“伊斯坦布尔”的。

▲土耳其在突厥化运动中被改过名字的地方

1937年11月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造访了阿米德，他是个武将出身，对于历史文化没啥考证，在没搞清楚Diyar Bakr词源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地名里的Bakr改成了Bakir，并正式重新命名了阿米德——新地名Diyarbakir在突厥语中是“铜之乡”的意思。凯末尔的意思是，反正刚好这地方周边铜矿丰富，不如顺水推舟叫这个名字。

可问题在于，首先，突厥从未成为过阿米德的主体民族；其次，凯末尔之所以会造访阿米德，是因为那两年土耳其政府正在对其北部的德尔西姆（Dersim）库尔德部落进行平叛大屠杀。

在19世纪初，阿米德曾经有着大量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这些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治下属于二等公民，被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压着一头。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当时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是不同的——库尔德人由于其伊斯兰信仰，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较高。在第一轮地名“突厥化”的过程中，库尔德语地名得以豁免。但由于突厥和库尔德人本质上不同文不同种，突厥统治者从未信任过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叛乱的库尔德人，更多是把他们看作一股能够在土耳其东部制衡基督徒的势力，一边利用他们，一边限制和防备他们。

库尔德人正是当年在土耳其东南部屠杀基督徒的主力，而且非常没有底线。当时有很多基督徒躲在教堂寻求避难，库尔德人直接一把火点着了教堂，将里面的人都活活烧死……他们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不分男女老幼，许多个亚美尼亚村庄，都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经历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波对异教徒的大清洗，库尔德人成为了阿米德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

我在《高加索列国志（二）“病毒斗士”亚美尼亚》中曾经提到过，亚美尼亚自古以来，都一直起到了抵御伊斯兰的作用。抵御宗教同化这种事情，只有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一般来讲，那些原始泛灵崇拜和多神信仰的民族，在逻辑自洽、组织严密的伊斯兰教面前是毫无招架之力的，会迅速被同化。而亚美尼亚的东方正统教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组织，也属于顽固的一神教信仰，才能扛得住伊斯兰教的同化——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坚守自己的一神教信仰、成为中东地区的刺儿头，也是同样的缘故。

亚美尼亚人虽然能扛住“同化”这一魔法攻击，却扛不住“扩张”这一物理攻击，他们身处群狼环伺的处境——东边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阿塞拜疆人，前段时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还打过一仗，战败直接导致基督教世界又丢了一块阵地；而亚美尼亚人西边的压力正是来自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跟亚美尼亚人都属于山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比邻而居。两个民族虽然互有仇隙，但谁也干不掉谁，只好相互防备着生活在一起。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库尔德人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积极性高涨，以伊斯兰“圣战”之名双手沾满了亚美尼亚人的鲜血。

库尔德人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一战后列强磨刀霍霍准备肢解奥斯曼帝国那阵子——土耳其东南部的亚美尼亚人死伤大半；老东家奥斯曼帝国成了败军之将，再也压制不了自己了；列强们甚至还有计划让库尔德人自己建国，而这个拟建中的“库尔德斯坦”首都，正是阿米德——即迪亚巴克尔。

库尔德人没有等到天降曙光，却等来天降猛人凯末尔，带着突厥成功逆袭，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库尔德人独立的梦想不但成了泡影，突厥甚至还想把库尔德人存在过的痕迹抹去……1937到1938年间平息德尔西姆库尔德部落叛乱的大屠杀，是一场给其他库尔德人看的“杀鸡儆猴”。这场大屠杀仅后来土耳其官方自己承认的遇难人数就多达13806人，而一些历史学家估算的遇难人数则在32000至70000人不等……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出“兔死狗烹”的活剧——对于突厥而言，将亚美尼亚人赶尽杀绝了之后，库尔德人不但失去了价值，而且成为了潜在的分离势力、不安定因素……下一个要弄死的，舍你其谁？于是土耳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试图消灭库尔德民族的政策，新的国际秩序下没法儿再像从前那样搞种族灭绝，这次他们打算从文化灭绝入手——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禁止穿着库尔德传统服饰，禁止传播库尔德相关文化，禁止自称库尔德人……

然而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的：压迫的力量越大，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强；越是想要消灭一种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就会变得越强烈。

由于整个土耳其东南部外宾罕至，像我们这种东亚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街上常常会有威武雄壮一脸络腮胡的库尔德人主动跟我们打招呼、求合影，而他们往往一边打招呼一边自豪地拍着胸脯大喊——Kurdish！Kurdish！急不可耐地表明自己的库尔德人身份，生怕我们把他们当成土耳其人。

这种对库尔德身份的刻意强调，在我游历的几个库区中绝无仅有。人类的本性，都是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拼命强调自己库尔德人的身份，恰恰证明了这一身份认同长期受到压制或者具有争议。人性这东西都是越压抑越反弹、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就好像父母越是想要拆散的爱侣，越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在一起；大大方方地给了，反而也就祛了魅，不再执着。

土耳其政府试图消灭库尔德文化的做法堪称是教科书级的昏招，达到了一种欲盖弥彰的反效果，让库尔德人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我觉得政府在制定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时，都应当以此为戒，更多地去共情民众、琢磨人性。时至今日，库尔德人依然固执地使用着“阿米德”这个旧名来称呼迪亚巴克尔，我们在迪亚巴克尔住的酒店就叫阿米德酒店（Amida
Hotel）。同时也正是土耳其政府的昏招，催生了著名的土耳其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PKK，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迪亚巴克尔作为库尔德人的“精神首都”，从此成为了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分离势力冲突的焦点。

迪亚巴克尔硝烟未散

迪亚巴克尔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环绕老城的古城墙，其规模跟平遥古城相当，周长有六公里左右。古城坐落于底格里斯河畔的丘陵上，我们参观完考古博物馆之后，坐在城墙上啜饮咖啡，望着城外的底格里斯河缓缓流过，河畔起伏的原野风光旖旎，让人感觉岁月如此静好……

▲迪亚巴克尔城堡的堡垒区，现在成了博物馆

▲城墙可以随意攀登，没有护栏还挺危险的

▲坐在城头，看下面的新月沃地

▲平静流淌的底格里斯河

可是，岁月静好的地方又怎么会建造高大的城墙呢？迪亚巴克尔的金城汤池，不正说明了这里的不太平吗？随着我们对老城进行深入的探索，很快就揭开了这座城市的黑暗面。

在我这次游历的土耳其城市中，迪亚巴克尔是气氛最为紧张的一个，执勤的装甲车就停在老城街头，透着一股压抑的氛围，而这显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按照地图上的指示，想去寻访一座亚美尼亚教堂，结果一头闯进一片被围起来的拆迁改建区。一开始，我还以为这片区域是在2023年大地震中受损的老城区，正在等待修复重建。结果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地震受损的建筑不应该这么集中，这里有好几栋明显是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的战损建筑，从其废弃后的风化程度来看，不少于五年不超过十年——毫无疑问，这是2016年土耳其内战期间的遗迹。

▲老城里的装甲车，这在后来的伊拉克很常见，但在土耳其是独一份

▲我们在远离道路的地方发现了一片被打成筛子的街区

有人肯定要惊呆了——什么？土耳其就在前几年还爆发过内战？是的，虽然规模不大，但确实打过。2016年全世界对中东的注意力都被扩张势头猛烈的ISIS所吸引，由于ISIS闹出的动静太大，土耳其这种局部冲突没怎么引起外界的注意。对战双方是土耳其政府武装部队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力量，这或许就是为啥很少有游客去土耳其东南部——早几年你想去都去不了。

2016年的土耳其内战可说是叙利亚内战间接引发的，后者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打破了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之间脆弱的平衡关系。

库尔德工人党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兴起的背景，正是我前面说过的1980年代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所采取的一系列欲盖弥彰的文化压制政策。这些掩耳盗铃的昏招，激化了民族矛盾，最终促成了库尔德人要求独立的强烈诉求。于是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库尔德工人党依托山区地形，与土耳其政府开展了长期的游击战。从1984年到2009年的25年间，双方的冲突造成了四万多人丧生。

就我个人认为，库尔德工人党可算是一个“准恐怖主义”组织，他们会采用一些诸如贩毒、洗钱、绑架勒索、走私之类的非法方式募集资金，也会在一些行动中杀伤平民；但是吧，他们并不像典型恐怖组织那么极端变态，因为他们的早期意识形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主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所以各国对于是否要把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组织一直都存在争议。

库尔德工人党虽然诞生在土耳其，但由于被政府通缉，组织的头头脑脑几乎全部在海外流亡；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其势力也早已发展到了境外。作为一个大型跨国武装组织联盟，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都有其分支。这种跨境组织形式让土耳其政府很头疼——因为库尔德游击队员可以跨境流动，藏身于境外的库尔德山区，充分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而政府武装部队进行跨境打击就没那么方便了，始终没法儿把库尔德工人党彻底清剿，僵持不下。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埃尔多安上台，埃苏丹在掌权之初还算是个比较务实的政客，雄心勃勃想要发展土耳其的经济。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意识到土耳其政府跟库尔德工人党的连年内耗纯粹是个双输局面，于是在2009年决定要缓和库区的局势，为土耳其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他颁布了一系列对库区的“绥靖”政策——比如允许在公开场合使用库尔德语，恢复一些地方原有的库尔德地名，特赦某些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甚至代表国家为1937年的德尔西姆大屠杀致歉……埃尔多安想要和平安定的诚意，终于促成了2013年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停火协议。

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人好不容易消停，叙利亚那边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叙利亚内战是一场非常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涉及到许多个国内外派系大混战，参战的派系大致可以分成四大集团——其一是原来执政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得到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其二是两个反对阿萨德政府的临时政府，得到土耳其、美国和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其三是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东北自治政府（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AANES），得到美国、法国以及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其四是ISIS和其他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圣战组织，几乎与所有的其他派系为敌。

▲叙利亚内战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起源于伊拉克的ISIS势力扩张起来正好怼着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区，因此跟库尔德人打得很凶。土耳其政府一看机会来了——虽说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与库尔德人暂时妥协，但库尔德工人党终究是自己的心腹大患。眼下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叙利亚分支民主联盟党（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PYD）是叙利亚库尔德集团中的重要力量，倘若刚好能够借ISIS之手削弱他们岂不美哉？所以在ISIS崛起初期，土耳其政府非但没有出手打击ISIS，还与ISIS暗通款曲，通过非法穿越土叙边境的“圣战高速公路”，让受伤的ISIS高级头目到尚勒乌尔法的私人医院接受治疗，同时输送国际圣战分子和各种后勤物资给ISIS，指望着借刀杀人。

但事情并没有像土耳其政府预计的那样发展——

首先，ISIS那帮畜生才不会领情呢！作为一个自封的“世界哈里发国”，ISIS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在宗教、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最高领导权威，土耳其自然也应该是ISIS的一部分。2015年在ISIS巅峰时期，他们统治着一片1200万人口的地区，有着超过10亿美元的管理预算，变得极度膨胀，对土耳其进行了宣战——一方面在土耳其境内发动恐怖袭击，另一方面往土耳其境内发射火箭弹、迫击炮，处决土耳其士兵……土耳其这才被迫正式出手打击ISIS——之前的“打击”大部分是为了缓和舆论装装样子的。

其次，ISIS闹腾起来大杀四方，各个集团都疲于应战，叙利亚库区不但趁机实现了自治，还得到了大量来自国际社会的武器装备支援，用以对抗ISIS——毕竟库尔德人真刀真枪在前线跟ISIS玩儿命，刷了一大波存在感，国际知名度和地位都直线上升。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叙利亚分支原本是遭叙利亚政府镇压的地下党派，这下趁乱熬出了头，成为了叙利亚库区自治政府的创始成员，政治实力一步登天。

第三，ISIS恐怖分子进入土耳其之后，对各路人马进行的是“无差别攻击”，既有针对土耳其政府的，也有针对库尔德人的。有些恐怖袭击案无人认领成了悬案，有些被两家不同的组织认领……这样一来使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政府相互猜忌防备，好不容易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此破裂。

而导致停火协议破裂的导火索，则是2015年发生在迪亚巴克尔选举集会上的一起炸弹袭击案。库尔德方面认为是土耳其政府故意把ISIS恐怖分子放进来，想要破坏库区安定；土耳其政府反咬一口，说这是库尔德工人党自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的是增加选票……

炸弹袭击案件至今尚未真相大白，但当时这事儿搞得民众群情激奋，仇杀四起。2015年数千人在迪亚巴克尔的老城区以及库区其他城市进行集会抗议，并挖掘战壕设置路障，最后演变成了土耳其军警围攻各大库尔德城市的内战行动——在2016年长达三个多月的围城战期间，土耳其军警出动重型火炮，将迪亚巴克尔老城的不少街区打成了一片废墟，七八成的建筑被摧毁。

除了这场内战之外，土耳其在2016年7月份还爆发了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这些事情综合性地刺激了埃尔多安，让他变得敏感偏执，走上了独裁、民粹、反世俗的道路。后来埃尔多安不但放弃了与库尔德工人党和平共处的幻想，而且直接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利用打压库尔德人来获得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选票。2015年内战后到2022年期间，又有多达6000人死于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的日常冲突。

我们走进的，正是2016年围城战的废墟。根据相关报道，除了清真寺之外，土耳其政府完全不打算修复受损的历史建筑，索性把整片街区推平，以抹除内战的记忆。老城部分地区已经重建起了一些商品房、店铺，但更多的地方只是清理了战争废墟，留下一片白地。按照规划，这里打算要建一个全新的旅游街区，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我们找到了一开始想要寻访的亚美尼亚教堂，大门紧闭无缘一见，外墙建筑都是新近重建的，矗立在被打成马蜂窝的民居边上……当年战况的惨烈只能从这仅有的几栋残破房屋来推想。

▲老城区正在进行重建修复工作

▲这座塔应该是地震中受损的

▲整片区域都在重建规划，抹除战乱的痕迹

▲前景是尚未拆除的旧屋，后面一大片是已经完成了重建的新居住区

亚述人的悲歌

从围城战的现场出来后，我们又一头栽进老城西边，找到了全城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一座叙利亚东正教圣母教堂（Syriac Orthodox Church of the Virgin Mary）。这座教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最初是一座前基督时期的神庙，后来在公元3世纪改建为了现在的这座教堂。教堂的门是罗马时代晚期的，祭坛的装饰是拜占庭时期的；内部保存了相当多的文物、手稿和宗教圣物，比如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圣托马斯（Thomas the Apostle）的遗骨。

▲但凡有装甲车执勤的，都是重点区域

▲叙利亚东正教堂入口

▲大门立面的装饰是公元11世纪左右的塞尔柱风格

▲教堂的庭院

▲铁链用于引水，将雨水引入蓄水池

▲教堂内部的穹顶

▲突厥-波斯风格的主座

▲罗马风格的石雕装饰

圣母教堂是迪亚巴克尔老城戒备最为森严的地方——围墙被加高加固，拉了一圈铁丝网，门口专门停了一辆执勤的装甲车。因为像这种基督教徒聚集的地方，很容易成为恐袭的目标。圣母教堂大门对面有座楼，是当地基督徒的活动中心，我们只是好奇地想要进去张望一下，结果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当地大叔，主动带着我们参观，给我们介绍这个地方。

这位大叔是我们在整个土耳其行程中碰到的唯一一个会说英语的人，他告诉我们，这里原本是一个亚述人社区。

▲此行土耳其期间遇到的唯一一位会说英语的大叔（图片来源：林泉）

这里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亚述人。我曾经误以为亚述人就是叙利亚人，后来才知道在当代语境下“亚述”是民族、“叙利亚”是国别——亚述人相当于汉人，叙利亚人相当于中国人；但中国人不一定是汉人，汉人也不一定是中国人。

亚述人可能是世界上最被忽视的一支古老民族，亚述人的族群认同形成于公元前14世纪到前7世纪的亚述帝国时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先民的后裔，在两河流域至少生活了4000年，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学科就叫做“亚述学”（Assyriology），因此伊拉克才是世界上亚述人最集中的地区，然后才是叙利亚。

现代亚述人所说的阿拉姆语（Aramaic）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也是耶稣生前所说的语言，这种语言中保留了许多苏美尔时期的阿卡德语词汇。亚述人跟亚美尼亚人类似，公元前4世纪开始就一直生活在希腊-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夹缝中，为了避免被同化，很早就主动皈依了基督教——当时基督教还是一种非常小众的宗教。

▲闪米特语系的东语支已经全部灭绝，不过阿拉姆语曾与东语支有重合的活跃地区，因此保留了许多东语支阿卡德语的词汇

阿拉伯帝国崛起并统治了两河流域后，亚述人依然坚守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拒绝被伊斯兰同化。但他们作为异教徒，在阿拉伯帝国只能当二等公民（Dhimmi），被要求缴纳重税。由于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亚述人不得不往北迁徙，许多人都生活在新月沃地北部平原和山区的交界地带。可他们终究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后来北边又来了更狠得突厥穆斯林，从此生活在了突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夹缝中——阿拉伯穆斯林只想要他们的钱，突厥穆斯林却想要他们的命——我在前文反复提到过，奥斯曼帝国种族灭绝亚美尼亚人的时候，亚述人也被连带清洗。

所以可以说亚述人和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一样，都是中东的边缘民族，居住的区域也有部分重合。然而这三者又各有不同——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自己统一的政治实体，但他们人多势众不好惹，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如今终于在伊拉克库区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有过古老辉煌的历史，也都在失去家园后经历了巨大的苦难。现在的亚美尼亚尽管比历史上小得多，至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为民族存续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亚述人却仍然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亚述社区，是这三个民族当中最没有存在感一个……

更要命的是，亚美尼亚位于伊斯兰世界扩张的边缘，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亚述基督徒的很多社区却像刺一样扎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跟穆斯林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中东地区几乎孤立无援，他们所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由于最近几十年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极端化，许多亚述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于是想办法移民去了欧美国家，导致社区里的不少房屋空置；这栋用来作为活动中心的房屋，正是一位移民离开的亚述人捐赠的。活动中心除了作为基督徒的聚会场所之外，有些想要脱离土耳其社会、移民去欧美的穆斯林，也会先在他们这里接受改宗和洗礼，学习基督教文化，以便更好地融入欧美社会。

▲如今的亚述人社区日益凋敝

▲被废弃的传统建筑随处可见

我过去一直认为伊斯兰教是条单行道，成为穆斯林之后就很难改宗出来，因为这一宗教与家庭、社区高度绑定……现在看来，当一个穆斯林只要能下决心彻底斩断与家庭、社区的联系，改宗还是有办法的。

圣母教堂隶属于叙利亚东正教会马尔丁总教区——我们中国读者对教会、教区之类的概念不熟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社区居委党支部，专门负责宣传政策、发展党员入党、组织党员活动……自古以来能够成功传播的意识形态组织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必须自下而上从基层做起。当我了解了这个教堂的社区职能之后，不由为它捏了一把汗。虽然亚述基督徒远比穆斯林要更早定居在这里，但先后经历了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里早已从基督教的“主场”变成了“敌后”——由于长期的宗教冲突，圣母教堂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毁坏与重建，能够顽强地坚守住这个“党支部”据点真是相当不容易。

抛开当地的宗教、民族纷争不谈，迪亚巴克尔及其周边的旅游资源在我看来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而当地政府也确实在动脑筋发展旅游业。比方说迪亚巴克尔大清真寺是土耳其最古老的清真寺，阿拉伯人在公元639年征服阿米德之后，将当地拜占庭风格的主教堂改建成了现在的这座清真寺，因此这座清真寺非常独特——庭院里居然有用藤蔓图案和拉丁铭文装饰的石柱和立面；它的宣礼塔并非圆塔而是方塔，很可能是继承自基督教的钟楼。

▲土耳其最古老，同时也是最与众不同的清真寺

▲方形宣礼塔原本可能是钟楼

▲罗马风格的立柱

▲中间的装饰带是库法体阿拉伯文字，不过是结合了装饰性元素的库法体变体，说明这条装饰带，应该是比较晚期才加上去的。狮子捕猎公牛的场景，则是非常典型的两河文明浅浮雕元素。

▲这些老人应该都是库尔德人。我回来复盘时候才发现，有几个老人穿的是典型库尔德传统服饰，裤腿松松垮垮

▲老城里拉板车的苦力

底格里斯河畔这一重要战略位置，也使得这座城市拥有许多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附近有三座建于11至12世纪的石拱桥，都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其中的马拉巴迪大桥（Malabadi），堪称“土耳其赵州桥”。这座大桥虽然比赵州桥晚了五百年，7米的宽度也略逊于赵州桥的9米，但它150米的长度、19米的高度，跟赵州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38.6米的桥拱跨度超过了赵州桥的37.47米，可以容纳下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石拱桥之一。网上看照片没看出大小，来到实地才被其庞大所震惊，很难想象将近一千年前的人类居然能用石材造出这么大的一座桥。它跟赵州桥一样，设计有用于泄洪的小孔；而它的独创之处在于，拱门两边的拱肩里面，居然藏有两个带窗的房间，可以供往来的商队遮风挡雨。

▲出城之后回望迪亚巴克尔古城

▲古城附近的一座多孔古桥，跟伊朗的古桥类似

▲马拉巴迪大桥，古代工程杰作

▲站在桥上才感觉到桥有多大

▲高水位时，水会涨过边上的小拱门

▲小门是进入拱肩的入口

▲拱肩中设计房屋的做法别出心裁，可以在冬天提供御寒场所

迪亚巴克尔周边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马尔丁（Mardin）。

抱憾马尔丁

马尔丁跟尚勒乌尔法一样，都是我到了土耳其之后临时加塞的行程点。我在网上搜寻关于土叙边境的资料时，看到一个外国博主写的关于马尔丁的博文，才知道马尔丁是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旅游城市；当时由于边境安全原因，那个博主没能去成马尔丁。在加济安泰普跟相机朋友们聊起接下去的行程时，我提到了一嘴马尔丁，他们立刻表示马尔丁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根据我的经验，一般当地人说漂亮的地方，通常都不会差，于是马尔丁就这样被我们安插进了原本就很紧张的行程中。

如果从迪亚巴克尔直接到马尔丁，路程只有93公里，一个多小时就能开到。但我们为了去马拉巴迪大桥看一眼，下午出发后绕了一个三百多公里的大圈。路上我们还打算参观一座公元4世纪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城堡遗址（Zerzevan
Castle），这座遗址是2014年才刚刚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在遗址中发现一座保存十分完好的密特拉神庙，见证了在基督教兴起之前曾经普遍存在于罗马帝国的密特拉崇拜（Mithraism，关于密特拉崇拜可以参见《高加索列国志（五）“承前启后”伊比利亚》）。然而当我们开车到那座遗址的时候，已是傍晚5点三刻，人家关门打烊了，失之交臂。

▲城堡遗址已打烊，没能上去看。新月沃地有着大量尚未发掘、或者刚刚开始发掘的遗址

▲迪亚巴克尔周边的风光

旅行到了第五天，我们的团队逐渐显现出了一个矛盾——关于住宿的选择。

由于我们这次的行程完全属于探路开荒性质，一路上走到哪儿算哪儿。通常会根据当天的进度以及在当地获取到的最新信息，来探讨决定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因此大部分时候都没法儿提前预定住宿，到了地方之后现找。

我们这四个人里头，我和林泉夫妇每年像这样的长线旅行最多也就一两次，对住宿预算的弹性是比较大的。我们毕竟不是住那种高档度假酒店，一般来讲住宿标准多加200块的预算就可以提高一个档次，摊到每人头上一天100块。全程住宿提高一个档次，对于整趟旅行总花费的影响也就是多两千多块钱的事儿，完全能够接受。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虽然不富裕，但我是比较反对穷游的。我自己早年就是个穷游客，那会儿也是真穷，2010年前后我的旅行预算通常每天只有50块到100块；第一次出国去尼泊尔，10天只花了不到一千块；我老往印度跑，有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印度消费便宜，适合穷游。但我后来发现，穷游虽然省了钱，但会大大增加旅行期间丢东西的风险——无论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还是我在旅途中听说的一些别人丢失贵重物品的事情，假如当时能多花点钱、选择住在更安全的地段、使用更省心的交通方式，大部分都可以避免。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只要发生一次意外，那所有的钱都白省，还得往里头倒贴……出门在外，安全第一，预算可以适度放宽。

林泉夫妇无儿无女一身轻，他们的预算就更加充裕了。林泉作为一个女生，对于住宿有两点要求，首先，她的硬性要求是卫生条件要达标，起码房间都得认真打扫过，得换干净床单；其次，如果可能的话，那酒店颜值最好要高一点，让她可以拍些好看的照片。至于价格，她完全不敏感。

老赵则比较特殊，他是一个“职业旅行家”，靠理财收益过日子，每年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包括衣食住行所有开销的预算是十万块钱。他在选择住宿的时候属于价格敏感型，但他并非一味要求低价，首先考虑的是性价比——只要性价比足够高，五星级酒店他也住。长期旅行让他混成了万豪集团的白金会员，为了保级他必须每年住满50晚万豪。但假如找不到性价比高的住宿，那他宁可住最便宜的小旅馆，把预算省在有性价比的地方。比方说，他在消费很贵的发达国家，大部分时候都是住青旅；在物价低廉的地方，就会住便宜的高档酒店——国内很多三四线城市，在淡季两三百就能住上五星级。

上次我、老赵、林泉一起旅行是在国内，中国由于酒店行业比较卷，大部分地方的住宿在非旺季性价比都还可以，老赵自然没啥意见。然而我在前文里就提到过，由于物价上涨，如今的土耳其消费已经赶上南欧，毫无性价比可言。土耳其东南部的住宿，跟中国同级别地区相比，同等水准的酒店价格大约在两到三倍左右——也就是说他们卖300块一晚的房间，在中国类似的地方顶多卖100块多。

按照老赵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地方就应该找尽可能便宜的住宿，300的酒店只值100块，1500的酒店只值500块——住得越贵亏得越多嘛！

可想而知，老赵跟林泉在住宿上的诉求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林泉看得上的，老赵嫌贵；老赵觉得足够便宜的，林泉嫌差。这个矛盾后来延续了一路，在不同国家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长线结伴旅行，彼此的默契程度是极大的考验。大家想想，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同吃同住同进退，每天需要做大量的评估和决策——几点出发？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午饭什么时候吃以及吃什么？今晚住在哪里？……这个过程中不可能保证每个决策让所有的人满意？总是需要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妥协，才能保证团队不至于分崩离析。

可大家结伴出行平摊开销，彼此都是平等的，不可能老让一个人妥协。如果双方的需求实在是难以调和，就需要有各退一步的智慧——这次你照顾我的需求，下次我照顾你的需求，大家合作把行程走完；缺乏默契不愿妥协的，多半只能半路散伙，这种事儿我以前没少见。

好在咱们这几个小伙伴都比较成熟，虽然一开始有点龃龉，最终还是相互妥协走了下来。肯定有读者要问：说了这么多，你们整个行程最后到底花了多少钱呢？按照老赵记的账，不算往返机票和个人购物开销，我们行程费用如下：土耳其8天花了3914元，伊朗6天花了2790元，伊拉克12天花了5534元，平均每天食宿交通门票不到500块，不算多也不算少，这正是大家相互妥协的结果。

但这种相互妥协的达成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时间。

由于我们走的这条线路并非常规旅游线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状况，网上相关信息匮乏，一路上找住宿就好像是开盲盒，不得不自己一家家看……鉴于老赵和林泉的诉求不同，常常要看过好几家之后，才能找到让两个人都能接受的酒店，这样一来难免浪费很多时间。

这种情况让我在路上抓狂了好几次，首先，我是司机，每天开车已经很累了，还得拉着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转来转去一家家找酒店，相当不耐烦……尤其是有些酒店在老城小巷子里，路窄人多举步维艰，要是车子剐蹭一下，完全得不偿失。其次，我是摄影师，讲究拍照的光影时机。为了找酒店有时候会错过傍晚最好的光影，况且这次本来时间就紧张，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

比方说到马尔丁的这天，当时天已经快黑了，可车上的人还在为到底要住哪儿举棋不定。马尔丁的老城全是窄路单行道外加上下坡无法随时停车，开错一个口就得绕行一大圈……我平时是十分佛系的一个人，但那种情况真搞得我路怒症都要上来了。等终于看好酒店住好，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原本以为马尔丁只是一座靠近边境的旅游小镇，到了当地才发现这座城市规模相当大，甚至还有自己的机场。马尔丁就跟土耳其的大部分城市一样，有新城老城之分——老城围绕着马尔丁要塞建在山上，朝南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马尔丁”这个名字源自于源于阿卡德语Mardianêa一词，意思正是“要塞、堡垒”——所以这座城市跟比雷吉克一样，都是从古代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事要塞发展而来的。

像这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交界的边缘地带，因为有山河形势可以凭借，我们一路上途径的加济安泰普、比雷吉克、尚勒乌尔法、迪亚巴克尔，其实都像马尔丁一样有着居高临下的堡垒要塞，守护着往来商旅乃至整个帝国的安全。马尔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旅游胜地，特色之一在于它的山特别高耸陡峭，不再是缓和的丘陵，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山城；特色之二则是它的山城古建筑。

▲从马尔丁俯瞰新月沃地（图片来源：Wikimedia）

我有个朋友，早在叙利亚内战之前就曾去过叙利亚和土耳其东南部，她说马尔丁的建筑风格神似叙利亚。这其实是因为马尔丁和叙利亚在当时都属于塞尔柱帝国时期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图克王朝（Artukid）的领土。阿图克王朝留下的建筑文化遗产，在土耳其境内主要就分布在马尔丁、迪亚巴克尔一带——前面提到的马拉巴迪大桥也是由阿图克王朝修建的。马尔丁的建筑以塞尔柱风格著称，已经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禁止在马尔丁老城建任何新建筑，以保护其独具风格的外观。

国内的读者恐怕对“塞尔柱”这个名字会很陌生……确实，这个帝国很短命，也没出啥历史名人，很快就被花剌子模灭了。其实11到16世纪之间中东和中亚的几个帝国，比如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帝国、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都有个共同点——靠着某个强人昙花一现，没几代人便土崩瓦解。但这些短命帝国对民族文化的长期融合影响很大，因为“帝国”只是一张皮，扯破皮之后散作一堆汗国、苏丹国，依然能够继续发挥着区域的影响力。11至12世纪地跨中东和中亚的塞尔柱帝国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让突厥民族正式从一个边缘的游牧民族，进入到了文明世界的核心，成为了角逐中东的一股重要势力；突厥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及新月沃地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衰落。

▲塞尔柱帝国曾经的势力范围

不过呢，很有意思的是，塞尔柱帝国虽然抢夺了很多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范围，但作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名义上依然尊重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因为阿里发对血统有要求，突厥没有资格自己当哈里发；像突厥这样的游牧民族政权，必须靠哈里发的宗教权威来赋予他们合法性。这种情况就跟瓦剌蒙古与藏传佛教的合作关系类似（详见《高加索列国志（终）“欧陆佛国”卡尔梅克》）——所谓的达赖、班禅世系，在一开始都是蒙古大汗为了寻求自身合法性，扶植起来用以认证王权的“宗教祭司”。作为回报，塞尔柱帝国的苏丹也会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维护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与什叶派、基督徒等作战。

塞尔柱帝国有了哈里发的“神圣”背书，这就奠定了穆斯林世界内部阿拉伯文化以外的另一种重要文化——“突厥-波斯”文化。突厥同化了一切他们遇到的其他游牧民族，但他们同化不了比他们出道早得多的波斯人。他们在中亚接触到了波斯文明之后，将其大量吸收融合（当时波斯还是逊尼派为主），产生了一种新的“突厥-波斯”混血文化，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大家会发现，阿拉伯诸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家，虽然都是伊斯兰国家，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底色。

前面我说到过中亚蒙古人被突厥化，确切地说他们是被“突厥-波斯”文化所同化，从而有了几乎完全是“突厥-波斯”底色的帖木儿帝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帖木儿的子孙居然将“突厥-波斯”文化又输出到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尔帝国。因此北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很多元素，可以在伊朗找到其源头。

作为一个“山城爱好者”，我对马尔丁老城印象极佳，塞尔柱时期的建筑跟山城地形相结合显得错落有致，其颜值水平即便放在整个土耳其都是数一数二的，独具异域风情，真的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抵达马尔丁已是天黑，于是我摩拳擦掌打算第二天花上一整天探索这座老城。

然而第二天早上，下个不停的大雨浇灭了我的热情。雨势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当地实属罕见，看卫星云图完全没有止歇的趋势。要知道马尔丁年均日照时间超过3000小时，跟“日光之城”拉萨相当，结果我却赶上一场滂沱大雨。这场暴烈的大雨把山城的台阶变成了一座座瀑布，汇聚成河倾泻而下，难怪山脚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此肥沃……

这就让我更加怨恨为什么前一天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找酒店上，那时候本可以借着暮色的微光在老城里走一走，现在却连门都出不去。

更不巧的是，下暴雨那天正好是星期一，博物馆闭馆，连个室内的去处都没有。如此恶劣的天气迫使我们放弃掉了马尔丁及其周边几个修道院的游览计划，冒雨继续往前赶路。临走之前，我不甘心地绕着老城的单行道开了两圈，努力地记住这座美丽山城的样子……但马尔丁老城百分之九十的区域都只能徒步探索，唯有留待下次再来。

然而这便是旅行，遗憾终究难免，也刚好给了我下次再来的理由——哪怕单单为了马尔丁，也值得我再来一次土耳其东部。

▲初见马尔丁，印象极佳

▲第二天早上却是雨雾蒙蒙，看不真切

▲“卖家秀”的马尔丁，这才像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城市（图片来源：Wikimedia）

▲塞尔柱风格建筑（图片来源：Wikimedia）

▲居高临下俯瞰下方平原（图片来源：Wikimedia）

▲马尔丁全景图（图片来源：Wikimedia）

我这次已是“三顾土耳其”，老赵在路上跟我讨论，觉得我不该老是反复去同一个地方，应该多开发新的国家。他自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文化类型他都看过；他觉得只有亲眼去看、亲身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才会有更多的比较和发现，才更能理解诸多匪夷所思之事，才能够知道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赞同他的观点，人的认知水平与眼界高度相关，看过的世界越大，对世界的包容性就会越强。但我觉得吧，如今环游世界真的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远远少于上海买房首付款的钱就能够实现。比方说小时候觉得南北极简直好像遥不可及的外星球，现在只要有钱谁都能去，已经变成了土豪们的装逼后花园……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有很多人都已走遍了五大洲四大洋，他们的眼界相比普通市民肯定要更宽广一些；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不同，并没有发现他们的性格三观在观了世界之后得到巨大重塑。

因为旅行的本质是接收信息，比书本上更直观、生动、即时的信息；即便走马观花看完了世界又如何呢？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终究有限，就算是一桌满汉全席摆在你面前，你又能吃得下多少？就好像这次库尔德斯坦大环线虽然行程不到一个月，我们几个小伙伴普遍觉得信息大爆炸，压根儿消化不了。我回来之后复盘、考证、学习、总结、思考、记录的时间，超过了旅行本身的许多倍……花这么多时间值得吗？我觉得很值得，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次深度复盘，我即便走过看过这些地方，仍有很多认知是肤浅、片面乃至错误的。

所以我不介意反复去同一个地方。一方面，同一个地方多去几次，结合大量的相关阅读，才有足够的角度把它看透吃透消化透，让旅途中的见闻经历真正转换成自己的内涵；另一方面，就好像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去的也从来都不是“同一个地方”。世界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中，上一次和这一次看到的必然有所不同；由于你自己的成长，上一次和这一次对于同一事物的感悟也会有所不同。这是真实世界和书本最大的区别——书本一旦写完就一成不变，而世界和你却日新月异。

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旅行经历，就像是在摸着一根藤蔓寻根。我最早是被藏区和藏传佛教所吸引，顺着佛教这根藤蔓找到了南亚的印度，顺着印度吠陀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藤蔓摸到了波斯文明和中东；又发现波斯文明除了是雅利安文明的分枝之外，事实上也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大家可能想不到，我这次中东之行，对跨喜马拉雅文化研究也有启发——我在这里发现了更多印度河文明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与象雄文明之间联系的证据，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我也很想去探索其他藤蔓，然而有道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光是在“跨喜马拉雅文化”这支藤蔓上下求索，已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以普通人有限的寿命和精力，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

那就先做好这一件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