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法与孔子之礼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在百家争鸣之中，老子所在的道家，可谓是不偏不倚，与世无争，所以也不成功，也没失败。而商鞅所在的法家，是成功于一时，却毁誉于一世，真正是“遗臭万年”。相反，孔子所在的儒家，在当时是到哪儿就在哪儿被人赶，惶惶如丧家之犬，可到后世，却被奉为国学正宗，万世师表。
但是，尽管商鞅“遗臭万年”，却仍然是百代皆行秦法，他所开创的法家路线，在实质上仍然是后世历代王朝的执政路线，只不过，在舆论宣传上，历朝历代是更推崇孔子的“克己复礼”而已。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说一套做一套，明明践行秦法，却又要大骂秦始皇商鞅，明明不待见儒家学说，却又要奉之为圭臬，号称“大圣人孔丘一人而已”呢？
这其实就在于法与礼的同一本质与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法与礼，本质上都是秩序，都是维护某种秩序的工具。只不过，法，是凭实力打造秩序；礼，是以情感来润滑秩序。
好比两家公司做生意。生意能够做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双方各自的实力。然而，仅仅靠实力就能够做成生意吗？在实力过硬的前提下，还要双方良好的人际关系，双方要边吃边谈，生意才能够做得好。这里面，就有法与礼在其中。双方的实力，决定了双方的基本决策，这就是法。而双方吃吃喝喝，联络感情，这就是礼。
法，是基础，决定了大体的方向；礼，是润滑剂和催化剂，能够将事情圆满地办成。
所以，商鞅之法与孔子之礼，原本并不矛盾，而是应该相互配合的。只是，由于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同，商鞅与孔子，并不属于同一政治阵营。商鞅代表的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他凭实力所打造的法，是地主阶级的法。而孔子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以仁义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礼。所以，商鞅与孔子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法与礼的矛盾。实际上，商鞅有法，就必定有其礼；孔子有礼，也必定有其法。只是，由于历史的过程性，商鞅的礼，没有等到他来制定；孔子的法，到他所在的时代，也是早已被雨打风吹去。
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推崇孔子之礼，实际上是在替商鞅完成其未竟事业。可惜，由于地主阶级上升到了过去奴隶主阶级的位置，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法，而不希望别人又来效仿商鞅变法，所以，他们就数典忘祖，过河拆桥，将他们的恩人商鞅，当成仇人，而予以仇视。
历史走向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等于是又完成了一次商鞅变法。
变法是一场摧枯拉朽的质变运动，所以，她必然地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然而，变法之后，质变就要转变为量变。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承认对立统一，必须要讲礼。也就是要讲和谐。
谁与谁讲礼呢？谁与谁讲和谐呢？
工人与工人要讲和谐，农民与农民要讲和谐。除了背叛祖国的坏人，所有的人与人之间，都要讲和谐。
而这其中，最大的和谐，应该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和谐。
就像夫妻一样，丈夫与妻子各有各的利益与诉求，在利益分配方面，各人都想多得一些，但前提是，双方必须合作，创造出共同的价值。有了创造，才能有分配。不创造出价值来，拿什么分配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是一个个的场。场与场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场之内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必须要有大局意识，必须要首先确保自己所在的场，在与其他之场的竞争中胜出，才能谈得上双方之间的分配。否则，你这个场被别的场给打散了，你们都被别的场给吸收了，你们还有什么分配呢？
在一个场内“克己复礼”，和和谐谐，大家都是主体，都是主人。场子散了，沦落到其他场去任人摆布，你还是主体，还是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