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艳红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学”

褚艳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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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学”“中国学”等相关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研究产出了卷帙浩繁的论著。当前，国内对“中国学”的定义与认识日益分化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视“中国”为海外尤其是西方理论方法的试验场，将海外中国学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专注探索海外中国学的生成机制、表现形态与传播脉络；二是视“中国学”为国内外知识界就中国问题进行对等交流的研究学问，注重对话意识，探寻中国特质，强调向世界展示全新的中国形象，彰显中国在研究中的主体性身份。第一种观点因限于学术史的考察，缺少中国本土视角及中外深度与系统的对话，有陷入汉学主义之潜在可能。第二种观点纳入中国视角，初步提出了新汉学/中国学的形态与范式重构的观念，但对世界中国学新型范式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鉴于此，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建立新型研究范式的世界中国学，基于检视国外中国学中研究范式之阙及省思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的认知历程，探讨新时代世界中国学的研究范式与体系建构，并从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统一性的视角考察世界中国学的丰富学术内涵，期冀助益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和认识深化。

区域研究：世界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可行进路

如同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科学革命，社会科学内部亦存在范式革命。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自近代伊始，至今译介论著蔚为壮观。当前，国际社会格局的深刻转变与当代中国的崛起，彰显着海外尤其是西方中国学既往研究范式在解读中国方面的效用困境，促使国内就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进行认识论反思。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倡议在此历史进程中被提出，推动着“中国研究”典范的推陈出新。

（一）内涵革新：从探索学术史至践行“批评的中国学”

国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指国外中国研究，中国学术界开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始自晚清民国，经历了西学东鉴、批判译介、追随学习、理论反思的过程，在方法探索、国别中国学、专题中国研究等方面积累了诸多成果。如今，与海外中国学展开省思与对话正成为当前国内研究的重要趋势，“批评的中国学”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批评的中国学”之学术思想由来已久。在“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民国时期，陈垣、陈寅恪等饱学之士面对西方中国学，提出了秉持研究主体性之警醒，促发了“中国学回归中国”的思想萌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习追随，国内学界对西方中国学的态度发生了由“狂热”到“冷静”的认知转变，这率先体现在刘东先后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喜马拉雅文库”写的序言中。他在1988年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中表达了学习西方、完善自我的热情。时隔近15年，他反思海外中国学时指出：“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这是对中国学者盲目推崇西方汉学、陷入西方话语场的警醒。

此后，葛兆光指出国际中国研究场域的中国失语、缺席之实，以及追随西方视角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的局限性，阐发了加入本土研究、以文献考证和逻辑严密的研究实现对中国精准认识的观点。继而，朱政惠亦提出对海外中国学开展批评研究的建议。张西平则在2020年明确提出“批评的中国学”之主张，这昭示着“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开始了”。由此过程可知，当前建立“批评的中国学”已成学界共识。遗憾的是，尽管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倡议，“批评的中国学”研究当前仍局限于倡议的提出、宏观的思考及极为有限的个案研究，并未在整体和微观层面深入系统地实施，这提醒我们从方法论、认识论角度深入展开。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世界中国学拟与海外学者开展深入对话的“批评的中国学”研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历史学、文献学、跨学科交融研究法等路径厘清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法理论、学术流派、概念范式，及其与学术、政治、社会、文化等整套内外塑造机制，勾勒其递嬗演变之研究本相；二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其研究的论证逻辑、话语方式、中国形象、观点结论等共同构成的“中国知识”，考察其研究议题和阶段特征；三是以中外比较的视野结合中国历史文献、现实数据及相关研究，在对多种文化碰撞的分析中揭示其方法、理论、认知的镜鉴意义或偏谬失当，彰显中国本相和对话原则。前两者体现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学术史路径，后者则隐含着世界中国学洋为中用、经世致用的功能属性，是体现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深入学术批评的重要方面。三者由外而中、中外结合，构成开展世界中国学研究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二）路径转移：由认识西方中国学到在世界范围内解读“何为中国”

由于汉学知识处于西方历史发展的文脉中，是西方文化传统和学术谱系的内在环节，异乡人的生疏和距离感使其建立的“想象的中国”难免与实际脱节。在世界中国学定义中加入中国视角，旨在以基于本土经验的学术研究与世界共话“何为中国”。

从海外中国学的方法理路来讲，以理论建构见长的部分西方中国学正陷入中国论述解释力缺乏的困境。以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为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思潮从社会史到计量史学，再到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中国史研究成为杂糅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实验场。欧美史学理论的迭代转变影响着其中国研究模式的推陈出新，其建构的中国形象亦在虚实、真假之间纠葛不清，这尤其体现在后现代史学影响下的欧美中国学作品中。比如，美国新清史研究将边疆假说与后殖民主义等西方理论嫁接到中国研究中，得出了错误结论。世界中国学范式的革新，正是期冀从理论和事实层面回应海外中国学研究，解构西方中国学话语的必然规定性。

以海外中国学的观点而言，当下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叙事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失当。部分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出现偏谬，如因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产生的理性主义傲慢，对包括中医在内的诸多中华传统文化产生错误认知。由于史料滥用等因素，海外对中国问题的各种研究，陷入了自我言说的有限逻辑，造成论述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海外部分关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妇女史的研究等。如若国内学界紧跟西方的学术错解展开研究，无疑是对真实历史的不尊重。国外研究的种种偏误提示我们，亟需加入中国学者视角，对相关具体问题予以清晰恰当的诠释。就海外中国学的意识形态性而论，某种程度上，西方思维框架导致其研究陷入了“汉学主义”误区。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因近现代中西历史的分流，西方中心论逐渐盛行，最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叙事模式。例如，近现代西方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充斥着“文明”与“野蛮”、“自我”和“他者”的表述，这种带有偏见的话语至今仍或隐或现地存于大量西方中国学论著中，成为其中国论述潜在的思维预设。若不对海外汉学的这种以文化无意识为典型特征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研究，势必导致学术的自我殖民。

由此可见，部分西方中国学在理论架构、研究论调、价值判断上与中国历史难以契合，与中国当代发展亦有较大差距。尽管以学术史范式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于厘清其国内的中国学起承转合之脉络，呈现海外中国学的本来面貌具有独特优势，然而该种进路对于完整认知和综合评估海外中国学仅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如果理论研究中充斥着相对主义的主观执念和猜想假设，无视相对完整的来自中国的材料、实践、方法和智识，关于“中国”的基于学术理性的真切认知将无法达成。因而，建构中国研究的新型范式，就成为世界中国学的天然使命。世界中国学即以“中国研究”为导向，旨在以本土学术参与中国研究的世界对话，突破西方认知迷思和知识传统，形成关于中国研究的更完整、合乎人类情理的思维结构，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就“中国研究”开展对话。

（三）典范探索：区域研究作为可行路径

《世界中国学概论》提出，世界中国学是“国际认识中国的综合性基础研究”，主张在区域研究的框架内开展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该定义指出了世界中国学的学科特征和研究目标，而区域研究作为世界中国学的可行路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世界中国学将中国和后发国家作为与传统欧美、东亚国家并列的中国研究主体，意味着对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方法论认识论框架的整合重塑。一方面，世界中国学将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纳入研究范式框架。东西方之间因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异而产生了迥然相异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学术以经学为核心，注重史实清理、文字训诂和缜密实证，迥异于以理论架构见长也显见其弱的西方学术。世界中国学将长达约两千年、成熟醇厚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纳入方法论、认识论框架，对于引鉴卓识、纠明偏见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世界中国学还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新视角的纳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东南欧、中西亚、非洲等地的知识精英来华考察中华传统文化，呈现出与传统欧美中国学迥异的独特景致。不难想象，补入中国和后发国家视角的世界中国学，是对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模式、话语逻辑和认知论调的极大丰富、订正和革新。可见，世界中国学研究主体的充实意味着对以往西方中国学范式的超越。

第二，世界中国学以区域研究为方法进路，实质在于打通学科藩篱，形成跨学科交融和协同研究的中国学知识与理论体系。1990年代，孙越生曾提出：“国外中国学是一种区域研究、国别研究。”21世纪以来，学界继续探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方法理路，朱政惠指出研究者需在本学科基础上，考虑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而提出中国学研究学科群落的重要性。当前，世界中国学的机构、学会、期刊、人才培养等外在机制已逐步建立并发展，而内在学术规范层面尚有待完善。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决定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需取古代学术理路和当今多学科方法之精髓。当下，融入对中国“整体研究”的思路，对中国传统与当代社会如何分别整合，以及传统中国如何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之研究，建立关于中国历史和当代的复合叙事，是世界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型面临的核心任务。概言之，世界中国学以区域研究作为实施路径，与学界提出的中国学研究理念不谋而合，亦契合了新文科建设倡导的学科交融研究思想。其既为综合理解海外中国学提供了一个恰当范式，亦是清晰与深化中国认知的可行路线。

综上，世界中国学体现了兼顾世界视野和本土眼光的新型中国学倡议，其范式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外视角的融合。世界中国学致力于以本土眼光融通中外中国研究，在对不同知识传统的比较中，发现并揭示中国知识，致力于恰当理解中华文明传承和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外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探讨和有机统一。二是不同学科的融合。世界中国学在区域研究的框架下，融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整合国内外双向研究资源，开展专业性与综合性并重的中国研究。三是新老中国学的融合。世界中国学将专注汉籍经典研究的传统汉学与注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研究的现当代中国学相兼顾和统一，旨在探索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内在关联，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创理论，形成有时空穿透力的世界中国学知识话语。要言之，世界中国学致力于融通古今中外，构建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学研究体系。这一开创性探索包含并超越了既有专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传统，旨在从代际传承中实现范式转型，为理解“何为中国”注入生机和活力。

世界中国学致力于回应时代中国的“世界之问”

在当代世界秩序发生深度调整的宏阔语境下，世界中国学肩负着中国话语解释的使命，必须进行关于中国当代发展的理论提炼，深度回应时代中国的“世界之问”。孙越生在1990年代就指出，国外中国学研究水平的高低按其功利目的来说，最终必须在综合性的中国核心课题研究中方见分晓。2020年代伊始，研究中国学核心课题之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如唐磊指出：“中国学的重大命题应该具有由地方性知识通往全球性知识的内涵……将中国学命题置于比较文明、全球史的框架来研究，则可以匡正单向研究视角下以西格中的思维局限。”不难得见，具有时代性特征的世界中国学正处于发展进程中，并尝试与世界各国就当代中国的全局性问题开展对话。

（一）世界中国学的当代特征是回应“世界之问”的内驱力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世界中国学必须把关于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放置在中国历史脉络和当代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关联中解读才有意义，对中国的整体性把握有助于在宽广的历史视野中对特定中国问题予以精准定位和恰当理解。就现实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方案。因此，以中国学术研究回答世界关于时代中国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当代中国道路，至关重要。

第一，世界中国学的当代性特征是回应当代中国全局性“世界之问”的内在动力。海外中国学在不同时期的形态——游记汉学、耶稣会士汉学、现当代中国学均不乏汉籍经典研究，然而总体上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性特征，借描述中国事情或作为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改革的借鉴模板，或作为本国学说和理论的试验场。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批评研究的世界中国学继承了这一当代性特征。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呼吁关于中国的理论创新。世界中国学的当代性特征促使我们开展两大环节的学术研究：一是当代海外社会越发关注中国道路以及相关课题，正在形成海外中国学的主流学派，这意味着我们需以学术史路径开展关于海外对中国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二是面对海外世界认识中国发展和民间社会的理论需求，中国学界亟需结合历史中国的发展演进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凝练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本土话语和研究范式，阐述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逻辑，讲清“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的中国道理，在中外深度互动中绘制丰满立体的中国研究图谱。

图源：新华社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内涵是世界中国学开展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实践基础。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问题集中体现为当代中国发展、中国与世界两大理论问题，后者系前者的海外版，其中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化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过度依赖“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并且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为后发国家的现代转型和民众福祉提供了路径启发。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人类发展共同价值和基于自身国情的双重特征，亟需来自中国的学者揭示其历史文明依据，探索其现实学理内涵。世界中国学研究倡议将当代中国发展的经验成就转化为理论成果，以全新的理论标准构建反映和符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知识新范式，为诠释当代中国注入活力。

（二）海外关于中西现代性的讨论催生对中国道路的全新解读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全球范围内的知识精英从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视角，对当代中国展开了探讨。

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现代性来源的外铄论与西方现代性普遍论的流行。此类论述取向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归于外力冲击，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视为纯粹的旧与新的关系，这透露出受19世纪末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有限逻辑，蕴含着线性史观。这种中国论述模式其实是西方现代性的普适观和西方中心论思维的典型反映，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欧美学界对中国现代性的论述，体现为对“传统—现代”之二元对立的认知执念，其核心思想是以西方文明的“普遍论”否定并取代非西方文明的差异性。纵观欧美中国学的发展史可知，在以赞誉、肯定中国为主的16—18世纪欧洲中国学中，逐渐出现曲解中国制度和文明的声音，这种论调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逐渐甚嚣尘上，并终成近现代欧美中国学主流，以美国学界费正清时代的“冲击—反应”“传统—近代”等西方中心论的中国研究模式为代表。其弊病在于造成理解当代真实中国的“知识”障碍，更由此衍生出当前研究中歪曲中国形象的错误论点，这种“殖民现代性”观点至今仍有其广泛市场。这种将迥异的中西历史与社会完全简约为落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论调，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势必引发文明间的冲突与社会矛盾。198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社会与经济变迁的研究大幅增加，成为检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但很多研究仍呈现出历史虚无主义特征，属于西方中心观的历史“遗产”。

如上中国学话语逻辑的流行促使我们进行关于文明差异的时空性澄清。人类社会持续更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显示了对自然科学规律性认知的历时性变革，社会科学领域因其迥异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更是存在着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理论或观念之应用于其他人类社会的历史性或永恒性、区域性或普遍性之争。正如伊恩·哈金所言：“熟悉当代分析哲学的人都知道，有数不清的真理理论在相互竞争。”愈益增多的文本研究和社会实践证明，部分地域性“真理”在超越其发生场域、进入其他时空时，需经检视方可谈其适用与否，西方中国学作品中的此类西方“真理”亦不例外地具有相对性，其论述中展示出的地域观念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话语无法摆脱时空制约，需对其适用性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内生说与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该种研究进路以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对上述中国研究路向的检视与解构——“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及在此后美国中国研究界的连锁反应和深化发展为典型代表。此种论点强调中国传统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来源，忽视了近现代西力东入及引发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混杂性，有陷入“中华中心主义”之可能。中国中心观与多元现代性有内在契合处。随着东亚国家的复兴发展以及当代世界的多元化趋势，西方中心论的失效性逐渐凸显。美国中国学界的杜赞奇、杜维明等学者发展了多元现代性的观点，杜赞奇即指出：“我们现在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中国和印度的替代性传统，以检验它们是否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可行的宇宙论基础，既然它们的诸多禀性已经应用到现代性的流转过程中？”

西方中国学界关于多元现代性的思想注意到世界现代性来源多样化的事实，并产生了一批重估中国形象、中国价值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中西分流、中国科技、商品经济、对外交往、士绅精英等领域的再考察，代表着当今欧美中国学的新动向。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西方学者在发现一个完整、真实、立体的中国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解释力困境。一系列旅美/本土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在阐述当代中国形成的历史源流、全球史视野下的中西互动等领域弥补了西方中国学论述模式的匮乏和观察视角的缺失，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数千年尤其是近千年以来的蓬勃发展。鉴于此，面对不断发展实践着的当代中国社会，国内学者有必要生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新知，以呈现其内在结构、发展实效与内生活力。这也显示了世界中国学正在发生范式转换，即变海外中国学的“以中国为对象”为世界中国学的“以中国为方法”，产生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由“缺席”转向“在场”，由“失语”转向“发声”，通过“深读”的文本分析与“躬行”的经验研究，焕发历史与当代中国的感召力，从海外关于中国的知识、理论、话语的消费者升级为中国知识、理论、话语的生产者。

世界中国学致力于“以人为中心”的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西产生深度交汇。改革开放以来，以资本、人力、观念等要素的跨国流动为表征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再度紧密联结，时间与地域的多元性在当代中国呈现出丰富多彩、颇有张力的复杂交织。此背景下，当代海外中国学作品围绕古与今、东与西、新与旧等命题的争论再度热烈，这些争论最终指涉的是中外文化意涵的比较与其中彰显的人性价值。进言之，其指向了在不同文化规范下人类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程度与路径。因此，我们需在比较的视野下，开展“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国学知识生产。

王家范曾言：“历史学家应具有超越功利和特定时空的气度，尽管他们的研究对象具有时代性和暂驻意义，但透过对特定‘存在’对象的意义阐释，表达的则是超时空的真、善、美最高准则的追求。”这一“超时空的真、善、美最高准则”亦可谓学术研究对全人类共通价值之终极目标的追求。对于世界中国学来说，实现范式的革新亦是为了达成对人类这一共通价值的追求。具体而言，可从如下三方面理解：真，指世界中国学研究在宏观研究和个案剖析时需遵循学术理性原则，以对中外人类社会的深邃与浩瀚真相之认知为目标；善，指在开展世界中国学研究过程中应以反映、推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根本需求的原则为导向，探索中西文明差异时，需通过透视不同历史传统表象，凝练并揭示反映人类普遍需求之永恒价值的地域文化内涵；美，指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在追求真理性的同时应坚持“美”的价值导向，期冀一方面实现研究语言的简约典雅，一方面揭示中国事物中可引发世界共鸣的和谐与艺术特质，及其提倡人类感官与精神之积极体验的引导性。开展世界中国学研究，要从不同文明中人类的共通性出发，将中华文化中的价值凝练并表达为全人类可理解、尊重和弘扬的价值，从而展现其普遍性与借鉴意义。

（一）中华文明特征中关注“人”的丰富内涵

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决定了我们开展世界中国学研究，需究明当代中国道路蕴含的中华文明内涵。作为当代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本，只有把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主体和精华的内涵搞通透，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活力的历史源流，方可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文明的内涵与信仰所带来的人性活力是民族繁衍不息的根本动力。找到本来的路，发掘本民族的精神之根，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尤为迫切。儒释道思想彰显的人性内涵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即是以迥异于西方的地理、气候等为先天基础，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复杂互动中传承和演进，是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的历史文明因素。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经典中有大量关于彰显人性活力、涵养人品的表述，“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思想作为儒家礼义的精髓，是对君子品格自身修为的弘扬，体现了尊重人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与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性与进步性。这些均是对真善美的正向人性价值的肯定、赞誉和提倡，彰显了倡导人性活力和全面发展的思想，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新人文主义的超时空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互动辩证关系的论述表明，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起反作用。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独特思维、信仰体系和行为规范，是对生存世界与经验的感知与升华。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在中国特殊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价值体系，蕴含着对普遍永恒人性价值的尊重与彰显，指引着中国人的能动性作为，不容忽视。儒释道文化在中国本土发生及发展交融，并伴随着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江南实现了传承与创造性革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思想动力。历史事实表明，与西方世界相比，发生近代中西分流以前的历史中国呈现出蓬勃生机。譬如，在经济发展层面，18—19世纪的中国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及出口能力远超同时期经济迅速崛起的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科技层面，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人对世界科技发展有重要贡献，四大发明帮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文化层面，儒释道文化使得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保持数千年长盛未衰。

步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西方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观念传入中国，西力的强行东进引发中国社会形态的内在变革及其与古代中国精神世界的逐步疏离。而与历史的彻底决裂会导致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将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概视作先进与落后之“差距”的观点，实质上仍陷入了西方中心论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惯性，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在场体察而致的理解缺失和认知偏差。因此，深化对中华传统思想资源及其与现代性关联的研究，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发扬，纠正近代以来因历次战争、国族话语和线性史观所致对当前海内外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错解，是世界中国学亟需开展的工作。

（二）世界中国学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实践

面对遥远模糊的历史中国和变革迅速的当代中国，以欧美为主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界产生了关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大量论述。就欧洲汉学的起源和发展而言，从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关于中国人的模糊记载谈起，在此后游记汉学、耶稣会士汉学、学院派汉学各阶段，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民众的关注、描述与研究。及至近现代，欧美中国学作品中对中国民众的观察，上至历史上的宫廷显贵，下至现实中的贩夫走卒，无所不包，其间的中国观察亦因时代变迁呈现出从遥想走向近观、由模糊趋于逼真、变饰美而为偏见的总体基调转变。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中国研究呈现了社会史转向，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主要大国。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以及本国新左派影响，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自上而下”“由贵至贱”的路径转向，至20世纪末到21世纪，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人类学的民族志调研等理论范式大量参与了其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构建。这必然地浸润在其当代中国叙事中，表现为对中国民间社会和普罗大众的数量可观的论述中，以对中国妇女、工人、农民工等各类民众研究为主要特征，注重探索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轨迹，借口述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建立对中国个体与时代、社会的交融与互构的认知。这里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来审视西方中国学关于中国民众群体的研究。

第一，当代中国层面。以美国学界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众的碎片化研究局限于对中国单一类型或地域群体的分析，忽视了对中国区域、职业多样性等丰富面向的总体关照。大量研究基于西方“父权制”“民族主义”“社会性别”等概念工具和研究范式，着力探求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与社会制度等的“落后性”对当代中国的消极影响。尽管近年来西方学界已有史华慈、狄百瑞、南乐山、安乐哲等学者重估儒学价值及其当代意义，然因“西方中心论”思想所致对儒学的误读，消极影响在欧美学界仍不容小觑。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中社会秩序、性别平等、宇宙观蕴含的永恒性深邃内涵的失察，使很多西方中国学作品对中国当代社会和普罗大众的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谬。中西民众文化心灵和思维逻辑的迥异源于中西两种平行发展而相差甚远的文字系统、历史演进和社会结构，正如白德库克研究所指出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与人类心理精神气质变迁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互动关系。中西知识社群亦随之建构起迥异的中国知识，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要方面的大量西方中国学作品中的先念之困，决定了其对中国民众的误读，限制了其对中国认知的真实度。

鉴于此，世界中国学旨在开展“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比起束之高阁的知识“古董”，理论更应不断来源并自新于社会实践，是服务大众、造福民生的智识结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深刻变迁集中表现为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并存。中国社会群体观念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既包括由历史传承而来的传统性内涵，也包括西学东渐所致的西方化特征，还包括因本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城乡迁移等因素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这为关于中国民众思维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源头活水”。西方学界部分学者对当代中国相关领域洞察的失实，正是固守在自身体系内部言说，将中国“他者”化的历史延续。面对该种困境，世界中国学旨在直面中国民众真实生活，提炼反映中国本土民众鲜活生命与声音的理论，并与海外学界展开有效对话。

第二，中华文明层面。在开展历史中国研究中，西方学界关于中西文明的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两种迥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文明是平等互鉴、和谐兼容的文明。此类观点以汤因比、史华慈、罗素等为代表。比如，罗素在19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认为：“如果中西交往取得成效，我们就得停止视自己为传教士或是一个优越的民族。”汤因比认为，中华文明是影响最为深远和重要的文明之一；史华慈亦认为，西方文明导致穷兵黩武和道德沦丧，因此他重提研究“轴心时代”。伴随着中国学的世界化趋势，这些主张得到愈益增多的海外各国“中国通”的赞同与深化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文明是二元对立、相互冲突的文明。西方部分学者因地域偏见等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出现否定的偏谬观点。比如亨廷顿认为，儒教与伊斯兰教必定联合对抗西方，两者联合将挑战西方利益、价值观，新世界的冲突并非根源于意识形态对立和经济竞争，而是文明冲突，全球政治博弈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承袭近现代历史的惯性，此类观点在西方中国学界仍占有很大市场。

概言之，世界文明多元论或一元论之差异的核心最终体现在“人”本身，人类自身的解放与发展路径需要中国元素予以丰富，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探求由历史而来、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与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国学，呈现新智识形态的世界中国学叙事体系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实现传统海外中国学研究向当代世界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内在环节，亦可助益国际中国学领域中的文化汇流和学术共振。

（三）建构“以人为中心”世界中国学的路径探索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由于中西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差异，加之出生地域、阶层类别、生理基因、生活经验等对思维认知的塑造，不同学者的具体中国研究结论常存很大差距。西人在体察及与本国千差万别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产生共鸣方面，有时的确艰难。正如柯马丁所言：“充分尊重对方的预设其实是很困难的。”故而，有必要对如何弥合中西认知鸿沟，开展“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国学研究进行路径探索。

首先，秉持历史文明的相互尊重。文化由人实施、为人服务，因人而存在、传承和演进，基于不同的天文地理环境而形成的不同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民众习性，展示了具有差异性的地域文化。然而从深层次来讲，尽管各地人类有着不同的特定时空性观念、理论，人类的共同关注点均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人类社会的真正普遍价值应是所有人，而非部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比起极易引发对峙甚至战争的“文明冲突论”，异质文明间的相互尊重与互鉴是推动人类和平共荣的可行方案，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基于此，面对中外中国学的认知差异与共通性，以及诸多衍生概念与理论框架，开展跨文化交流，就成为当下紧迫的研究课题。

其次，践行学术研究的批评借鉴。海外中国学从他者视角反映了历史与当代中国，“局外人”的视角对于国人反观与完善自我不无启发，而研究偏见中的意识形态特点则提醒着国人关注其垄断中国解释权的风险。关于中国民众的理论应是对生动历史与活泼现实的反映与提炼，中外学术的异质性意味着国人需正本清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掘关于“中国人”的历史思想资源、在当代现代化实践中生产有关中国人的知识理论。同时，亦需在开展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的主体性研究的同时，将西方活力因子接入，实现中西学术资源的优化整合。

再次，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中国民众的社会实践、精神样貌是当代中国学的理论创新源泉，这提醒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通过深入社会调研，一方面，捕捉和发现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状况；另一方面，揭示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供实现自由、民主、公正、和谐等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样本。开展“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国学研究，需用生命和情感体悟，提炼反映人民心声和鲜活生命的中国学理论表达，帮助海外学界对中国社会和民众产生共情式理解，降低研究误差和认知隔阂。

最后，建构“人化”的世界中国学。顺应欧美学界“由上而下”的研究转向，开展对中国历史和当代各类别职业群体的研究，建立完整和动态的中国社会心理和民众叙事。一方面，透过对农民市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的考察，发掘众生之声，揭示中国人整体的精神世界史。另一方面，加强婚姻家庭、群体心理、社会分层等专题研究，通过将文本分析和基层调研、自上而下的国家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心态研究相结合，获知对当代中国的真切理解，进而与世界各国展开深入对话。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中国，回应“世界之问”，并且“以人为中心”的新型世界中国学研究体现出世界中国学的中国性、世界性和人民性。世界中国学的新型研究范式以达成对中国的深广认知为目标，其对以往中国学范式的超越表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突破了传统海外中国学研究中仅限于学术史的考察，通过中外学术谱系的互动，极大推动了“批评的中国学”倡议的深化发展和系统实施。二是中国学的世界化进程意味着中国和广大后发国家加入探讨中国的行列，深刻超越了以往欧美学界主导中国研究的格局，这一世界范围内中国学研究的新图景对穿越以往区域性中国叙事的话语迷雾大有裨益。三是区域研究作为世界中国学研究可行路径，在古今中外的纵横关照和学科交融中开展中国研究，这一崭新研究路径对展现中国立体与完整之实相至关重要。四是对世界关注的全局性中国问题之探索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知识生产和理论凝练，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以中国为对象向以中国为方法的转变。五是世界中国学以文明比较的视野，凸显对人本身的关注，呈现了世界中国学“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理念。世界中国学的研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就中国问题进行探讨，是建立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亦是实现中国研究回归中国、夯实世界中国学基础研究的内在要求。在此范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将从西方理论的消费者逐步转变为中国研究的参与者与中国道理的讲述者。

概言之，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范式，世界中国学旨在形成世界范围内本土立场与全球眼光兼具的中国知识。世界中国学关注古今中国问题与人类命运，并在比较视野下揭示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期冀在与国际对话中形成助益于人类文明互鉴与和平发展的理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