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义愤之下不能忽略的常识

 朱令案，在群情激愤之下，一些常识很少被人提及。我来简单说两句

第一，朱令案并不是命案。中毒，投毒，毒杀，三个性质。朱令案至今在公开媒体上，只能被称为‘铊中毒’案。而这并不属于‘命案必破’的范畴。

更残酷的就是，因为朱令当时没死，实际上性质等级严重性，恰恰也不足以构成公安机关的大量投入。简单说，专案组没有上级别，调查嫌疑人审讯时间只有8小时，也就都能说得通。

因为根本没死人。只是有人中毒被抢救活过来了。警方的一些操作就会按照正常案件来处理。这个说得通。

反之，如果一个北大学生中毒住院抢救，全北京的警察都为了这么个人忙活起来，甚至国家特别重视，成立公安部级别的专案组，难道不是另一种特权和资源倾斜吗？

第二，朱令案从司法领域确认真凶，最大的难点，不是政治压力，而是’能证明被人投毒‘的关键性的直接证据灭失。如下毒的杯子，食物残渣，铊的来源，真凶获得铊时候留下的指纹，人证，真凶自己的认罪口供。

这些都没有。就算没有政治因素，没有人为阻挠，朱令案就算拿到司法公开审判，也不能像网民那样，仅凭逻辑推理，就确认真凶。

就像我个人看了天涯当年的帖子，和张捷的介绍，个人主观上也倾向某人是投毒。但是理性告诉我，这种主观倾向，拿到司法领域，根本不可能成立。

第三，张捷，贝志城等人，都是朱令家族的世交。基于私人朋友的义愤，为了亲朋挚友报仇雪恨，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支持。

但是，私义是小义，公义是大义。张捷在朱令案中频繁引入美国司法实践的例子，证明中国司法有问题，其实是不妥的。

因为意识形态根子不一样，中国司法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就是司法服从于政治，不搞司法独立。美国是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宪政体。

立国建政的根本不同，只是就皮毛论优劣，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张捷在朱令案上，只达到了’辩士‘的高度，没有充分站在社会主义司法实践角度去理解客观发生的现象。

就好比过去争论的’地主刚做完慈善，给村里修桥铺路，就被土改工作组给分田了‘。

善良的地主甚至也许是地主群体的大多数，但仍旧会发生土地革命，地主主观道德善，就能阻止土地革命的必然性，否定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吗？

而且若真如张捷所言，朱令案的强行结案，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而做的妥协和牺牲。则更能证明社会主义司法的高度，远超过资本主义司法制度。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过去100年来，很多人主动牺牲了，很多人被动牺牲了，到了朱令这里，如果变成‘坏事’，那社会发展的逻辑就不对了。

不能因为牺牲别人，自己受益，就是制度优越。轮到自己受点委屈，就不服，就各种抱怨制度有问题。

淡看朱令案，细品价值观，朱令案不会在中国司法领域掀起多大波澜。因为这个案子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隔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