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虹 邓建国 | 技术寄生物：数字生存的技术悖逆——兼与陈积银、孙月琴商榷

王晓虹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助理研究员

邓建国（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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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空间取代了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成为数字殖民、数字控制与数字攫取的新对象。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学界对数字技术的关注逐步转向数字奴役、数字殖民等数字批判领域，越发聚焦于数字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2023年11月，陈积银教授、孙月琴博士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应对》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探究了在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数字生产问题。陈文指出，数字技术带来现实与虚拟的深度交融，虚拟现实的大规模应用构成资本获取人类数据的新平台，数字技术在对用户的使用进行反馈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数据池”，通过数据喂养实现对人类的数据监控。陈文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及数字技术对人类行为、生产方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参考。但笔者认为，若要对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展开进一步讨论，就不能仅局限于数字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层面。数字技术已渗入整个社会系统并重构了各级场域，数字生存已超越了“数字生产”和“数字消费”维度，业已全面渗入人类所有的实践维度。据此，笔者引入“数字超级主体”“隐藏人格”“技术寄生物”等理论资源，尝试描绘一种统摄各级场域的不可逆的、排他的数字权力，这种数字权力为数字奴役提供了可能。

超级主体、技术悖逆与虚拟集权社会

技术发展不断脱离人类的发明意图，以“自我维持”为演进目标，孵育生成“数字超级主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媒介技术从人类行为中捕获规律，并将这种规律用于对人类的反制。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尔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的实验表明，在没有任何外力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类行为模式表现出高度规律性。人类行为的规律性为计算测量提供了依据，也为技术悖逆创造了条件。人工智能一经创造，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它听命于算法，具备纠正人类决策的强大分析能力。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学习、自主改进、自我修复，甚至产生自主意识，而这种自我进化能力显著区别于以往一切技术属性，这意味着此类技术具备了“人格化”特征。在与“人格化”技术的交互过程中，人类不断沦为被控制的对象。人类越来越习惯沉浸于由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环境，不断交付个体隐私，享受媒介技术带来的便利生活和奇幻景象。现实经验逐渐被数字经验取代，技术与人类之关系逐渐发生“它异”。

“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是唐·伊德在论述人与技术关系时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但被学界忽略的概念。该概念指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异化，技术具有“准他者性”，具备一定程度的“人性化”，也称为“人格化”。伊德解释道，“技术上的‘他者性’是一种‘准他者性’，比单纯的物体客体性强，但比动物王国或人类王国中的‘他者性’弱”。伊德构建了“他者”的层次，首先是人类，其次是动物，然后是技术，最后是物体或事物。当技术具有了类似人的人格特质，对人的行为进行回应和控制，并具有一定“自主性”时，这类技术就具备了“准他者性”。

唐·伊德（Don ihde）

虚拟数字技术的“准他者性”极其激进，彻底颠覆了传统技术的“非人属性”。比如，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偶像不单获得了外形上的“人格化”特征，而且被赋予特定性格和姿态，吸引青少年粉丝疯狂追捧，甚至为了符合虚拟人物之人设，作为真实肉身的“中之人”还要接受专门的表演训练。数字偶像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穿搭和生活获取品牌合作，借由强大号召力主导年轻群体的消费意向。原本作为客体的数字技术变成了另一个“主体”，它不仅成为伊德所说的“与人平等对视的对象”，甚至具备了超越绝大多数人类的超级影响力，成为“俯视、控制人类”的“数字主体”。

无数个数字主体背后潜伏着强大的“数字超级主体”。虚拟偶像只是数字技术孵育的一个数字主体，未来数字技术将孵育出越来越多的数字主体，数字主体具有人格化特征和持续进化能力，将对人类产生深刻影响。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换取与数字主体的持续互动，以标榜一种时髦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却浑然不顾其中隐藏的巨大危机。如果说，伊德描述的技术与人之关系是一个以“转换”（alter）为标榜的“它异”过程，那么，数字生存中技术与人之关系则是一个以“反制”为标榜的“悖逆”过程。

数字超级主体拥有强大的数字权力，对人类社会展开全面接管和干预。“数字权力”通过拒绝/允许进入数字场所，实实在在构成人类实践的前提条件。信息平台将“身份验证”前置，将之作为“入场资格”，微信登录、支付宝登录、抖音登录等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强权服务规则形成群体效应时，一种基于技术的利益共谋在数字平台之间悄然形成。如果你拒绝“被画像”“被监视”，那么，你将失去通勤、支付、点餐、理财、娱乐、获取资讯等几乎所有的“数字便利”，一旦拒绝“数字便利”，就必然遭遇“数字死亡”。万能数字平台通过种种设置，强行逼迫用户接受其条约，用户若拒绝便会因无法接入社会系统平台而导致“数字死亡”。技术悖逆以一种看似提供选择权的礼貌方式剥夺了人类维持原有生活方式的权利。更可怕的是，数字权力取消了回到原本生活方式之可能，我们只需回想一下街头扬招出租车的痛苦场景，即可明白数字权力是如何通过制造“数字死亡”改变了人类生活。

“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经充分转化后，虚拟集权社会便诞生了。光谱的一端是人类控制的传统社会，另一端是数字技术控制的人类社会，在这两端之间存在各种类型的半自治。随着用户卷入技术程度的不断加深，最终每个人都将进入光谱的终端——一个虚拟的集权社会。技术发展以脱离人类控制为阶段目标，以控制人类为终极目标，最终孵育的虚拟集权社会深深烙印了“悖逆”属性。这种“悖逆”属性普遍存在于各领域：工业自动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出能够独自应对现实世界并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能够自我思考和自我决定的机器。媒介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出能够统摄人类生活，不断汲取人类之精力、金钱与时间的奇幻世界。无论是工业技术还是媒介技术，技术的“悖逆”属性不仅是指伊德所说的“人的注意力从自身投射到了技术身上”，而且指技术不断将我们推离现实世界，由虚拟经验取代现实体验，人类从使用技术的主体沦为被技术反制的客体。“它异关系”是伊德提出的四个“人与技术”关系中唯一具有“离身倾向”的关系，因为无法被归入“广义具身关系”，难以迎合当下热门的“具身研究”，并未成为学术热点。但是，“它异关系”却是伊德提供的一个极富洞见性的概念，它指明了技术发展的最终宿命——与人类的撕裂和对立。罗森伯格（R. Rosenberger）和韦比克（P. P. Verbeek）同样指出，“它异关系”解释了“技术如何既是我们为自己的目的设计和使用的东西，又是如何影响、限制、引导、控制我们的”。可以说，“具身关系”“诠释关系”“背景关系”指向技术意向性产生的阶段性形式，而“它异关系”则指向技术演变的终极结果。

R. Rosenberger and P. P. Verbeek, Post-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ssays on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虚拟集权社会之诞生揭示了媒介技术潜在的发展路径：从依赖人且易被觉察，到依赖人但不易被发觉，再到逐渐脱离人类，与人类平起平坐，形成与人类对视的“准主体”，最后逐渐掌控人类，成为决定人类生存方式的“超级主体”。技术从“低主体性”不断走向“高主体性”，从“人—物”层面上升到“人—人”准主观层面，最后到“物—人”的反制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由主体沦为被技术统摄的客体，最终不得不寄生于技术孵育的虚拟集权社会中。

虚拟自我、超真实情感与现实堕落

数字生存诱发的强烈专注将导致自我意识丧失、时间体验感扭曲，在此过程中，人们会产生强大“心流”，隔绝周围现实世界，在数字网络中迷失自我，达到一种行动与意识的融合状态。“心流”使人们沉浸于强烈的“虚拟自我”体验。“虚拟自我感”是一种将虚拟自我体验为实际自我的状态，甚至可能导致人在虚拟环境中反而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种体验在“第一人称视角”（POV）的虚拟环境（比如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电影、短视频等）中表现得更加真实。伴随虚拟现实技术的加载与升级，自我存在感将会更加强烈，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存在感诱导技术中的“自然映射”会激活用户的真实体验；二是虚拟空间的“互动控制”所需的警觉性会激活用户的真实心理反应，诱发现实行为可能。

毫无疑问，数字空间的“超真实”已经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线，“数字超真实”超越了现实真实，比真实还真实。伊德指出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放大或缩小结构，意味着现实世界的体验可能会被放大。卡斯特提出的“虚拟真实的文化”概念亦强调所谓“真实”永远基于符号表征。“情感游戏刺激”理论（emotionally content stimuli）从实证角度验证了虚拟技术能够激起玩家真实的情感反应。触感手套、列阵式麦克风、Codec Avatars面部捕捉技术、Project Starline全息视频聊天技术等提供了比现实更加敏锐的压力振动，更具凹凸感的纹理，更加逼真的再现音效。加强现实技术放大了知觉体验，提供了比现实世界更为强烈的感官体验。真实的情感体验在数字空间中不仅被积极创造，而且用户很难在虚拟空间将关涉情感的禁忌活动与现实进行区分。

Project Starline全息视频聊天技术

那么，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人类生理和心理是否具有相同的发生机制？这将成为评估“虚拟情感”真实性的关键所在。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个平行世界的生理和心理发生机制是一致的，虚拟情感的“真实性”再次深刻展现于此。认知科学认为情绪由“生理层面的生理唤醒，认知层面的主观体验，表达层面的外部行为”构成。由于人体镜像神经系统的存在，通过“观察”和“想象”两个知觉思维过程，可以将人类与物质世界交互过程中获得的知觉经验模拟呈现于虚拟空间。虚拟技术引发的人体心率、血压、大脑神经递质、前额叶血红蛋白水平等变化的过程与现实世界一致，甚至，现实生活中的人格、情感、身份或刻板印象在虚拟世界中均以类似的方式存在。

空间存在感、社交存在感伴随自我存在感，共同促成数字化生存的真实体验。就空间存在感而言，在虚拟数字环境中人们会对物体对象产生高度感知。就社交存在感而言，人们会将虚拟社交角色体验为实际社交角色，对虚拟社交对象产生真实的依恋情感。空间存在感与社交存在感伴随自我存在感跨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孵育了超真实的“虚拟自我”体验。极致真实的虚拟自我体验诱发了“梦幻般的狂喜”，现实世界相较之下显得沉重而粗陋。彼得斯将这种体验描绘为：“人的感官经历一种梦幻般的狂喜。在这种狂喜中，我们似乎扔掉了身体，驶离岸边而进入一个接一个奇妙的场景中，像脱离了肉体的灵魂。”数字技术极力提供现实世界难以满足的极端体验如危险、残酷或变态这类非常诱人但又违法或冒险的极端行为，娱乐至死的诱惑令人向往，同时又映射出现实世界的压抑与乏味。就像电影《头号玩家》中展现的场景一样，主人公通过穿戴设备在虚拟世界中任意驰骋，获得非凡成就和甜蜜恋爱，而现实的落魄与虚拟世界的刻骨铭心形成鲜明对比，现实世界成为可怜肉身的暂栖地，遭到无可避免的扬弃。伴随虚拟真实全面胜利的是现实世界的无边堕落。小说《雪崩》中，主人公在元宇宙中的豪宅与现实中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现实的落魄被这样描绘：“人变得越来越简单，行为和互动变得标准化和机械化，活动空间可能只需一间小屋子或一张沙发，设备只需一个VR眼镜和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而虚拟化身在虚拟世界则变得越来越多变，越来越丰富。”贫瘠压抑的现实世界和光彩夺目的虚拟世界形成强烈反差，物质和意识不断分离、割裂，物质开始被抛弃，意识在数字生存中得以永生。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著，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虚拟性”即将大获全胜，无论人类愿意与否，“虚拟性”已成必然。虚拟“临场体验”（mental transportation）之逼真、“平静技术”（calm technology）之遁形，阻隔了物理世界的刺激源，极大强化了感官体验，创造了比物质世界更加逼真的虚拟感知。尼葛洛庞帝因此说：“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需要警惕的是，现实接触的重要性被显著降维，实体交往反而变得次要。未来，“数字超真实”将越来越多地代替现实经验，成为人类获取生存经验的主要方式，而面对这种交换我们往往是疏于防备且乐于妥协的。

隐藏人格、人格失调与技术寄生物

埃里克·查尔斯·斯坦哈特在《你的数字来生》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你的个人信息、记忆、情绪感受、思维特征、表达方式和生活习惯全部被打包上传到计算机中，当你死亡之后，你的数字灵魂仍然存在，它可以代替你接待朋友，与家人沟通互动。人的肉身会死亡，但数字灵魂却可以永生。这种数字景象固然极端，但是它描绘了一种极可能发生的景象，即在数字生存中人类越来越去肉身化，人类行动总体上将不断向精神层面坍缩。根据极端“后人类”思想，任何人的存在本质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下载到计算机中，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进行传输。这即意味着，生物体的“逻辑形式”可以与其“物质基础”分离，并且“生命力”将是前者的属性，而非后者。

在物质向精神的加速坍缩进程中，“人格失调”或将成为潜在的精神风险。从精神分析学来看，社会中的个体采用多种心理防御机制以应对社会压力，而心理防御机制在数字世界中显然存在不同的启用概率。现实社会中，个体高度倾向使用“压抑”“否认”“潜抑”等“逃避型”心理防御机制以压抑本我欲望，但由于虚拟空间的匿名性，“数字替身”倾向于采用“投射”“转移”等“攻击型”心理防御机制，这就将导致“多重人格”的显现。比如在电影《失控玩家》中，大胡子粗汉在游戏中是只粉色兔子，呆板程序员是暴力炸弹球女郎——现实中被压抑的人格在虚拟空间喷涌显现，构成数字替身的“多重人格”倾向。有学者也观察到虚拟生存中的“离散分身”现象，“分身性是离散的，从属于多重的感知、身份、行动和交往律，因此具有在跨体系、变维、多分身的生存模式条件下的多重自我”。“离散分身”构成多重人格的不同自我维度，其中“隐藏人格”是人格结构中被压抑的那部分。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结构由自我、本我和超我组成。“隐藏人格”高度关涉“本我”，“本我”指向人的原始欲望与本能，不为社会所接受，时刻受到社会规范的遏制。“超我”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知的道德判断，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管理者。在现实生活中，潜意识层面的“本我”被意识层面的“超我”强力压制，以塑造符合社会规范的“自我”。数字生活中，原本被“超我”强力压制的“本我”解除了现实束缚，裹挟着原始欲望的“隐藏人格”便开始充分显现。

电影《失控玩家》剧照

数字文化鼓励一种分裂的自我感，人们将自己分裂成多个不兼容的身份，现实中被压抑的“隐藏人格”的涌现是对主体人格整合能力的一次挑战，失效的整合可能导致“人格失调”的潜在风险。“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正常发展是由本我、自我、超我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而得以维持，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神经病，危及人格的发展。”“隐藏人格”的涌现打破了人格结构的稳定。数字生存中涌现的“隐藏人格”将主体分裂为多个“分身”，既然每一种人格都是主体人格的一部分，那么，人的主体性到底由哪一部分代表？当人格整合失败时，主体性将陷入彻底分裂，这将导致严重的“人格失调”。有学者甚至预言，如果“意识上的主体性任意分裂，神经病或许会成为数字时代的普遍问题”。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主体性悖论：假如一个主体可以变成任意多个主体，也就不存在主体性了。主体性的意义基于唯一性，并且必须具有唯一性。“后人类”主要以信息模式的形式存在，威胁动摇了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一个连贯的、理性的自我，这个自我拥有自主权和自由的权利，以及与信仰启蒙的自我利益相关联的代理感”。面临主体“人格失调”的风险，后人类之主体性岌岌可危，难以避免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存在论差距”，跨世界的主体将因此到达意识分裂的临界点。

“人格失调”将人矮化，这一矮化过程可借由斯蒂格勒和勒鲁瓦·古兰的思想获得进一步解释。斯蒂格勒指出，人类记忆主要由“后种系生成记忆”生成，“后种系生成记忆”借助古兰提出的“外在化”过程——将人类文明外化为由工具、机器等物质构成的“技术物体”和由语言、文化等虚拟形式构成的“技术体系”——以保存人类记忆。在此过程中，人将身体功能不断交由技术进行“外在化”，到最后只剩下“知性思维”。“一旦人类成功地外在化大脑的所有运动，从人类直立姿势开始的大脑运动皮层区域的解放过程就会完成。除此之外，外在化过程就只剩下知性思维了。”

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技术个性化”的超速发展打破了它与“心理个性化”“集体个性化”构成的亚稳定平衡态，数字生存的精神坍缩和人格失调症候就是三角稳定结构被打破的后果。当身体在“外在化”过程中被不断剔除，到最后人只剩下“知性思维”时，思维就开始脱离身体成为人类存在的主要方式了。数字虚拟技术不断引发的“外在化”过程催生了“人格失调”症候，最终将“不留给人类任何去做的事”，而当唯一剩下的知性精神被技术不断扭曲而堕化，人类终将失去自我生存能力，不得不作为“寄生虫”依附于技术而活。

技术从“被使用的工具”，到人机复合的“赛博格”，再到“数字超级主体”——技术的演进谱系逐渐脱离了人类的发明意图。可以说，依附于人体只是技术暂时的发展阶段，摆脱人类获得完全自主才是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斯蒂格勒将技术这种“自我进化”属性概括为“技术趋势”（technical tendency），技术趋势并不受“发明意图”的驱使，不受人类组织“构造意图”的驱使，不受任何“主宰意图”的驱使。技术以“脱离人类意志”为终极演化目标，随着技术对人类的架空与反噬，人类终将沦为技术的附庸。

结语

人类原本试图通过技术革新获得更大自由，然而技术演进却越来越脱离人类意图。随着数字生存的全面降临，数字技术之演进谱系越来越展现出“自我维持”的特征，技术成为宰制人类的力量，技术与人类之关系发生悖逆。数字权力具有不可逆性、排他性和强制性，全面控制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远非前述陈文所论之生产与消费场景所能涵括，并且已然取消了人类回到原有生活方式的可能。为了获取数字便利和避免数字死亡，人类无法避免地全面陷入数字生存，不断交付个人隐私，持续接受数字喂养，最终降维为无法脱离数字技术的“寄生虫”。而数字生存越来越去肉身化，人类行动总体上将不断向精神层面坍缩，精神与身体不断分离，主体意识遭到分裂。现实世界的重要性被显著降维，虚拟性成为未来生活的基调，虚拟奴役将成为可能。最终，人与技术之主客体关系将发生彻底悖逆，技术从人类的附属物衍变为超级“吞噬物”，而人类则从宿主沦为技术的“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