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何在：又一名高校教授被曝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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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南大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

作者：李悠悠

2017年，罗茜茜在时隔18年后挺身而出，举报了北航教授陈小武的长期性侵行为。2018年伊始，我的北大校友王敖揭发了UIUC的徐钢的长期性侵行为。

我由衷地钦佩罗茜茜与王敖的勇气与正义感，特别是为弱者挺身而出的决心和毅力。

现在，作为真实历史的见证者，我想向大家隆重推出可以和陈小武、徐钢二位“媲美”甚至“更胜一筹”的另一位对女生性侵的惯犯——沈阳教授。沈阳教授，1955年生人，现年63岁，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并于近年获得一项“长江学者”桂冠称号。

我要说：20年前，一位名叫高岩的北大女生，正是因为遭受沈阳教授的性侵和污蔑而死的。

我叫李悠悠，北大社会学学士，北大传播学硕士，在美国读过法律，目前定居于加拿大。我和高岩从高中时就是同窗好朋友。1995年，我俩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同住在一栋宿舍楼，寝室离得很近。我俩可谓知己与闺蜜，有些跟父母也不会说的话，我们都会告诉彼此。

高岩读的是中文系。不幸的是，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刚博士毕业3年的沈阳副教授，成为了高岩他们1995中文系本科生大一的“现代汉语”课的授课老师。

那时，他40岁，高岩19岁。

沈老师当时已婚，有孩子。至今，沈老师还在他的60岁回忆文章里，提及他的家庭美满、妻贤子慧。

1995年秋天，大一刚开学不久，沈就指定高岩当学习委员，负责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班一共70名左右同学的收发作业以及收钱等班务。高岩是个极其认真的女孩子，在勤奋学习之余，她一直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老师交给的工作，对于沈老师的委任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当年，大一的文科生（除外语学院外）都要在昌平园就读一年，待大二才能返回燕园继续学习。因我和高岩都是北京女生，每逢周六下午，我们都会回到城里的家中，周日再赶回学校（当时是单休日，只歇一天）。开始都是我和高岩一起坐昌平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再在周日下午去德胜门等学生校车回昌平园。后来，有一天，她告诉我，沈阳老师帮他跟管老师校车的人说了，她以后可以搭老师的校车回燕园，周一早上再从燕园搭教师班车回昌平园。我当时想，这个叫沈阳的老师真好啊，这么体贴学生。当年19岁的我和她，根本未曾想到沈老师这种“特殊照顾”背后的用心，更没有想到，为什么沈老师不照顾其他女生也搭班车呢？

高岩家住在长安商场附近，沈阳家住在三里河一代，步行距离10分钟。高岩跟我说，沈阳老师每个周一的早上会在长安商场门口的过街天桥附近等她，和她一起去燕园，然后再回昌平园。作为一个家教很好的乖乖女，天真烂漫、初涉世事的她，当初每提起沈老师时，都是恭敬有加的。

高岩学习很勤奋，笔记记得娟秀工整，书籍读得通通透透。当年，我们都穿着素净的北大校服，梳着朴素的学生头，背着书包穿梭在教学楼和宿舍楼之间，很享受地过着我们的“象牙塔”生活。在我的好朋友那饱满的大脑门下，闪烁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似乎这个世界有太多好奇在等着她去探索和发现。轻声细语的交谈之际，常见她灿烂的笑容瞬间绽放，亮得如同昌平山里的蓝天，没有一丝杂质。

大一第一学期，高岩的学习成绩就在强手如云的北大95中文系文学班里，排在第一名。

如果一切都能停留在这样的景象里，那就好了。

1996年春夏，大一的下半学期，有一次，高岩突然跟我说起：“沈阳老师让我把作业送到他家，还说要专门跟我讨论一下我感兴趣的一个语言学问题。他告诉了我他家的门牌号码，我就按他说的时间去敲门。进门后，他说先给我倒杯水喝。我等着的功夫，看见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些家人的照片之类的东西，就面朝写字台微微低着头看着……这会儿，突然，他从背后把我给抱住了。我说：‘您这是干嘛？’他说，‘不干嘛。’ 我说，“您还没跟我讨论那个学术问题呢？”他说，‘一会儿就讨论。’然后，他就开始亲我的脸。我听到自己的耳朵边响着他呼呼的喘气声，很害怕。”……

从这次“学术恳谈”事件起，一直到大二我们回到燕园，我一天天发现，这个一向笑得无忧无虑的女孩儿，一日更比一日地变得不快乐了。

即便如此，她大一第二学期的成绩依然是文学班上的第一名。

1996年秋天，我们从昌平园搬回了燕园。大二上学期的一天， 高岩又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他（沈阳）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相识四年多了，我第一次在这双纯真、充满灵气的大眼睛里，读到了深深的恐惧与焦虑。

从“学术恳谈”到“饿狼扑身”，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我们当时就住在31楼的同一层，我也很乐意能跟她聊天。但这时，她的话题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沈阳老师的。而且，每次说到后来，都是如鲠在喉，似有难言之隐。而且，那双晶亮的大眼睛里，往日常见的盈盈的笑意消退了，常常是被泪水所浸润，偶尔的微笑也都变成了苦笑。她陆陆续续跟我说起过，沈老师脱光了她的衣服，对她做了她从未做过的事儿。她感觉到很害怕、很痛苦。她说，他侵犯了我。她跟沈阳老师说过，她不喜欢这样，不想再这样了。她说，沈阳老师说因为爱她才这样对她，但她觉得爱不应该是这样的。

而更让高岩料想不到的是：沈老师在“因为爱”对她做“她不喜欢做的事”的同时，又在和同班另外的女生频繁约会，而且也发生了性行为。

更加无耻的是，沈阳跟那一名女生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高岩，是她主动往我身上贴的，是她勾引我上床的。你比她漂亮多了，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是她自己精神病。”而这个女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又把沈阳的原话传到了高岩同宿舍的女生以及同班其他女生的耳朵里。

于是，一时间，谣言四起，一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高岩“单恋”老师沈阳，还附和沈某的谰言，说她“神经病”。自此，高岩开始承受双重的侵犯和打击：性侵与谣言，折磨得她身心俱惫。她开始想躲开这个他、那个她和这群人，她提出想休学。后来，“休学”的事因故一时搁浅，反过来又更加重了高岩的痛苦和煎熬。

1997年夏天，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 沈阳约高岩在一家饭馆吃饭。这次，按高岩自己的话说，她“再也不想和沈阳见面，只想最后和他谈谈”。她对他表明了自己对他的行为的不解与愤怒，希望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可沈阳非但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任何不妥，而且还对高岩冷嘲热讽。气得高岩一口饭都没吃，就愤然离开了。据家人后来讲，在她回到自家小区里的时候，连邻居叔叔都注意到了这孩子脸色很不好，好像出了什么事儿……

1997年的秋冬，高岩渡过了她短暂的21年人生里最悲怆与艰辛的几个月。

1998年3月11日，高岩决绝地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她曾经格外热爱和眷恋着的世界。

岩去世后，很多人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其中包括我和其他几位高岩的高中同学和好友，还包括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更包括95中文本科班上的不少同学和当时的班主任王宇根老师，还有其他的北大师生。而唯独那个姓沈的没有出现。众所周知，至少95中文系的70余名同学都知道，沈老师跟高岩的关系是最好的。对自己一直赏识的得意门生、亲自指定当学习委员的好学生、主动照顾她搭班车并单独进行“学术恳谈”的重点培养的弟子，一朝倏然离世，身为“恩师”居然不见了踪影，情何以堪，“礼”又安在？

更加不可容忍的是，沈阳教授在高岩离世后的20年间，不时在他“神圣”的讲台上，对着天真的学生们，编造着一个“神话”，那就是曾经有一个女生，大家都乱传她是为他而死的，这根本就是个谣言，因为这个女生是个“神经病”。

可能是沈阳教授觉得这还不够吧。2016年，在一篇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刊于《甲子学者治学谈》一书）里，洋洋万言地讲述完自己成功的标杆式人生后，突兀地写道：“1998年有一个女孩子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与我有关，甚至传为桃色事件……或许当时我（其实也不仅是或不该是我），真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她，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愿那个孩子不再受那种可怕病痛的折磨……”

在貌似“同情”的语言表象之下，沈阳否认了高岩之死与自己有关。但如果确是如此，既然问心无愧，又为何在晒了自己几十年的一路凯歌一路潇洒之后，在同一文中又突然提到“我也不是没有‘滑铁卢’”呢？他在文中写到，他人生中的“滑铁卢”是语言学未被评为一级学科。但很多当年在中文系任过教或读过书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在高岩去世后，沈老师曾被给予过行政处分。沈阳也正是在高岩死后和他自己被给予处分后，突然离京，去香港某大学访问了一段时间，然后又重返北大的。

所以，沈教授，不是“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与我有关”，而是这件事众所周知，确确实实是与你有关的。

又据目击、耳闻者说，在高岩刚刚去世、人们议论纷纷之际，你曾大言不惭地说：“有人为我自杀，说明我有魅力。” 沈教授，你太不要脸了！如果一个遭你性侵、不堪羞辱而自杀的女生的死亡，都能被你用来作为证明自我魅力的注脚的话，那你还在这里兔死狐悲什么劲儿呢？

“不仅是或不该是我”，那应该是谁呢？——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高岩的在天之灵，请你告诉高岩悲伤的父母，请你告诉95级中文系的所有师生，请你告诉所有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但愿那个孩子不再受那种可怕病痛的折磨”——你还知道高岩当时还是个孩子吗？那个年龄连你的一半还不到的孩子？那你为什么饿狼扑食般夺走了她的贞操、青春、梦想与所有美好的信仰和希望呢？你还想对大众散布说高岩有病。请问证据何在？ “折磨”(如你所说) 她的， 到底是“病痛”，还是你那杀人不见血的性侵和污蔑？

沈阳教授回忆文章中关于高岩的部分，原文如下：

20年前，高岩之死，令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高等学府“象牙塔”、“世外桃源”的憧憬和想象，彻底地遭到了颠覆。

20年后，沈教授忆甲子、晒辉煌的无耻之文，又刷新了我对“耻感”的下限认知。我为母校北大有你这样的教员感到耻辱，我为名校南大有你这样的系主任感到悲哀。

20年过去了，你的一贯谎言连同你的一贯罪恶，该终结了。

沈阳，请你道歉！

沈阳，请你向含冤死去的高岩道歉！

沈阳，请你向她年迈多病的父母道歉！

沈阳，请你向北大95级中文系的所有同学道歉！

沈阳，请你向所有的北大同学道歉！

沈阳，请你向所有被你侵犯过的女生道歉！

目前，我本人对沈阳教授尚无法律诉求。但我坚决捍卫过去和现在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保留其法律诉求、追究沈阳罪责的神圣权利。

所谓性侵，指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换言之，即使对方没有说“no”（不，绝对不行），只要她或他没有说“yes”（是，可以），而你却跟人家发生了性关系，就已然构成了性侵。可见，对方是否知情与许可，是界定性侵的主要标准。

（本文提及的性侵，并非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师风、师德意义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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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高岩之死二十周年

作者：王宇根

（一）

今年三月是北大中文系九五级高岩同学离开这个世界的二十周年。这二十年内，国家、世界和个人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九五级的同学们大都已经成家立业，我也由刚硕士毕业混沌无知的班主任成为小学快要毕业的孩子的爸爸，博士毕业执教也已整整一纪。可是当我看到同学们发来的高岩爸爸前些日子隔着二十年物换星移的时空给女儿写的那封令人落泪的信时，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悲伤，既追怀高岩灿烂生命的无端逝去，又叹当年造成高岩悲剧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当九五级几个同学请我写点什么来纪念高岩之死时，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克服着我本性中的审慎，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作为和九五级同学共处了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支持同学们缅怀高岩，追思造成高岩之死的原因。他们知道这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但仍不计个人得失，寻求基本的社会和道德正义。对这一高举，我由衷钦佩，也感到由我说说我所知道的事情经过，义不容辞。死者已逝，如果我们不能从个人和社会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让生者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高岩的生命也许就真是白白丢失了。我认同同学们做出的纪念高岩逝去而不是重新对与高岩之死有关联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或道义审判的原则，希望直接或间接造成高岩之死的当事人能够还原内在的良知，向二十年仍淹没在无边的悲伤之中的高岩父母表达基本的歉意。这件事大家心里都知道和谁有关联，我知道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义往往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基本良知。

（二）

我九五年从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依据中文系的惯例，差遣我这刚留系的新人去昌平分部做九五级本科新生文学、汉语和文献三个班的班主任。和我熟悉的人知道，我外表谨慎，但内心颇有些不驯，对这个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班主任的工作一开始一直不很上心。原因之一也在于，我同时在设在北大比较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兼职做事，具体是担任《中国比较文学通讯》的责任编辑，因此必须在昌平和燕园本部之间频繁来回。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并感到愧疚的是，刚开学没几天我的办公室门上就被学生们贴上了一个幽默而善意的“寻人启事”：因学生在中秋那天晚上找不到我，别的系的老师们都精心组织了活动，而我则和班上几个同学一起看录像去了！这并不是我不关心学生，实在是我本人对这些节日向来是糊里糊涂的，这至今也许都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当时的我，虽然比同学们年龄上大十来岁，但内心对人情世故则是一片懵然，这个班主任现

在想起来实在是做得很不称职。二十几年过去，让时光再来一次的话，也许我的做法会非常不同，因为我现在知道，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十八九岁的孩子们，是多么需要大人的关切和指导。但我也许并不一定会比当时做得更好，因为我现在缺乏当年那股纯真的气性。

因此，高岩直到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才进入我的视野也许就不很稀奇了。她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个文静而有点腼腆的人。这时我知道了高岩的期末成绩是文学班里最高的。我明白，进入大学，不应该再以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的指标去衡量学生心智和学业的成长，但学业上的优异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值得称道的，高岩也因此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高岩一直是一个认真而好学的学生，从二年级回燕园后我和高岩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上北大中文系是让她一向的选择，学习是让她无比高兴的事情，一年下来，她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专业之间有很理想的匹配，她的学习能力和对文学的兴趣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这时我对她的判断是她有潜力成为很好的学者。这可能也正是高岩的目标。尽管她外表温和，大学二年级和人说话还会脸红，但我感到她内在心智的成熟度和判断力是超出她同龄人的。因此，当大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忽然传来她在家自杀身亡的消息时，我极为震惊。当年北大的班主任和别的学校有些不同，那就是基本只为学生提供一般性的咨询和建议，而不管学生的思想，后者由系里团和党的相关专职人员负责，我，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如果学生不来找我，我基本就不知道学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高岩的交集竟然以这种激烈的形式发生。

（三）

我是班主任，职责所在和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另一位老师一起被高岩自杀事件卷到了调查和善后的漩涡之中。任何人看到高岩父母当时悲痛欲绝的样子都会内心崩溃的。由于高岩没有留下能与她的死正面相关的实质材料，而她在家中自杀的事实又没有争议，高岩的死虽然她父母知道与系里某位老师有关，但没有物证。我愿意相信高岩在决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时有过反复的考虑而且有坚不可摧的理由，但我知道她死前曾有过长达一两年之久的痛苦挣扎时，感到极为悲哀。我相信，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在学业一帆风顺之时选择死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也一定有重大的原因。高岩之死，让那一两年之内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了。对于生者，我们希望此类悲剧今后不再重演。送走高岩的遗体之后，我不再卷入系里对此事的调查和后续处理，也不知道系里对这件事后来究竟是如何处置的。这件事当年有名有姓，人所尽知，我认为，与高岩之死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关联或嫌疑，当年的直接当事人都有道德义务对此加以澄清和交代，尽管已事隔二十年。特别是当我听到九五级几位同学最近告诉我，至今仍然会想起这件事，想起来心中仍然会十分伤悲，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和心理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时，我心中痛苦的波澜也难以平息。这件事也许并不像学校和系里管理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小事。二十年过去，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的年轻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许比二十年前更全面，他们也更有能力和资源保护自己。我作为高岩当年的班主任，愿意和九五级的同学一起，在反思高岩年轻华芳般的生命无声陨落这一悲剧得同时，也直面和反思自己当年工作的可能失误：也许当年多和高岩谈几次，多了解一点她内心的挣扎，事情就不会走到不到回溯的地步。同时，我也愿意加入到同学们的行列中，呼吁我们的社会和学校加强对年轻学生思想层面的指导和帮助，因为任何与生命的存在有关的事件，影响的都不只是直接的涉事人，都会给一大群人留下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或影响。作为高岩和九五级的班主任，也作为一个有自己孩子的父亲，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继续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珍惜生命，及时识别并远离一切可能的损害之源。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生命一去而无回。但我也同意同学们的看法，人内心的基本的正义感是与生命同样重要的价值。没有这个正义感在内心之中无损的存在，我相信生命会是痛苦的，外在的荣华改变不了这一点。这对所有人都成立。高岩选择死而无痕，难道是要让直接或间接造成她的死的当事人一直活在心灵的炼狱之中吗？果真如此的话，高岩的死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了。

作者简介：王宇根，1995年北大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九五级本科班主任，1998年赴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2005年博士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东亚系任教至今，其间于2011年获得终身教职并升为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