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VS阵地战:到底哪种战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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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基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同所有的处于敌人半占领下的县一样,安阳县的困难在于:虽然当地的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坚壁清野,地方干部能够逃避敌人的杀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向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发动正面的攻击,把他们赶出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也不能用宣传的办法把敌人的士兵争取过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悄灭蒋介石的部队,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很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地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我到达安阳时,这种打法则刚开始。几天前,县政府派八十名民兵偷偷绕过国民党的一系列碉堡,穿越观台和水冶之间的封锁线。民兵们虽然遭到了射击,但是没有停下来还击,而是连续在敌后行进了三十里。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象,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
    “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当我到安阳时,这种袭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民党占领区的纵深发展着。每天夜里总有三人,五人,十人或十五人组成的小组,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宣传工作,打击还乡团和掉队的国民党士兵。领导这种袭击的民兵往往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人。有时他们前来袭击,是为了给被害的亲属报仇。然而,这种袭击更多的是同土改密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保卫士改的果实,迫使地主退还他们从人民手中夺走的一切。总的是给穷人撑腰打气。这些行动都是在打击反攻倒算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义下进行的。虽然经常听到枪声大作,但是我认为这种袭击主要不在于其军事意义,而在于它是以武装手段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斗争。袭击的目标往往不是哨所,甚至也不是交通线,而是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和个人。比如说,执行袭击任务的民兵们会去解救受到强迫婚姻之害的姑娘,推翻人们痛恨的村长以及绑架地主。简言之,这种战争着眼于人们的感情,争的是民心,而不是土地。我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吃的是什么?“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使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我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我并不十分赞成绑架,不过,县干部们对待曾经带着武装同他们斗争过的地主的这种耐心和宽大有时使我感到惊讶。
    民兵在国民党占领区的活动往往带有罗宾汉式的侠义色彩。因为民兵们自己都是穷人,所以,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个男人或女人遭到了不幸,就尽力相助。当然这种打游击的农民进行除暴安良时,常常不免有些过火行为。在不少人眼中,他们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是,我却有充分理由认为,蒋管区的许多穷苦农民都把那些在夜里来搭救他们的人看做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有时简直招他们看做是著名的加拉哈兹爵土式的人物。
    ——贝尔登评论解放战争期间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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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


    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河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的部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原南京警备师(蒋介石的御林军)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炉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


    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土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象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我们看到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


    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


    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土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土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性就吃打。“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士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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