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国旗的时候，你为什么唱“长城”“——马前卒工作室解放70周年专题之一

按：国庆70周年将近，环顾四周，生于旧中国的老人越来越少，解放前后的历史已经逐渐从 “所见世”转入“所闻世”，普通中国人需要通过文字、图片等资料才能了解新中国的诞生与早期发展。为了加强“所闻世”的印象，避免太多的细节早早沦入“所传世”，马前卒工作室策划了解放70周年专题，记录新中国各种制度、文化标志乃至生活细节的由来，此为第一篇。

新中国最重要的象征物是国旗、国歌、国徽。其中国旗和国徽都是建国前后的新设计，唯有国歌在解放之前已经存在。

国歌歌词异常简短，算上标点还不到100字，其中只提到一个文化标志——长城。因此，几十年来，我们默认长城就是新中国国防的象征，进而认为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自古以来”的“共识”。

然而， “文化象征”本身就是现代国家才需要的虚拟概念，长城获得现在的文化地位不可能追溯太久。马前卒工作室公号曾登载《长城》一文，比较长城和大运河作为文化象征物的区别，本文将进一步展开话题，论述长城成为新中国文化标志物的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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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长城

现代中国人所见的长城，主要是用来防御蒙古人和女真部落的明长城。然而，之后的清朝作为一个从山海关打进中原的王朝，持续了近300年。期间清政府成功地团结了一半塞外游牧民，压制了另外一半，没有依托长城打防御战的必要。康熙曾公开宣示：

“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所以清朝几乎从未认真整修长城，任其坍塌。

此外，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虽然中国的枪炮不算发达，但也足以对付大多数地段的长城工事，局部战争也很少依托长城作战。到了晚清，大多数中国人们对长城的认识已经非常模糊。詹天佑等人奉命修建京张铁路，穿越八达岭时，勘测人员甚至认为分水岭上的土墙是“元明军堡”。

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

总的来说，清朝对长城的态度是无视。清朝灭亡后，作为自认“开化国家”的中华民国，对长城的看法则更加负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梁启超提出的文化模型。梁启超认为，从五族共和的角度出发，长城加深了“华夷之辨”，破坏了包含全部五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应该被废弃。反清的同盟会知识分子曾将长城与运河做对比，认为长城阻断内外，而大运河沟通南北，“其利害之别不可道里计”，很明显后者更适合代表中华民族。

所以，当1912年北京参议会通过《拆除城市城墙以利交通》提案时，舆论不仅大力赞同，还表示同样的政策应该推广到长城，认为长城和旧城墙一样，都是传统王朝“割裂国土，强分种群，分而治之”的工具。在“天下混一，万民平等”的时代，应该全部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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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除的长城

对北洋政府来说，拆长城不仅仅是增强文化合法性的手段，还有很现实的经济利益。

清朝虽然并不修建长城，但确实以明长城为界，区分了汉族农业村落构成的内地十八省，以及游牧部落生活的边疆地区。清末农业地区人口暴增，大批移民进入漠南蒙古进行 “丈地”开荒，为了顾及蒙古人的抗议，往往以长城为界进行。

拆除长城，北洋军阀就可以打破蒙古人的心理边界，发动农民和老兵越界垦荒，既稳定军心，又增加财政收入。

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华北各省政府都有平毁长城的行动，其中阎锡山的地盘最稳定，又企图从山西向绥远扩张，所以行动最积极，多次下文要求拆毁长城。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说，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军阀执政能力相当有限，大多数精力用于内战和快速敛财，对长城的实际破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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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外国人喜欢

总的来说，30年代以前，中国人主要从政治立场或实际利益出发，来确定对长城的态度。只有一部分外国知识分子才会从文化角度描述长城。

知名段子：“在太空中唯一可见的地面建筑就是长城”梗，发源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小报——虽然距离太空时代还有大半个世纪。

同时，欧美盛行“东方主义”，认定除欧洲以外的世界都处于“长期停滞，不断循环”状态。这种观点经过西方现代传媒放大，来华外国人急需为“停滞社会”寻找稳定的文化象征物，于是他们“发现”了长城。

在他们的描述中，长城从秦朝开始修建，地址从未变化，经历2000年添砖加瓦，形成高大坚固，牢不可破的防线——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但至少制造了长城的正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人自己对长城的负面看法。

西方的长城观首先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目前可以查到最早以“长城”为名的公司，是1921年成立的“长城画片公司”。该公司成立于纽约布鲁克林，创办者是一群中国留学生，早期通过在美国播放介绍中国文化短片赚钱。后来，长城画片公司搬回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制片公司。

但在国内，对长城的主流观点依然是批判多于赞美。五四以后，知识分批判长城的角度从“分裂国土”转向“闭关锁国”，认为长城应该为国家的落后负责。闻一多在美国发表长诗《长城下的哀歌》认为长城是”旧中华的墓碑”“，是“沉眠的担当”，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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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外的日本兵

检索报刊资料库，1930年前，中文报纸中提到“长城”这个词，如果不是长城影视公司，就是登载日本 “长城丸”号轮船相关消息。

偶尔有几则新闻提到长城本身，几乎全是外国人的游记或者照片。

国内报刊提到长城的次数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全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日本侵略的威胁，长城迅速成为中国抵御外敌，救亡图存的文化标志。

虽然长城抗战并不是中日战争的开始处，中国军队在长城的抵抗也以失败告终，战绩乏善可陈。但之前东北在张家军阀的统治下，根本没有现代媒体，所以长城抗战前的抗日新闻非常少见。

到了长城抗战前后，各派军阀纷纷倡议抗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北方的文化管制能力日益下降，各方记者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关于抗战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大大提高了长城的知名度。

长城抗战结束后，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大公报出版了《长城抗战报道集》，收录全国各地五十多家报纸，上千篇报道。其中最有名的《长城抗战》、《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等几篇文章，作者正是后来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

长城抗战引发的舆论战，是对一次失败战役的成功报道，还不能重新确立长城的新型文化身份。但是，如上表所示，1933年-1937年间，国内报刊对长城这个关键词一直保持了很高的热情。

这是因为战后日本专心经营伪满洲国地区，暂时同意以（明）长城为界，区分中日军队驻扎区，长城因此在数年内都是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的实际边界存在，是“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分界线。

中华民国和几百年前的明朝一样，面临长城外就是敌军的现实，所以不得不拔高长城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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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修建”长城

南京国民党自知军事上完全无法抵抗日军，政治上又拒绝共产党提出的革命土改路线，只能通过文化保守主义来“凝聚人心”。所以，长城、大刀队、推背图这几项从未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事物，都成了国民党重点宣传的文化标志。

共产党领导的左联此时号召建立“文化抗日统一战线”，对“推背图”等迷信手法嗤之以鼻，所以只能把相对不那么荒诞的长城推出来，成为各方势力都能够接受的抗日象征。

30年代早期，除了长城沿线居民，对日军侵略感受最深的中国人就是上海市民，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二八抗战，亲眼看到日军在街道上进攻，对日本侵略感触最深。

所以，从1932年到1937年，上海的“救亡商品”非常畅销。从1933年到1937年的四五年间，上海以长城为名的产品有数十种，从烟草、药物，到玩具、文具，几乎覆盖所有日用品。而上海又是中国唯一的工业城市，所以又把相关产品销往全国，推广了长城概念。

当然，在这个时代塑造长城形象最成功的行动，肯定是电影《风云儿女》，以及片中音乐《义勇军进行曲》。这部电影是上海第一部市民题材的救亡电影，受到全国各地一致好评。

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日军炮火炸平了新闻出版行业集中的闸北区，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完全摧毁，中国文艺工作者大规模搬迁到苏州河南侧的公共租界边缘，形成了救亡文学新一波“聚集”，为《风云儿女》准备了中国最强的创作队伍，从而生产了第一部塑造中国统一文化的电影。

风云儿女海报

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该片上映后，上海《申报》宣布免费赠送《义勇军进行曲》曲谱，随后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上千份索要函件。申报为此专门安排六位实习生负责回复工作，一个月内花费600银元邮费传播曲谱。

在社会舆论驱动下，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张道藩特意撰文，在中央日报上推荐《风云儿女》，很多国民党中央委员连夜坐京沪快车到上海看电影。

远在西南的成都，市内仅有四家电影院，一月之内连播两百场《风云儿女》。归绥（今呼和浩特）只有一家影院，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要求下，每天免费放映两场，连续放映半年。长城概念因此随着未来的国歌扎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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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与暂时的“绝后”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救亡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逐渐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化概念转为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共识，新中国的雏形开始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对抗日文化产品的需求都与日俱增。然而，由于上海是第一批陷落的城市，此时中国军队控制区内已经没有现代化的文化产业中心。剩下的地区往往只有翻改旧作的能力，无力创作30年代中期水平的电影、音乐，更没有能力把文化产品输送到全国。

所以，各地的救亡文化往往各自为战，残破的电影厂勉强拍一些半纪录片性质的电影和广播剧，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只能转而制作传播力较差的话剧。唯一覆盖全国的现代民族文化标志，还是1935年前后那批的上海文化产品。

这种情况持续到1945年，紧接着就是3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一败涂地，虽然重新控制了上海，也没有制作任何影响全国共识的文化产品。

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全国性文化产品的创作顶峰就是1935年。

从1949年的视角来看，那年诞生的《风云儿女》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文化产品，所以果断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从此，随着国歌的固定，长城地位发生永久性变化，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标志。

（作者：穆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