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VS阵地战:到底哪种战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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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


    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河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的部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原南京警备师(蒋介石的御林军)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炉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


    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土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象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我们看到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


    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


    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土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土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性就吃打。“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士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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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人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组成了抗战的第一线。日军出动扫荡时,中国人总是事先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立即撤离日军要去的地区,并乘日军外离之际,袭击敌人的铁路和碉堡。所以双方实际上并末交火,只不过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而已。日军在所进攻的地区找不到抗日武装,却得悉他们刚刚离去的据点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
    只好收兵回营解围。等他们回到老巢时,游击队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时,这一地区最普遍运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也可称之为消耗战术。在日军到来之前,所有的家当、粮食、牲畜以及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山洞里,或者埋藏在事先准备好的地方。所有人员也都全部撤离这一地区。日军到来时,就连一个带路的人也找不到。如果故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
    日本人一来,到处都遭到伏兵的狙击。这些承担狙击任务的战土绝不是胡乱放枪,他们都是从民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一遭到这样的伏击,日军就龟缩作一因。一听到哪个山头有枪声,他们就叫嚷:“八路在那里!”可是当他们抱着迫击炮和辎重爬上那个山头时,却连个人影也没见著。他们又继续向前开进,不料从另一个山头又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又爬上另一个山头搜索,结果仍然扑空。
    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好几次,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就以为万事大吉,撤回了斥候,加速向前开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突然向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出其不意地给敌以重创。另外,如果日军试图进入山区,还会踩响埋在山坡各处的土地雷。如果日军兵力甚强,民兵就避免与敌人正面遭遇,只是进行狙击。但若发现掉队的小股敌人,民兵就以鸟铣、土炮以及手中的各种武器,予以迎头痛击。这种战术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不出一个星期,日军就被搞得粮尽弹绝,只好收兵回巢。老乡们又重返家园,取出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准备对付敌人下次扫荡。
    这种名为“坚壁清野”的消耗战,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全力配合之下才能进行。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但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群众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下面略举一例。
    在山西省太岳山区,有个六万人口的沁源县。县城也叫沁源,周围原来有城墙,后来日本人入侵时,人们把它拆除了。这里的居民天性独立不羁,在抗战期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县没有一个人投靠日寇当汉奸。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沁源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订、肉中刺。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人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调遣了一个团的兵力沿公路进犯沁源县城,另派一个团部署于县城以南。
    沁源人民发觉敌人的行动后,立即召开誓师大会,一致表示誓死不向敌人屈服。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粮食、牲畜和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很快撤离一空。同时,居住在日军必经的百里公路沿线的二万群众,也都撤离了家园,躲进山里。
    不仅仅是地方民兵,所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拿起了武器。他们以一万支枪的火力,在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山区群众把自己的土地、棉花、家畜与那些逃进山里的难民合用,虽然住房很紧张,但孩子们都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没有力量与拥有重武器的日军正面交战,群众决定对敌占的县城,布下包围圈,切断敌人的供应钱。
    日本人大摇大摆地通过公路往城里运送给养,每隔一天运送一次。民兵就在一处叫生福岭的狭隘山口设下埋伏,开始埋伏了五百人,后来又增援至一千人。当敌人的运输车队艰难地通过山口时,民兵们鸟枪齐放,子弹象瀑布一样向敌人倾泻下来。从二月到五月,民兵们一直采用这种办法袭击敌人,平均每天消灭五个日本兵。这个山口使当地的日本驻军丧胆,以至每个被派去执行押运任务的日本兵,都要在头天晚上给妻子写一封诀别的家书。后来,日本人就把生福岭称为“鬼门关”。
    在撤离沁源之前,群众把所有的水井都用泥土给填死了,占领县城的日军饮水只好到附近的沁河去取。河的两岸矗立着高山绝壁,山上埋伏着民兵的神枪手,日本人不得不派一个班的兵力来回护送运水队,于是运水也成了一场战斗。另外,城里没柴烧,日本兵不得不出城去打柴,山上的民兵了望哨一发现他们砍柴,就放冷枪干掉他们。日军甚至出来大小便,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游击队还常常在夜里下山来摸哨。就这样,日军在运水、打柴、放哨以至上厕所时,都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每天又要损失十来个兵员。日军终于无法支持,只好撤出沁源。
    在边区的平原地带坚持抗战,比在山区还要困难。例如在冀南,二、三十里之内没有日军的地区,就算是“根据地”了。由于到处都有日军,中国人无法保持较大的机动部队,因此就把队伍分散,最大的编制也不超过一个营。
    在平原上,有些家家户户都用泥灰砌房屋的大村庄里,往往是村西头驻有日军,而东头却住着游击队。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击队也很少被发现,日本人竟打不着他们。
    所有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归因于他们对群众和伪军所做的大量工作。在平原上,游击队往往在日军出动前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情报。在日军每次大扫荡之前,伪军都会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还把儿童、孕妇以及伤员送进城里,交给伪军的家属和医务人员照料。日军进攻游击村时,总是命令伪军打头阵,伪军就对空放枪,虚张声势地喊叫:“八路在哪儿?”这就使游击队有充裕的时间撤走。
    游击队还在公路上到处挖沟,使日军的汽车无法通行,只好绕道田野,迂回行进。游击队在沟里却能够行动自如,撤退也很方便。
    平原的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地下工作者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一遇紧急情况,就把队伍带进地道,领导机关也进入地道继续工作。地道口都经过巧妙伪装,往往就开在干部住房的墙壁里或地板下。地道长约五至十五里,不仅户户相通,而且村村相连。地下通道纵横,多处开有进出口,而且还有不少拐弯抹角的地方,一遇紧急情况,就在那里布置武装岗哨,以对付进入地道的敌人。但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抗日政权的干部能泰然安居,即使故人进了村,他们也能处变不惊。假如敌人逼近家门,游击队就先应付它几招,然后纷纷钻进地道。倘若日军闯进屋里,也只有徒然四壁,空空如也。有时也许只见一个老妇人安坐在椅子上。
    ——农村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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