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后中华文明由盛转衰，逐步走向封闭、内卷，这种说法准确吗？

对于历史的评价，并不太适合用“封闭”、“内卷”之类偏感性的词语进行概括，何况“内卷”这个词在学术上也并不是和这个意思。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评价，采取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所谓“中国历史自唐以后逐渐走向封闭、内卷”的说法，是基于开疆拓土的规模、对外作战的胜率等一系列的标准来说的，但是换另一个角度来评价，则就可能是另外一个结论。

这个另外的角度，就是国家治理。从地理环境来说，在汉唐时代，中国就已经遇到了自身地理扩张的极限。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例子是，汉、唐、清等多个朝代在新疆地区作战，实际能出动的兵力多不过两三万人，少则只有几百人、数千人。这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资源已经无法支撑在西域投送更多的兵力。那么，如果中原王朝只能支持在西域投送如此多的兵力，西域再往西的征伐也就不可能了。

即便是后来蒙古能够从东打到西，但最后结果也是蒙古分裂为了几大汗国，元朝实际统治领土的主体，还是汉唐故地。

对于中国在汉唐时代的开疆拓土，也要分两方面来看。从拓展中国领土范围的角度上讲，称赞汉唐的“开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稍微了解一些中国历史，也知道从汉到唐这一段历史时期，门阀和地方豪族对地方政治生态的影响。试想一下，在一个门阀和地方豪族垄断地方生态的背景下，国君想要获取最大的利益，应该怎么办？

商鞅早已经给出了答案，打。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与两汉至隋唐这段历史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在商鞅变法前，秦朝的地方贵族垄断了地方经济、政治等各种资源，商鞅提供的思路，一是收回大多数贵族的权力，二则是通过对外征战给予平民上升空间，即军功爵制。

然而，这套在秦国可以实行的制度一旦推广到全国，立刻就又失效了。因为秦朝实际统治的面积较之秦国扩大了数倍，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中央这个“大脑”是根本无法有效对地方进行治理的。秦朝虽然消灭了六国，但是无法改变地方豪强依然存在的局面。

在这个情况下，对于两汉及以后的君王来说，对外开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既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给予了平民上升空间，也可以让社会的稳定程度提升。在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在汉至唐，平民想要获得功勋，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上升，可行性最高的做法就是打仗。

但是，无论是在汉还是唐，中国在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地理边界的阻碍。对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统治区域的国家来说，目前的中国版图基本就是在那时的技术条件下能达到的作战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唐宋以后的“封闭”，更准确的说法，是国家治理的方向转向了内部。

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从流放的视角来看。众所周知，流放作为一种刑罚，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去享福的，那么流放的地方在当时的国家疆域内肯定是开发程度较低的。在唐宋时期，岭南、广西等地是贬谪流放的主要区域，如苏东坡就被贬谪到了海南。宋朝有句话，叫“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雷窦化，听着也怕”，这里的春循梅新、高雷窦化都是广东地区的地名。而在明朝，云南也是主要的流放地之一，如大才子杨慎就被流放到了云南永昌卫，即今天的云南保山——这已经是边境城市了。清朝的主要流放地，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宁古塔。在今天，这里是边境城市牡丹江。

不过，到了清朝，前面提到的这些地方之所以不再成为流放地，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有了较好的开发。尤其是广东地区，在清朝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广州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城市。

今天的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是，从云南到黑龙江，这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内，绝大多数人对于“中国”这个概念都有着极强的认同感。这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从开放到封闭的变化，其实在现实中一直都在不断上演。就拿当下的互联网行业来说，在互联网产业爆发的头十年，网民数量迅速增长，这个时候的互联网是非常开放的，企业也会用免费模式来刺激用户增长，因为在这个阶段用户的规模就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同时为了争夺用户，企业内部的管理业会相对自由——当然，内部也会生出很多派系和灰色空间。但到如今，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与国民总数相差无几，可以说出了年龄太小和年龄太大的之外，几乎已经全民都在上网。那么，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在用户已经无可增长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其实无外乎也就是这么几步：

第一，巩固自己的既有业务边界，拓宽护城河，谁要是敢动这个利益一定坚决回击；

第二，对内部进行整顿，清除成长期积累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一切稳字为先，原有的业务只要不出大问题，轻易不要升级和改动——否则可能连原有的优势都没了；

第四，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公司内部规范化上，叠床架屋的设立各种职能部门。虽然明知道这样可能会让公司臃肿，但唯有这样才可以让管理者拥有对公司更好的控制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的大型企业，一旦能在行业内成长到垄断地位，几乎都必然会进行以上的行为。比如，windows之于操作系统、iPhone之于智能手机等等。的确，很多人都可以从各种方面来指出“windows某某功能真垃圾，一定要升级”、“iPhone为啥不加入某某功能”等等，然而如上面所说，你可能对于某项功能的确有需求，可谁能保证新的产品推出之后一定会有预期的市场效果呢？

假如，现在iPhone真的准备对现有机型的设计语言、功能等进行全方位的升级，那么要是市场不接受，新产品的销量暴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反倒是如今的iPhone，能确定自己的用户群体更关注那些东西，只要维护好这些东西，那么至少就能保证基本盘相对稳定，这才是一个正常企业该有的思维。

如果拿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与今天的苹果相比，说现在的苹果内卷、没有创新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无论是PC业务还是手机业务，与今天都是截然不同的状态。在2010年，市面上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手机品牌，苹果依靠自己的先发优势的确可以进行各种尝试，但是如今无论是PC市场还是手机市场，都已经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TOP5厂商基本能垄断95%以上的市场。这种情况下，稍微走错一两步，可能未来再花几年时间都追不回来。

所谓“明清专制顶峰”，对照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上面说到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即：

第二，对内部进行整顿，清除成长期积累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公司内部规范化上，叠床架屋的设立各种职能部门。虽然明知道这样可能会让公司臃肿，但唯有这样才可以让管理者拥有对公司更好的控制感。

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现象，一个国家在开国的时候，政府机构往往较为精简。但是随着国家走向稳定和成熟，官僚队伍的规模会迅速扩大，各种规章制度会迅速增多，管理者的工作重点会从如何开拓增量转到如何更有效的管理控制存量。在身处其中的人看来，这种改变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封闭”、“内卷”等等。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是因为增量的减少，所以对存量的控制必须加强。

此前，有学者研究美国捕鲸业的时候，也注意到，美国捕鲸业诉讼最多的时期，并不是捕鲸业最繁荣的时期，而是捕鲸业开始衰落的时期。当海里的鲸鱼足够人来捕捞的时候，有打官司的那功夫，还不如多捕几条鲸鱼。

如果把视角放大到全人类来看，其实过去的这30多年，算是全世界范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目前，除中美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外，几乎所有的国家经济都已经陷入了停滞乃至衰退，而青年一代的所谓“内卷”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上一代、两代人已经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留给青年一代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而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当下整上也是趋于封闭和保守的——这一点应该是基本共识。除非能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者有进行星际开发的能力，否则“内卷”的趋势还将延续更长的时间。

最后，明清“内卷”倒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因为对“存量管理”的重视，从改土归流到开发边疆，一系列的举措使得中国形成统一的国族意识成为了可能。可以设想，假如云贵川地区在20世纪仍然存在与唐宋时期实力相当的土司实力，那么今天的云贵川地区很有可能形成类似缅北等地的半独立状态，而中国的政治、民族情况则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