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建立一个“国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

一切的宏观经济问题，追根究底到最后，就是两个终极问题：

1，产品卖给谁？

2，钱从哪里来？

所谓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出口”，说白了，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

消费和出口，其实也就是解决“产品卖给谁”的问题，无非是把问题进一步细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目前作为消费终端的国际市场中，消费力最强的、销售体系最成熟的消费品市场，主要就是欧美市场。

在长达40年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岁月中，欧美市场也是我国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重中之重。但是这一传统形势在2022之后，面临急剧的变化，欧美市场对我国本土制造的产品而言，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友好”。尤其美国，美国政客主导炒作了“中国产能过剩”的话题，并向欧洲盟友竭力鼓噪。

世界市场的“割裂化”和“堡垒化”，已经成为铁的现实。

一个曾经鼓吹“全球村”（相信在90年代到千禧年生活的人们都有所记忆）的、童话式的“世界”市场，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分割为“三个世界”市场：

1，欧美日为首的“西方世界”市场；

2，中国为首的、并由“一带一路”所贯穿的“东方世界”市场；

3，夹在两个市场之间、被东西两个市场（或者“阵营”）来回拉扯、争取与打压的“碎片化世界”市场。

短期来看，目前总规模最大、占据初步优势的，是西方世界。西方同时握有资本、技术、能源、消费终端市场……等全方位的优势。甚至由于其消费市场的消费力非常强劲，有所谓的“黄金十亿人”的说法。但西方这种优势并不稳固，而且深受政治不稳定的困扰，西方世界市场内部的各个竞争单元（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韩国）之间也是充满利益冲突，内部矛盾重重，一激即发。

中国是“东方世界”市场的中心。而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中国必须学会自行解决“这个”世界最困难、最根本的两个问题：产品卖给谁？钱从哪里来？

而不能再“路径依赖”，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是的，通过老办法“出口”欧美市场去解决“产品卖给谁”，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

把沿线国家变成工业产品倾销地，行不行？答案是不行。

第一，一带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消费力有限；

第二，倾销反弹力也很大，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一定会随之抬头。

结论只有一个：中国必须取代美国，建成全世界最大、消费力最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

这是中国本来的世界地位。中国在古代，一千多年来，就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内市场。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根本问题：钱从哪里来？

十几年来，我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接二连三，力度不可谓不大，积极性不可谓不高，频率不可谓不多，但是为什么效果总体来看乏善可陈？

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太强调清心寡欲，不愿意消费吗？

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喜欢储蓄，而不愿意消费？

还是因为，被房子、养老、教育这“三座大山”压得不敢消费？

答案是：全错！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人都是要消费的，都是喜欢吃喝玩乐的，中国人也是人，和美国人一样在消费上有极大的渴求。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真正的答案是：对预期的悲观。

人生从来就没有容易过，美国人的生活也是。美国人并不是因为出生在美国、“位列仙界”而没有烦恼。美国人、欧洲人也一样被房子、养老、教育、医疗……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他们为什么总体来说消费力如此强劲、消费的信心如此充足？很简单。

答案是：因为他们知道（或者以为），他们的下限很高！

他们知道，他们哪怕破产了，也不会饿死。

比如，日本人对预期疯狂乐观的泡沫经济时代，也是疯狂消费；什么黄金箔纸做的寿司，怎么奢侈怎么来。

一旦泡沫爆破，马上就“清心寡欲”了。

所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导致的不景气，本质上也是整体国民对于未来的悲观所导致。

所以中国的消费不足问题，根本原因是人民的经济安全感还不够强，预期还不足以乐观。

我们中国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有力推进各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民“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给予国民足够的信心与乐观预期。否则，一切的促销费政策，都只是短期刺激，治标不治本，而且刺激效果边际递减。

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1961—1970年度经济发展计划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作为代价，与此同时，通货膨胀 、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把这一核心要点作为这场新经济运动的名称、口号和旗帜高高举起。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的发展就会井然有序；用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目标，不对人们的收入做出规定，财富分配次序就会混乱，经济发展就会失衡。

直至今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真正的操盘手池田勇人的塑像，还矗立在无数日本人的心中。

在中美“大争”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地球已经被强行撕裂为两个世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而只能接受的现实。

为了提高我国的国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兴建前所未有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历史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而“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不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国民收入，就不可能建立持久有力的国内消费市场，有鉴于此，中国亟需建立一个“国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

抛开虚无缥缈的“国民幸福感”，国民收入从唯物主义的意义来说，基本上只可能有两种来源：资产收入和工资收入。

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庭最大的资产一般就是房子。也许有一些大怨种会买一点股票，但是基本上普通城镇家庭的最大资产，就是房子。

比如老王家有一套50万买的房子，房子现在市价值100万，老王的资产收入增加了50万。

反过来，如果房子现在市场价值只有40万，老王就会穷了10万块。

从这个意义上，房价下跌，客观上的确是消灭了社会的价值，不一定是好事。

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房子，房价掉了，是有房的人活该，哈哈哈。

但是请记住：从本质上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有房子的，甚至中国的农民其实都是以“集体”形式拥有土地的，并不是无产者，而且即使是私人住宅，现在农村的宅基地也是可以继承了，唱衰中国的资产，或者中国的资产真实下跌，伤害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得益。所以，房地产的暴升暴跌，都不是好事。

因此，对于亟需建立一个“国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真正可操作性的四大政策建议是：

1，以国家名义，为每户农民核发《农业用地所有权证》，在法律上确认，进一步落实和核实农民（家庭）对土地的所有权；规范农业用地的用途，明确农民对土地的使用、租赁、收入权利。避免村干部权力过大而导致的各种基层权利纠纷与问题。

2，作为配套，实行“全民生活质量升级计划”，对国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市政、基建……等全方位的进行提升。

3，加大对重要基建项目和重点产业的财政支持，财政上针对性地对从事“新质生产力”的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待遇进行国家财政补贴，以倍数的投入，进行某些高技术重点行业的强行攻关，同时解决欧美国家对我们的“卡脖子”问题。

4，先固本强基，引导原来对外的投资（所谓“走出去”）的资本回流国内，投资国内，对外投资更强调战略性、资源型。

最后，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我在这里预言，现在投资国外的中国资本，尤其投资“不友好”国家的资本，本质上都是给国外“送人头”：

国外投资国外花，一分别想拿回家。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