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理解精英理性的局限性，才可能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国情读思』实录

​【编者按】4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清华公管学院校友会、长安街读书会活动组协办的“国情读思”读书活动第1期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什么是好的民主？”，阅读书目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以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标题系编者所加。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学术研讨。这本书出版后，应出版社之邀，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介绍了我和王老师在前沿民主理论译介上的合作，第一本译文集是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选主批判》，第二本译文集是讨论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超越选举》。在出版时间上，两本译文集分别位于王老师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三部曲”一前一后，一个是前菜、一个是甜品。

在我看来，王绍光老师之所以长期关注民主议题，是因为他认为民主仍然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刚才潘维老师的发言让我想起最近在课上跟学生讨论的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人手一个电子投票器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但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国家全面落实这种电子民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和刚才潘维老师讲的政治权力的边界有关，而如何判断哪些问题事关大众福祉，又涉及理性的边界问题，当然也包括精英民主理论中的理性边界问题。王老师这本新书，在我看来，也是在讨论精英理性的边界问题。

我今天主要讲三点。第一，王老师学术思考的主线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有力的国家、广泛的民主、平等的自由”。他和胡鞍钢老师合作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是第一条主线。2008年，王老师的《民主四讲》是第二条主线。这本书出版后，我在香港和北京之间来回过几次，期间我曾经向王老师转达过学术界对《民主四讲》的讨论和疑问。其中也涉及我刚才提到的课堂讨论内容，在理性的边界问题上，年轻学生讨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从精英理性、精英智慧角度，认为只有精英才能更理性地判断大众福祉，电子投票器很可能是无效的；另一个是从群体理性、集体智慧角度，认为群众理性同样值得受到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很多实现方式，电子民主有实现民主的巨大潜力。

第二，今天王老师也提出了一个民主研究的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问题。这个方法论是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进路的总结概括：从对民主的污名化，到对民主的修饰，再到对被改造的民主的正名。他提示我们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就是西方世界的“20世纪文明”的真正生成期，即冷战期间的1945年到1975年的“黄金三十年”，西方世界面对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全面战略挑战，对民主理论进行了改造，从而重塑了其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的根基。在“黄金三十年”的前20年，也就是1945年到1965年发生的民主化运动，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社会的体制正当性，导致其回到民主的最简单标准上，用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来限制大众民主。这其中经历了体制自信、体制自觉与体制不自信、体制不自觉的回环往复式的相互转化。

第三，这本书所讨论的是，人们应该理解精英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精英何时放弃对自身理性的执念，去尊重大众理性，才是真正理性的，这个时候，政治过程才更可能实现更广泛的民主。这就需要回应人们对抽签是否能够用来进行政治选拔的诸多疑虑，《选主批判》和《超越选主》这两本书总字数五六十万，收录了二十多篇前沿民主理论研究文章，作者们从不同角度讨论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和抽签民主的优势。这些研究表明，抽签实际上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代表人的资格，以及进行政治分组、排序等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它也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组建各种行政、立法、司法及其他类型的委员会，以及选拔陪审员，决定兵役、分配稀缺资源等等关键领域；正如王老师同样提到的，抽签也可以适用于从村社、市镇、郡县、省州直到中央、国际组织等不同层级和规模的政治组织。

最近四五十年来，西方有很多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如何重新把抽签融入到政治过程之中。比如，全民公投和通过抽签组成的公民大会，哪一个能够更理性地决定英国是否脱欧，以及如何对美国政治体制进行结构性的修正等等。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实践都备受重视。就此而言，《抽签与民主、共和》对于抽签有没有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等疑问的回答，可以进一步释放人们对于民主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一个学术创新的典范。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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