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背摇篮到先农坛——记我的母校，北京育才学校

“小八路，起床啦！”这个温和的声音，带着陕北乡音，从1949年的某个早晨起，在北京先农坛的庙堂式建筑间回荡了好些年。这是我们的老保育员李奶奶每天早晨必然发出的号令，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当同学们怕冷赖在被窝里的时候，她还要加上几句：“你们都是小八路，起来还要跑步哩！”“你们都是小八路，今天还要考试哩！”

“小八路”是李奶奶们给孩子们最高尚、最伟大的称呼，对育才学校的孩子们产生过巨大的激励。可为什么这个称呼会在古老的先农坛内回响呢？

是的，我的母校——北京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的“延安保小”，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第一任校长是徐特立。李奶奶等保育员就是那时参加革命的陕北当地农民。我们学校先后与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属小学（抗小）、晋察冀行知小学和晋冀鲁豫光明小学合并，改名为“华北育才学校”。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派骑兵班护送全校师生转移，行军2000里，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察冀边区。有关故事被谢晋导演搬上大银幕，即电影《啊！摇篮》。我们学校早期学生中有红小鬼（小红军战士）、烈士子女、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囚童、更有经历过残酷战争考验的新四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环境下成长，后来又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我们学校搬到先农坛后，正式改名为“北京育才学校”并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教书育人是重中之重。有关部门把整个园林拨给育才学校充作校园。风尘仆仆的师生们走进先农坛的第一时间，个个睁大了眼睛：这里经过长年战乱和动荡，一片荒草丛生，古老的建筑在古松、古柏的掩映下无不蒙尘破败，大家为这里神秘荒凉宏伟的氛围而惊叹，接着立即挽起袖子开始了大扫除，笑声、歌声为古老的皇家园林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

我上学的时候，李奶奶和其他老保育员已经退休，就住在校门口丁香林旁边旧平房里。她们用“小八路”这一称呼叫孩子们起床的故事是姐姐告诉我的。虽然没有了李奶奶每天早晨叫起床了，但学校挂在松树上的扩音大喇叭会放出激昂的军乐，生活老师还吹响哨子，我们会很快地离开暖和和的被窝，排好队伍开始早晨的跑步。“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在大操场四周此起彼伏，跑完操才用冷水刷牙洗脸，冬天也是如此。

我们的学校好大、好气派啊！因为有我们在此学习和生活，使先农坛——这个除一年一度明清皇帝为保证丰收年而举行大典外就稀少人烟的皇家园林，一年到头都热闹非凡，哪怕是寒暑假，也会有同学回来进行体育训练或打扫卫生，使这个古建筑群充满人气。

学校大，环境卫生、古木古建筑的保护却不成问题。历届同学都亲自参加了校园的建设和保护，尤其是防火，也成为我们自觉的行动。进入20世纪60年代，学校面积逐步缩小，一部分地区被其他单位分隔挪作他用。令我们欣慰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部门决定在园林东侧新建仿古教学楼，把全部明清古建筑腾出，加以修缮后，向人民开放为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在此，我要隆重向北京市民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推荐这个公园，保证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先农坛”这个名称。公园大门一直是我们学校的大门，有一大两小三个拱形门，中间那个门最大最气派也最庄重。这是典型的帝制时期建筑，中间大门是皇帝龙乘行走之门，旁边两个小门供官员随从进出。进得门去，可见一条长长的松柏夹道，记得当年父母到学校来看我们，还曾躲在大松树后面又突然现身，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呢！可见那些古树有多粗！夹道一直通往雕栏玉砌的观桑台以及各个大小院落。这些院落建有坐北朝南的大殿，其规模之大，堪比故宫和孔庙的类似建筑，也有多个规模不小的院落，估计是明清帝制时期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当年院内的所有古建筑都分别充作我们的大礼堂、图书馆、饭堂、教室和宿舍，而解放后新建的几排教室都是远离大殿的普通平房。

“观桑台”是学校最美的建筑之一，高高的台子四四方方，周边被松树和榆叶梅环绕着。在当年皇后观看农妇采桑的台子上，我们排练过舞蹈节目，而宽大的花岗岩台阶就成了历届学生毕业照的最佳拍摄地点。

先农坛最大的古建筑充作我们学校的大礼堂，被称为“二院”，是举行开学典礼、联欢会或英模报告会的地方。举行联欢会时，我大姐担任过节目主持人。记得有一次节目接不上趟，大姐一曲“我是苗家小姑娘”载歌载舞上来救场，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后来，她如愿以偿考入艺术院校并苦练基本功，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文工团，为驻守在海岛及深山的解放军战士慰问演出，还为战士们帮厨洗衣，此乃后话了。

二院的东、西厢房是男生宿舍，都有廊檐可以遮风避雨。而女生宿舍在较小的、比较私密的三院和四院内。古建筑大殿空间特高，冬冷夏凉。因此，冬天宿舍内生有煤球炉，夏天还需要挂蚊帐。二院的前殿是饭堂，也很宏伟，里面摆满了一张张长形饭桌，饭桌两侧的长凳子可坐多人，每个同学的布质碗袋就挂在饭桌两侧。每桌由值日生负责打饭和打扫。

“文化大革命”前17年里，北京中小学分为寄宿制和就近走读制两种，育才学校属于寄宿制学校，招收宣武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及部队双职工子女，收取学费和食宿费。我的父母因为在外交部的工作极为繁忙，就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送到育才学校住校。

学校大门的西侧一带叫鹿圈，没有鹿，却养着猪、火鸡和一些小动物。记得炊事员王伯伯杀猪时，猪的惨叫声我们在教室里都听得见。当时杀一只猪要供全校一至九年级的同学们吃，分到每个人，会很少，于是猪皮也成了美味，王伯伯会把猪皮煮得很软，然后切碎用辣椒和大葱炒得很香，每十个同学一炊勺，由桌长分均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直到现在我大姐都在怀念王伯伯炒的猪皮。

1965年，育才学校六年级一班毕业照（第二排左七为徐晓红）。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母到驻外使馆工作，对我们无力顾及。别的同学还有爹娘照顾，可以回家改善一下，而我们五个只有靠吃学校的伙食补充营养了。饥饿，让我非常地想念远在万里之外的父母，幸亏鹿圈一带成了宣武区某菜站的大白菜储存地，地窖里存放了大批白菜，我们的劳动课的内容之一就是清理白菜帮子，以便长期储存。那些现在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掰下扔掉的白菜帮子，在当时就是救命的宝贝。同学们把它收集起来送到炊事班，王伯伯他们就能用它做成大大的白菜包子给我们吃，还可以煮成黏稠的菜粥，每天晚餐可以美美地喝上两碗。三年啊，每天的晚餐都是喝菜粥。到了1963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时，吃馒头不再限量，不再是小学生每人一个、中学生每人两个，但有的男生不相信这是真的，还悄悄地往宿舍带馒头。王伯伯站在食堂门口喊：“同学们，往后馒头管够啦！”其实，我们这些被社会上称为干部子女的孩子们，是和全国人民一起勒着裤腰带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

住校生活的最大特点是每年四次的搬运行李。那时中央对干部管束很严格，绝对不准用公车接送子女，发现了要通报批评。学校的校风也是传承延安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传统，所以每年放寒暑假都是我们自己背着行李回家，小孩子拿不动大孩子帮，有的家长甚至用扁担挑行李回家拆洗。有个女同学生了病，她父亲派车来接她，她硬是不坐，从学校走回家里，汽车只好在后面跟着，一时传为佳话。另外，开学时，学校会组织高年级同学在大门口等着，帮助低年级同学把行李一直送到宿舍。

先农坛的格局是很特别的，大殿、祭坛之间相隔很远，在古建筑群向南走将近两里地，是祭云神和雨神的云坛、雨坛。这两个坛的四周到院墙根儿，就是我们种蓖麻的地方，种下后我们要从小苗浇水一直负责到收获，每个班还要比赛谁收获的蓖麻籽最多、劳动课上谁掰蓖麻子最快。从小我就知道蓖麻籽能做成高级的航空润滑油，榨油的渣子还可以喂猪。可刚开始有的同学不知道蓖麻籽有毒，曾偷着吃，结果中了毒，学校还为这件事开过会呢！

说起开会，育才学校开最多的会就是报告会，从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到帅梦奇帅妈妈，从《我要读书》的作者高玉宝到《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从革命老前辈以及科学家钱三强到乒乓球早期著名运动员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都给我们作过报告。记得有位老红军说，在延安他们都舍不得把铅笔头扔掉，而是用废纸把它卷起来“拉长”，用到不能再用为止。我们也学着做，这样，三五支铅笔可以用一个学期。形势报告会也是重头戏，每年都会有一两次。岳涓涓同学的父亲岳欣叔叔曾负责刘少奇、陈毅出访东南亚四国的保卫工作，学校就请他来讲讲那次出访的意义和保卫工作的艰险。我的父亲徐晃50年代中后期在外交部新闻司担任领导职务，也被请到学校给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作过国际形势报告。

1957年，徐晃在卓娅墓前留影。

这些报告会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激励了我们为祖国而学习的热情。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宾鲜花。左三为作者徐晓红。

在育才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献花，也是使我们和祖国命运贴得更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弱国无外交”历史。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封锁、不得不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一边倒”的年月，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反帝反修时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都是高规格、大场面的热情欢迎。现在提到切·格瓦拉、卡翁达、胡志明、黄文欢、尼雷尔、邦戈、布迈丁、布托、奈温、巴卢库、巴列维、希尔、德钦巴登顶、霍查、齐奥塞斯库等人的名字，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熟悉，但那时真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而我从小学二年级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包括寒暑假，经常参加代表中国少年儿童为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或党的领导人献花的活动，我总是可以见到周总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外长。

每当有任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刘老师就带我们到北京市委四楼集合。在那里，男生换上白上衣、蓝色或灰色西装短裤和黑皮鞋，女生则是白衬衣配红、绿、粉等鲜艳颜色的背带呢子短裙以及红皮鞋，红领巾也换成绸子的（冬季，我们穿上毛料裤子和漂亮的呢子大衣），再捧上从崇文门花店取来的鲜花。我经常担任主献（按照当年的要求，必须给外国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献花），花束也是最大最好看的。有一次因为外宾是清晨抵达，我们献花完之后，就在机场餐厅吃早餐。结果，我们碰到周总理也在餐厅吃饭。他的早餐很简单，也就是一杯牛奶和几片很普通的面包。总理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我们回答说“是育才学校的”后，总理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我和在座的小朋友一个劲儿地点头，心里十分激动。

1964年，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少年儿童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排右侧第十一为作者徐晓红。

还有一件光荣的事情，那就是1964年暑假，音乐老师给我家打了电话，让我和妹妹徐小五返校参加试唱考试，结果我们俩都通过了。我俩荣幸地参加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说起来，现在的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是我们这批小演员首唱的呢！

1964年10月1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参加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员合影局部之一，第二排左一为徐小五。

1964年10月1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参加演出音乐蹈史诗《东方红》演员合影局部之二，第一排左五为徐晓红。

同年10月16日，我们儿童演员和全体演职员一共三千多人一起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全体领导人的接见。当周总理向我们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时，我们高兴得鼓掌啊跳啊叫啊，都快把大会堂宴会厅的地板跺塌了。晚上，我们和参加接见的同学回到学校，忍不住在第一时间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了同学。结果，有十几个班的同学兴奋得都没上好晚自习，和我们一起分享那激动人心的消息。热闹的气氛把育才学校古松古柏上睡觉的老鸹都惊飞了。

我从1959年到1969年足足在育才学校先农坛校园生活学习了10年，这10年给我的心灵里注入了强烈的爱国心、鲜明的荣辱观和高度的责任感。清灯古庙里的10年，虽然在人的一生中很短暂，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金色的、活力焕发的童年，我就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它不但教会了我文化知识，还教给我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教育我们要有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注，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有抱负、正直、能吃苦和勇敢的人。

而在1967年，这种精神化成了实际行动。我和高凌红、臧绥绥、杜铁桥等七名初一女同学抱着抗美援越，以鲜血和生命帮助受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理想，从北京扒火车跑到广西，又从广西凭祥边境无人区翻越号称“十万大山”的原始森林，一路风餐露宿到了越南，一心想的是当兵扛枪打击侵略者。

作家张承志曾经说过，“抗美援越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的确，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抗霸权和反战思潮遍及全球，我们七个小伙伴没有停留在参加集会、抗议、示威、声讨和声援的阶段，而是背着老师和家长，带着指南针、干粮和军用水壶出发了。那次为期10天跋山涉水的艰难历程虽然“失败”了，但更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信念。回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一方面问长问短、关心备至，另一方面鼓励我们要学好文化知识，严格锻炼自己，成为合格人才，长大以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后来，我辞去了毕业时分配到工厂的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从小生长的北京，离开亲人、老师和同学们，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1969年，徐晓红在部队当通信兵。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经历的艰难困苦，别人也许无法接受，我们的豪情壮举别人也许无法理解，但我从来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因为我们曾经为心中的理想而激情燃烧，那是一段令我一生回味无穷的日子。我希望育才老同学走过的路，对和平时代的育才学子能有些启发，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没有错，年轻时抱有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没有坏处。育才学校教出来的同学应该不嫌弃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轻言放弃，很能吃苦，从不抱怨。几十年来，育才学校培养出来的许许多多杰出的人才，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各条战线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为自己是北京育才学校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注：本文收入了《育才校友的回忆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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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作者 | 徐晓红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