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阅野】俞可平：40年后如何再出发

“深圳经济特区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排头兵，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其设立和发展过程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其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成就的缩影。”在2018深圳改革榜单颁奖典礼上，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以《40年后再出发，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发表主题演讲。

　　 俞可平回忆，1984年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住在海上世界，当时深圳已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我本人也是深圳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见证者。”俞可平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先锋，深圳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除了继续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还应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

　　 要做引领者，深圳就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进程中，从五个维度起到示范作用：一是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二是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三是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四是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五是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治理现代化。比起前者，后者的难度更大。可以说，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俞可平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高度的民主和法治，还包括高度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

　　 如何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俞可平认为，深圳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也是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俞可平说，经济特区建设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和思维，就没有新的体制和政策，更不可能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和“深圳现象”。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俞可平认为，要做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最根本的办法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例如，过去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现在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新理念。又如，在社会治理中，过去习惯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现在则应当树立‘社会共治’的新理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基层治理的作用。”俞可平说。

“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

　　 “必须清醒地看到且勇于承认，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和家庭财产存在不平等，还有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等。由此也产生了教育、就业、环境、健康、安全、性别等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社会基本保障的不平等，如最低工资、退休、医疗的不同待遇等，这将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他认为，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差距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与此同时，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

　　 “显而易见，仅靠发展经济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上述各项任务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希望深圳未来不仅成为生活富裕的榜样，也能成为公平正义的榜样。”俞可平说。

“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

　　 再者，俞可平强调深圳要“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关键也在于建设创新型政府。”

　　 他说，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其直接目标是改善政府治理。“政府掌握着国家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治理，那么善政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政府创新则是实现善政和善治的最有效途径。”

　　 “深圳一直走在全国政府创新的前列，在我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深圳总共获得了11个创新奖，占全部获得项目的6％，是全国所有城市中获奖最多的。希望深圳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尤其在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建设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俞可平寄语。

“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

　　 “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民主与民生也休戚相关。离开民主谈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谈自由贸易那样不得要领；离开民主谈民生，就像要求人们的嘴巴只能吃饭不能说话那样没有道理。深圳自设立以来，在发展基层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参与渠道、促进社会自治、提高法治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希望能更进一步。”

“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不能‘被代表’。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

　　 俞可平说，一项关于深圳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在10项“最满意”的指标中，与低碳生活有关的占了前7项。在10项“最不满意”的指标中，道德风气和社会公平的得分最低，其次依次是社区噪音、卫生医疗、社会治安、社区居民参与。“这表明，政府的公共治理与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满意程度紧密相关。因此，希望深圳在幸福城市建设中也走在全国前列，使深圳成为全国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俞可平先生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  拜读转发：送月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