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

《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

核心摘要

· 近年来，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国崛起顶峰论”，认定中国崛起已到顶峰，唱衰中国发展前景，打压中国增长预期。特别是2023年二季度以来，等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以及关注中国的智库、学者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或数篇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进行讨论，以不同形式参与“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议程设置。

· 该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但这轮舆情显现出规模最大、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来源最广几个特点。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逻辑也更为“精细”，论调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的低于预期的具体表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决策层的根本问题，同时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的暴露。

· 本报告梳理了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四大不同叙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问题，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二，经济问题反映中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政策及“稳信心”措施将持续摇摆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三，中国经济疫情后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两国后疫情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缺乏事实依据；四，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力依旧，将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 近期西方加大唱衰中国的舆论宣传，尽管并不是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股市剧烈波动、外商投资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舆论的大肆宣扬势必将放大这一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西方政客、媒体、智库形成的“中国崛起顶峰论”论调正在与国内部分舆情形成共振，并通过各种所谓“专家”“研究机构”的背书，企图全方位抑制、挑拨、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发展。

· 这种论调对中国的冲击在部分经济领域正在奏效，可能导致如下危害：一，放大市场悲观预期，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就业；二，影响外资对中国的判断，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导致短期内外资投资减少和资本外逃；三，刺激投资者情绪，导致股市剧烈波动；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大量资本、高级管理人才移民国外，导致国内投资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五，掩盖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形成偏见和误解；六，扰乱民心影响国内团结，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七，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可和尊重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 本报告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用事实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事。同时提出以下应对建议：一，要将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作为长期的重点国际传播规划项目；二，要持续释放与持续报道一系列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政策与落地成果，在舆论层面要高度肯定外资的贡献并给予相应的礼遇；三，重视知华、友华、爱华、护华的外籍人士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支特殊重要力量；四，捍卫中国领袖的形象，以跨国法律诉讼方式状告西方不良媒体；五，改变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打造适合国外受众的内容模式，避免掉入“政治宣传”陷阱；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国内外Z世代青年人的扶持和培养。

· 同时，在领导力、思想及财力等方面做好与美西方舆论对冲的准备。中国应有大手笔的投入，打好针对“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反击战。面对此轮美国发动的“政治宣传”攻势，进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战、反围剿战，一定能为拉回中国经济信心的国际社会预期做出实质贡献。

一、“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新特点与叙事逻辑

事实上，该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但相比于过往25年层出不穷的“中国崩溃论”，这轮舆情规模最大、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来源最广。

二十余年来，“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从2001年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到2015年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屡见不鲜。本轮“中国崩溃论”自美国学者哈尔·布兰（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于2021年秋季在《外交事务》（）等期刊发文撰书，提出“中国相对实力已经见顶”“中国崛起已终结”“中国衰退已开始”等观点以来至今已两年。类似观点2023年上半年以来愈演愈烈，呈明显升级加强态势。《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Bloomberg）等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以及关注中国的智库、学者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或数篇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进行讨论，以不同形式参与“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议程设置。以《华尔街日报》为例，其中文官网推出“中国经济放缓”专题栏目，从2023年8月至2024年元旦，已发表160余篇文章，包括《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接下来会怎样？》、《中国青年就业市场宛如梦魇，国家面貌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中国经济恶化背后根源：民众对政府政策没有信心》等在海外引起舆论共振、被广泛传播的多篇“爆款”文章。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以往集中在美国的“中国崩溃”论调，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事正传向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媒体与学者圈，质疑中国发展的规模、频率、范围等均远超以往。近期，美方政府也进一步推波助澜，如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就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对中国国际形象、声誉进一步造成负面影响。

除了范围大之外，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逻辑更为“精细”，让有心为中国辩护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于之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崩溃论”，此轮崩溃论调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的低于预期的具体表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决策层的根本问题。虽然有媒体、学者对中国表示信心十足，但皆都难跳出“唯潜力论”，缺少对中国发展前景有效辩护。

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同时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计的错误。本轮唱衰中国者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的暴露。他们认为，当前中国“重意识形态与安全”而“轻经济增长”，更加集中的权力和深度的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等产生致命的打压，加之疫情期间“封城”的政策选择等，都折射了中国决策层在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上“开倒车”。这种论调正在传入国内，离间中国社会与政府、中国民众与决策层的信任关系。

对此，需要深度了解“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尤其要注意这些叙事逻辑虽不能被中国主流人群所完全接受，但在国际舆情中却有极高的穿透力。

叙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问题，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

该叙事逻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型失衡的自然结果，印证了之前少数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怀疑及预警。由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增长模式在人口、债务、投资回报率降低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丧失继续发展的空间。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失去了之前的增长引擎，在没有有效替代的前提下，见顶下行符合客观规律，难以避免。旧发展模式缺陷凸显、已经过时，但新模式需要的政策举措和结构性、体制性改革又难以推进。

持此观点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及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债务问题急剧加重；而后2016年开始的“去杠杆”， 预示着支撑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即将终结。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研究主管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表示，因为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比例达到20%–25%，房地产的萎缩是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生产力下降，生产成本高攀，基础建设投资回报率下降，债务占GDP比重超过美国；总人口和劳动人口数量已经见顶并开始下滑，预计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7千万，而老年人增加1.3亿，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降至8亿人以下；老龄化持续加重，将造成财政问题、进一步拉低生产率；当下又出现青年失业问题，出现劳动人口和就业机会同时下降，反映中国经济严重的需求和活力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加上当下房源供给失衡，大城市供给不足，总体分配不均，只会加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这些问题难以短时间内扭转，疫情防控失误加快了见顶的进程，但并非最终“病因”。地方债务问题、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模型、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只是在疫情作用下加速凸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内外特殊机遇时期创造的不可持续的“奇迹”，见顶衰退乃是回归常态。

叙事逻辑二：经济问题反映中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政策及“稳信心”措施将持续摇摆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

该叙事逻辑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扭转当下的经济问题，但因对国内外环境和未来形势的误判，选择维持现状——经济放缓或是中国决策层有意而为之。他们认为，让年轻人学会“吃苦”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不自信和低预期；政策摇摆无力造成了新的“信心危机”，造成经济恶性循环，难以逆转；疫情防控后期的错误反映了执政方式的短板，也是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导火索；若决策层不做出改变，经济问题或将影响社会稳定、威胁政权执政根基。

持此观点的评论者同时认为，扭转当下经济颓势，不仅需要及时、坚决的刺激措施，更需要经济发展根本策略的转换——维系高速增长的内外因素已不复存在，若不大力推进、深化必要的改革举措，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极为暗淡。评论者认为，中国国内专家早已形成政府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共识，但近期出台刺激措施皆为“挤牙膏式”的“零敲碎打”、“小修小补”，无法显示出决策者对问题严重性的担忧，继续拉低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是现实中改革受阻，在需要扩大支持民营经济及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时间节点上，反而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有人表示，当下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避免中国陷入像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的衰退，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选择维持现状及现有道路，陷入“政策瘫痪”，更有甚者宣称中国经济已经“僵尸化”，成为“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

该叙事逻辑认为，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信心危机”，并将对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例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 (Scott Kennedy) 表示，过去一年内他三次来华调研，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严重衰退，并归结于三点原因：一是疫情防控过度，特别是2022年3月后上海严厉的“封城”措施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022年底“清零”政策突然的停止更加重了大家的疑虑。二是近年来对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管制及打压；“共同富裕”的提出也降低了部分企业家及投资者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三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敌对氛围的提升，使得不少中国投资者、企业家对未来与西方科技、市场、资本的交流、流通和发展产生很大担忧，拉低了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期。他表示，民众感觉国家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减少、存款增多；信心危机已成为限制中国经济最重要因素。

一些人认为，中国决策层与社会经济现实、民众生活严重脱节，且出于领导层意识形态中对于“福利主义”（welfarism）的反对，不愿采取西方式的刺激或福利政策，不愿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加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决策层进而放弃可以刺激消费的政策选择，使得经济回暖严重受阻。他们认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比仍然较小，如果得到适当促进，将有望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当下中国经济问题可以尽快得到解决，但出于决策者的偏见与误判，下行趋势将难以得到扭转。

该叙事逻辑认为，中国崛起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韬光养晦”及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相反，现今庞大而笼统的国家概念（如“民族复兴”“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切实发展和具体措施的绊脚石。在此论调下，中国崛起见顶和之后的衰退是决策选择的必然结果。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若维持不变，中国将渐渐滑入“崩溃”边缘。

叙事逻辑三：中国经济疫情后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两国后疫情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缺乏事实依据。

该叙事逻辑认为，疫情期间，看衰美国经济成为美国民众、媒体和学者的常态，海内外反而对中国后疫情时代经济反弹高速增长形成预期。而在“清零”时代结束后的2023年，中美两国经济数据现实与预期反转：中国经济经历短暂复苏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数据远不如预期，美国反而并没有进入被预测的衰退——雇佣需求强劲、高通胀压力不再、股市反弹。疫情前多数人认为，中国GDP会很快超越美国，可近期数据显示，中国与美国差距在加速拉大。不少金融机构、学者、媒体重新评估先前的预测，甚至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永远不会超越美国，重蹈日本覆辙，或陷入比日本当年更大的危机。

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最新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40年代中叶以小额差距，短暂超越美国，但将很快重新被美国超越，经济增速在2050年降至约1%——中国将永远无法坐稳世界最大经济体宝座。其表示，疫情后反弹疲软，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日益低迷及外界对北京管理经济信心的流失；中国已经早于预期地进入了更低速的增长道路，因为信心问题或已造成了长期的不良影响。反观疫情前，彭博经济曾预测中国经济最早或在2030年代初始就超越美国。

疫情后，不少媒体、学者明确表示，疫情期间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的预期已被证伪，之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也认为自己的观点获得了新的数据、事实支持。“新冠后遗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成为常态。

叙事逻辑四：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力依旧，将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该叙事逻辑认为，美国有得天独厚的硬配置及软实力优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在地理上，美国两个邻国都为友好的盟友，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且领土争端频发；能源上，美国为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却日益依赖能源进口；金融实力上，美国控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美元霸权也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控制使得其难以代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人口红利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在2014年见顶，十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9%，而美国将增加5%；社会文化上，美国虽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依旧开放包容，凭借实力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而在中国“润”（“跑”的英文拼音Run）已经成为上流文化。

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等措施，加上中国周边国家（日、韩、印等）日益增长的敌意，美国及其盟友的全球霸权难以被撼动，西方将有效制衡中国持续崛起；中国当下激进的外交方式也将持续限制其发展前景。

近期更有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代表了“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优越论、“中国例外论”的终结。持此观点者认为，若中国经济就此放缓甚至陷入泥潭，那么中国虽然不大可能陷入真正的大危机，可以维持自我发展，但“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就失去了特殊的吸引力。没有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的硬事实，即印证的就是之前部分学者的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是内外特殊机遇期的导致的“奇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存在特殊的优越性及借鉴意义。这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力和全球合作带来新的挑战。

二、“中国崛起顶峰论”的现实危害及影响

目前看来，西方政客、媒体、智库形成的“中国崛起顶峰论”论调正在与国内部分舆情形成共振，并通过各种所谓“专家”“研究机构”的背书，企图全方位抑制、挑拨、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发展。其主要的危害如下：

第一，放大市场悲观预期。2023年二季度，受外需放缓，楼市转弱，以及市场预期不稳等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复苏动能有所放缓。华尔街金融机构多次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023年7月份中国经济最新数据来看，包括生产、消费、投资、出口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指标的增速都出现下滑。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动力不足，有效需求面临长期结构性失衡问题，三驾马车放缓，不及潜在增速。在这样的经济表现下，消费者不愿花钱，企业不愿投资，也不愿意创造就业机会，加之创业人员的大幅减少，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恢复。恰在此时，外媒开始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以看似合理的推论、数据，实际上确是带有主观性、片面性的恶意评论，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放大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使其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乃至转向绝望，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就业。

第二，影响外资对中国的判断，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搭上“中国快车”的跨国公司，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可观的效益。同时，他们也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根据《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数据，40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不到3%，却贡献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四分之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和利润、五分之一的税收收入，已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在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再想取得高速增长难上加难，叠加三年疫情的“疤痕效应”远未消退。在此背景下，外媒所宣扬的“中国崩溃论”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以部分事实加上错误的推论引导，以此影响外国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导致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谨慎态度。这可能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扩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最典型的后果就是短期内外资投资减少和资本外逃。我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BOP（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商务部两个口径。从BOP口径来看，2022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1478亿美元，为历史次高水平，然而，下半年外商投资大幅收缩至425亿美元，同比降幅73%，是自1999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而商务部口径也呈现一致特征，2022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高达23.5%，下半年快速下滑至-7%。直到2023年前7个月，外商投资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67.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折合1118亿美元，下降9.8%。不仅如此，外资对于境内企业的并购减少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23年上半年外资并购共16起，同比下降33.3%，披露交易金额108.84亿元，同比下降80.5%。

此外，舆论的放大效应叠加政治因素，也造成了已投外资的加速撤离。这发生在我国尚未完成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向高端跃升的背景下，构成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例如2022年初，佳能关闭了在珠海的工厂，结束了在中国的32年历史，遣散了最后的1300名员工；苹果正在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耐克的供应商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等。外企的撤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势必会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其次我国还属于技术转型和学习的阶段，一些高科技巨头企业的离开，也会影响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三，刺激投资者情绪，导致股市剧烈波动。相比于海外多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成熟市场，中国A股仍以散户投资者为主。大多数散户缺乏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技术不足，在投资过程中往往情绪化，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媒体炒作的影响，做出冲动的投资决策。而近期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等论调，疯狂宣传经济困局，加之各种小作文、小道消息齐飞，不断刺激股民的情绪，导致市场交易激增，板块轮动加速，股市波动剧烈。2023年上半年，A股市场呈现大幅震荡格局。截至6月30日收盘，在各大主要指数中，创业板指波动最大，半年振幅达到23.14%。上证指数半年振幅11.2%。沪深300、创业板指上半年以来均录得下跌。其中创业板指表现最差，累计下跌5.61%。下半年以来市场剧烈调整，板块轮动几乎无法预测，尤其是在短期，几乎是由资金面驱动，其逻辑通常无法预判，进一步导致市场情绪较为低落，让投资者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部分股民赚不到钱，影响其投资信心，或将导致其退出资本市场，进而造成连锁反应，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计划，冲击实体经济。此外，2023年以来，美股、日股强劲上涨的背景下，A股市场长期低迷，充斥其间的大量的外国资本受各种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宣传影响，造成中国资产没有投资价值的误判，导致资本加速逃离，寻求更安全的市场。以陆港通资金流向为例，在2022年9、10月份资本净流出触顶后，由于防疫管控的放松，迎来一波反弹，并在2023年1月，迎来净流入的高峰，但是3月份之后，整体以流出为主。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交易所数据进行的计算显示，2023年8月离岸交易商净卖出了价值近900亿元的沪深两市股票，超过了2014年底以来的任何一个月。

第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不是从疫情大流行开始的，而是在过去 10 年中一直存在。在中国富豪群体中，不少人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对于财产的累积很重视。为了将利益最大化，部分人会选择另辟蹊径，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是在外面设立基金保住自己的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富人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依托各种红利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加之外媒大肆炒作“中国崛起顶峰论”，这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在中国看不到财富增长的机会，从而携带大量资本移民国外，直接导致国内投资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根据全球知名移民咨询机构亨氏顾问发布的《2023年版私人财富迁移报告（Henley Private Wealth Migration Report 2023）》，预测2023年全球将有12.2万名高净值人士移民，超过2019年的11万人。亨氏顾问公司把拥有超过一百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翁定义为高净值人士。其中，中国预计将有1.35万高净值人士外流，是印度的两倍。尽管中国估计有80多万百万富翁，1.35万名占比很少，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外流的趋势还在增强。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流失之外，高级管理人才也在外流，还会让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第五，掩盖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论调掩盖了个别部门、行业的亮眼表现，如尽管现阶段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均出现了下滑，但是拉动外贸出口的“新三样”却组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名片，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涌现，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注入了信心和活力。具体来看，一是光伏。目前我国光伏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光伏组件占全球的75%以上，电池片占80%左右的市场份额，硅片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95%以上。2023年1-7月，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276.6吉瓦，同比增长超过56%，包含硅片、电池、组件等在内的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达324.7亿美元，光伏新增装机97.2吉瓦，同比增长158%。二是新能源汽车。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地。2023年1-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63.6万辆，同比增长1.5倍。从目的地来看，欧洲、东南亚等地成为新能源车企出海的“首选”。三是锂电池。2023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装车量为112GWH，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6.8%，连续六年居于全球第一。在全球前十的动力电池厂商中，中国占据六个席位，且整体市占率达到了62.6%。

与美欧相比，中国已经在上述三个领域建立了技术、市场竞争优势，美欧等西方国家企业在竞争中已呈现颓势。此外，在其他科技领域，中国正以惊人的势头进行追赶，现发明专利申请和被授权数量、国际期刊热点论文发表数量、科学与工程领域文献数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均全球排名第一；研发经费、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和工程科技三大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科技突破。中国还拥有规模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拥有全球占比近四成的灯塔工厂，建设在中国的50个 “灯塔工厂”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国家的总和，具备压倒性优势。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领域的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的应用将不断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当前盛行的“中国崛起顶峰论”不仅忽视了上述领域中国所需的成就，也忽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刺激这一基本逻辑。这将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形成偏见和误解。

第六，扰乱民心影响国内团结，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外媒大肆宣扬“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初衷，是要以信息战的方式，散布错误信息、虚假信息，营造出一种国家没有未来的假象，并通过挑起阶级矛盾，引发各种对立情绪，从而让民众逐渐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最终就像苏联一样，从内部瓦解，导致自我崩溃。

此外，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计的错误。更具危害性的是，长此以往会造成民众对社会和政府部门信任感消弱，导致社会不安定、民众情绪波动和社会矛盾加剧，进而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产生威胁。

第七，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则认为之前一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型和内外机遇不复存在也不可复制，未来经济将面临更大困难。如果外界普遍认可了这种观点，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可和尊重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有这种论调还可能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其他国家可能对中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产生质疑，直接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

事实上，近期西方加大唱衰中国的舆论宣传，尽管并不是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股市剧烈波动、外商投资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舆论的大肆宣扬势必将放大这一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对全球稳定造成威胁。因此，应该对这种宣传加以警惕，并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

三、“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应对前景及对策

作为“中国崩溃论”新时期变种，“中国崛起顶峰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正如前几轮“中国崩溃论”偃旗息鼓那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复苏，体现于进一步赶超美国的逆袭之势，是对“中国崛起顶峰论”打脸、让其破产的最好方式。对此，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聚焦于如何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的经济政策，用靓丽的经济数据表现来回击，是让“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荒谬叙事彻底破产的根本办法。

此轮“中国崛起顶峰论”明显是配合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新一轮舆论综合攻势，试图干扰与打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需要以“歼灭战”的方式还以颜色。对此，在即时有效的国际传播战略上，中国的对外传播可以有如下调整：

第一、将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作为长期的重点国际传播规划项目。调拨相应的国际传播经费，采取“揭榜挂帅”方式，依托“扛炸药包炸碉堡”的勇气，以严谨的论述、可信的传播、精准的沟通打一场漂亮舆论反击，对冲“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攻势。比如，推动一系列中国经济金融类智库与欧美国家智库对话，推动中国经济学者走出去，讲清“提速换档”的中国叙事；组织中外智库合作，联合推出一系列报告；以新能源、智能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智库报告，通过新媒体、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对国际、国内传达可靠、权威的信息，讲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强而有效的预期管理；挖掘一系列中国高科技在封锁中逆势突围的成就。国家经济预期的舆论竞争，关键在于信息多少的比拼，夯实中国信心的专业信息更多，积极影响力自然会更大。

第二，持续释放与持续报道一系列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政策与落地成果，在舆论层面要高度肯定外资的贡献并给予相应的礼遇。外资目前的普遍状况是，夹在美国对华攻势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低调地赚钱。如果从宣传口径上给予外资更多礼遇、荣誉，与民企、国企一视同仁，如召开外资企业人士座谈会、邀请外资企业在党媒、党刊专访撰文、邀请外资企业人士走进各个部委召开咨询会，将会起到国际舆论对中国信心的撬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讲清对外开放的政策利好、细节变化与盈利成果，如外资参与中国理财产品的销售、外资享受一些地方政策优惠、负面清单落地的便利等等，提升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第三，知华、友华、爱华、护华的外籍人士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支特殊重要力量，“他们‘联接中外’的独特视角和表达，让故事的讲述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习近平主席曾强调，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

未来的一段时间，应广泛邀请一系列外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走进中国，借他人之口讲好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故事。通过长期部署和策划，组织一批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知名学者走入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的省份，考察民营经济的活力，体检民间创新的动力，感受类似“八八战略”久久为功的魅力，让他们切身体会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未来。交往的过程中，也应该避免陷入“唐吉坷德”式的情结（Don Quixote Complex），不应迷信向对方叫骂就能证明自己勇敢的互动模式，既要保持相互沟通，也要学习如何沟通。

第四，捍卫中国领袖的形象，以跨国法律诉讼方式状告西方不良媒体。在此，新加坡经验值得借鉴。欧美媒体对新加坡的负面报道，一向非常谨慎，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国家间机构或个人的抗议，甚至惹上官司。20世纪中叶，新加坡刚独立时，欧美媒体视其为后殖民地时代的不驯者，动辄对新加坡口诛笔伐，吹捧新加坡的反对派。于是，李光耀果断推行限制外国媒体在新加坡发行量的法令，一度《时代》周刊在新加坡销量被削减80%多，《华尔街日报》发行量骤降92%。同时，欧美媒体对新加坡有不实、不良报道，一经发现，就会被一张状纸告到当地法庭。

2010年3月，李光耀、李显龙父子通过新加坡司法系统，对美国《纽约时报》集团提出诽谤罪诉讼，认为其下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名为《都是一家人——论家族式政治优劣》的文章含有诽谤，《纽约时报》最后登报向他们道歉，并赔偿16万新元的名誉损失费。

胜诉与否暂不论，几轮下来，欧美媒体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相比之下，中国对境外不实言论，要“宽容”得多。事实上，一切依法办事，定能拿捏那些发表恶意言论的欧美媒体。

第五，改变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打造适合国外受众的内容模式，避免掉入“政治宣传”陷阱。我国国际传播通常采用更为宏观的、官方的、理性的视角来报道新闻，观点立场倾向比较明显，“重摆事实讲道理、轻故事化的表达和戏剧性的描述”，人文色彩较为淡薄，说教意味较为浓厚，容易导致长期标榜所谓“客观公正”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国外受众的反感。所以，对外传播内容或可脱下“官方外衣”，放下“官方架子”。

近期，两位90后创作者通过拟人化的手法，结合大英博物馆2000余件文物失窃的热点信息，制作了名为《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短剧。这部短剧很好地对英国殖民体系下在全世界掠夺的行为进行了针对性的议程设置。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等媒体只能进行破防后的意识形态论述，并无法扭转舆论窘态，为中国声音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突破口。尽管极不情愿面对现实，但BBC仍不得不讨论“中国是不是唯一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文物的国家”，最后实际舆论更加让英国当局以及为殖民体系洗白的美西方外宣机构尴尬。尽管目前还只是个例，但这样现象级的对外传播效果案例不失为一种传播模式的探索，在针对“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斗争中，相关经验应受到重视。

第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国内外Z世代青年人的扶持和培养。美国国际媒体署报告提及，相关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接触中国的Z世代青年（19至34岁），让他们认同美式价值观，从而达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目的，该企图已见成效。如自由亚洲电台的“歪脑”节目及“美国之音”等外宣机构的年轻“润人”专题等，即以年轻人的方式及视角对中国年轻人进行渗透。所以，建议重视当下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期许及现实困境，提供必要且有效的帮助和辅导，防止作为国家未来支柱的青年群体成为被挑拨的对象，进而成为反华外宣机构的炮灰。

四、结语

要打好针对“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反击战，中国应有大手笔的投入。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包括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和社会预期等四个方面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差距拉大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GDP仅占美国GDP的63%，相较于2022年，下降了7%。在此背景之下，一个自我感觉逐渐良好的美国，为与中国竞争已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在对华舆论攻势上必会采取更多主动性的措施。

国际局势也会对中国所处舆论环境产生叠加效应。俄乌冲突爆发唤醒了“脑死亡”的北约，在一些美国政客和反华人物的唆使下，还出现了亚洲化的趋势。2023年7月11日至12日，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不仅在公开表态上对中国进行了恶意指摘，并且在邀请参会的对象中，重点邀请了日本和韩国，凸显出这个横跨北大西洋的军事政治组织染指太平洋和东亚的野心。

特朗普离开白宫后，部分以智囊自居的反华人物也为北约在亚洲炒作中国威胁提供舆论支持。例如，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文胆余茂春就声称，应建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该组织的首要战略目标即“对抗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胁”， “新冷战”味道浓厚。

当前，美国已形成以国务院为主导，由国防部与国家情报体系进行部门间左右协同，由媒体、对华强硬派带头人及非政府组织上下联动的全方位对华舆论作战体系。2021年，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剑指中国，规划2022年至2026年每年都有3亿美元用于打击“中国影响力”。2022年，美国国际媒体署财报及2023年预算报告显示，用8.4亿美元的预算针对中俄两国的传播宣传，该预算在具体实践中又追加至8.85亿美元。

另据近些年的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综合年度报告”（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美国对华公共外交（不包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投入从2018年的约797万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约969万美元，增幅达21.58%。2019年，该系列报告就炫耀由中情局一手操办出来的自由亚洲电台旗下普通话项目（Global Mandarin，中文项目名称即“歪脑”）可以直接触及中国社交媒体，包括新浪微博及微信。而“歪脑”项目不仅成为美国反华外宣力量中的生力军，还屡屡获得西方新闻评价体系的认证。

由此看，中外舆论战，既是领导力之战、思想力之战，也是财力、定力之战。面对此轮美国发动的“政治宣传”攻势，进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战、反围剿战，一定能为拉回中国经济信心的国际社会预期做出实质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

组  长：

王  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执笔团队（按姓氏字母排序）：

王  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

陈修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助理

鲁东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副研究员

查  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国际运营专员

运营团队：

杨云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运营部 主任

刘亚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办公室 副主任

詹丛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部 项目主管

李鑫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部 项目主管

刘  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部 项目副主管

苗阳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运营专员

林信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行政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