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笔法”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春秋笔法”与左丘明没什么关系，它讲的是孔子作《春秋》的一些基本原则。而对于“春秋笔法”的解释也并不出自于左丘明做的《左传》，而是《谷梁传》。在“春秋三传”里，《左传》更偏向于记事，而《谷梁传》则更注重于阐发其微言大义。

如经典的《郑伯克段于鄢》：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所谓的“春秋笔法”，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不以形容词直接对事件和人物进行褒贬，而是选用合适的名词、动词等描述历史事件。如以下三句话：

共军夺取南京。刘陈邓部攻占南京。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这三句话要说的事是一样的，但是这里面所蕴含的褒贬和立场却也是能够通过词语看出来的。

有些人将明褒实贬、明贬实褒或者各种阴阳怪气的表达当做“春秋笔法”，这实际上就完全误解了“春秋笔法”。因为“春秋笔法”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对于历史的褒贬直接就会在文字中体现出来，而不必通过各种隐喻、象征来表达——如同上面所说，如果一个人写“共军夺取南京”，就已经清晰表达了他的立场和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也不要将春秋笔法看作是中国特例，因为这类东西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一直都在被广泛使用。即便是在今天国外的新闻报道里，这样的内容也随处可见。比如，写一个警察从嫌疑人手里拿过某个东西，可以用“拿”、“接”、“夺”、“抢”等各种不同的词语，而对于写作能力强的人来说，他也完全可以在不使用形容词的情况下，仅用动词和名词就在叙事的同时完成对人物和事件的褒贬。

后世的儒家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其中不免有对《春秋》在当时影响力的夸大，但《春秋》之所以能让“乱臣贼子惧”的核心，也是在于《春秋》本身的“直”，或者说孔子作《春秋》时所蕴含的强烈的道德和情感层面的批判。

当然，在近代历史学的视角下，《春秋》这种过于强烈的情感批判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研究应该有的客观、中立的视角。不过，无论是对孔子还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而言，研究历史的目的本来也不是“求真”，而是“求用”。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史学并不是近代的那种“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史学，而是“资治通鉴”这个层面上的史学，所以才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说法。

在这个角度上，史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作为意识形态构建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当然，在今天的民族国家架构中，史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只不过价值小了很多——这种观念在史学写作层面的直观体现，正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在“春秋笔法”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区辨忠奸、别善恶、明是非，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立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三国故事中，关羽读书一定要读《春秋》、《左传》，而不是《史记》、《汉书》——因为《春秋》本身就是关羽忠义的象征，其他任何史书都无法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