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十八） 国家正议（四）

-

国家财富

国家一经产生，就具有了国家意志。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国家意志需要政治家的“无我”，表现为政治家对形势的判断能力以及应对和执行能力。许多概念对于国家和个人有着不同含义，比如“财富”。

展开想象，可以尝试罗列出对于国家的期望值。视角和关注点不同，个人可能在次序上有所差异，但应当相差无多：

①国家安全：基本消除外敌入侵危险；应对霸凌不会退让；国内没有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领土完整，台湾要统一。

②科技先进：处于世界第一梯队；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掉队。

③环境宜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安居乐业。

④信心：人民相信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国内团结；犯罪率低。

⑤财政健康：税收够用，政府能干一些想干的事。

⑥有效行政：政令畅通，听到民众真实声音。

⑦国际关系：朋友多，敌人少；出国方便，受欢迎。

可以继续拉长这一清单，比如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贪腐、粮食安全、制造业立国、居者有其屋、水利、交通、通讯…。每一项都很重要，并且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交织的。国家安全，必然要求科技不能掉队；也需要健康的财政，否则养不起军队；也要求国际关系正常，不能四面竖敌；也需要人民的信任，否则一有风吹草动自己先乱了，怎么对敌？还需要民族团结，道理相同，这就要求财政的转移支付，不让偏远地区掉队；还要求犯罪率低，否则人民没有安全感，谈不上安居乐业；还要求企业有利润，否则税收成问题，同时要求就业和最低工资，否则生活成问题；需要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这就要求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本身又是“得罪人”的：被超越的企业不能躺着赚钱了！制造业需要交通、通讯、能源各方面支持，还是需要健康的国家财政、加大投入、政令畅通…。

对国家来说，当然可以整理出一些重要的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国家层面没有可以舍弃的指标，只有指标的轻重缓急和可行性差异。不同时期，在不同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下，最紧要的那个点是不同的。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首要目标是站稳脚跟；之后是致富，路径就是全面改革开放，但需要国际形式使之可能；然后是强国，要统一，要反击霸凌…。把握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制订计划并带领人民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国家建设的中轴线。国家意志就体现在对中轴线的判断和坚持上，这就要求国家的自律：为了将来，承受现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律的精神，那就不可能自强不息。不负有强国责任的政府，只是某种形式的“维持会”，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的意志尚未觉醒！

科学家（及科研环境）、制造能力（及设计、控制）、信心（安定团结），这三项可能是当前最宝贵的国家财富。科技落后是整个近代史留给中国人的最深记忆；于是工业化成为新中国的核心目标（四个现代化），有了工业，国防才能上去，科研才能开展；有信心，才有可能让几代人承受原始积累的艰难，工业化才能起步；团结，才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抢购囤积、自乱阵脚。

站在国家决策者的层面上，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选项。理由很直接，因为国家层面的财富和个人的财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个人财富是水，那么国家财富是三峡大坝）！所有关于“与民争利”的讨论都是在偷换概念。对国家来说，所谓财富，归根结底是人！科研、制造、信心等都在人民之中。合格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人心向背的意义，国家也就不可能与民争利，有的只是为了将来而对当下的克制，以及为了整体而对局部的扶持。国家决策，确实存在“合成谬误”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感知或判断偏差。但“绝对正确”不在人间，只能寄望及时发觉和纠正错误，这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责任。

组织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所谓“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就意味着越靠近毁灭”或“方向错误时，停止就等于前进”之类的说法，与因噎废食同义。丧失组织能力，意味着国家机器的瘫痪，那将是强盗的盛筵，只不过摧毁国家机器的那些人不是唯一（甚至不是主要）的饕餮。那些始作俑者，或分得一杯羹，或被分食。盛筵已毕，谁又在意满屋的狼藉，或者梁柱已属他人！

如果“神”亲自管理地球（想象一台超级计算机），那么人类将无需自我管理。完全可以解散国家和企业，每个人接受并完成神谕，甚至无需任何思考！人类终于可以摆脱无处不在国家权力：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要什么没有，不想要什么却躲不开…。但那时，人生还有意义吗？反对公权力的为所欲为，不是反对公权力本身；反对公权力被一部分人窃取，不是反对权柄本身。

船员可以质疑船长的决策，可以要求决策的公开，也可以竞聘船长，但不能破坏船舵！所以，只要是真心为了这个国家好，有意见或建议，那就尽管提出，包括指出她的错误，包括建议她放慢脚步，只是请摘下形而上的有色眼镜，放开视野，察觉到屋外的掠食者！

关于货币

个人财富可以表达为拥有的货币（以及可以转化为货币的资产），但国家财富不能。央行就是货币的发行者，理论上讲，国家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货币。对国家来说，货币是政策工具，滥发货币损害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税收、罚没、发债取得的货币不能用于囤积或食利。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只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要“花出去”而不是转化为“物”。而政府投资基建在经济学上有双重意义：过程上，设计、施工和建材等企业得到一笔好的生意，这有利于企业和就业；结果上，地方得到该项设施产生的利益（便利性，房产升值可能惠及个人），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态也得到优化（比如通讯与出行便利）。

对政府来说，货币是能量的载体：三峡库容的意义不在于水，而在于这些水可以发出的电能，以及可控的减灾防灾能力。除非财政支出用于“阿房宫、铜雀台、金字塔、空中花园”，或用于好大喜功的征伐，否则，中央财政统筹是社会之善。

进一步讨论，政府可能关心战略物资储备，还要承担平抑物价职能，但这种物资并不是政府拿来自用的，而是为国家稳定的必要付出。我们反对的只是官员贪腐和奢侈浪费，权钱交易导致分配不公才是问题。在这一点上，国家和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与民争利”的是造成贪腐、浪费和分配不公的人，他们才是公敌！这是任何国家都要直面的问题，无关国家样式！权力的执行者是人。

关于央行“印钞”的种种讨论，其中掺杂了太多的似是而非，不在此展开。只需知道：①金融政策是一项公权力；②发展（新物产和新服务）和货币化（实业和虚拟）都要求新增货币；③央行控制货币上限，实际的货币发行渠道是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M2提高的原因是市场规模，即可供交易的物产总额的扩大，而不是央行的降准或基础货币投放；就像美国国债突破上限的原因是财政赤字，而不是参议院的批准）。如果一国货币是水，那么央行负责桶的容积，商业银行负责水阀，贷款行为才是注水。

在物产这一维度上，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技进步创生了跨时代的“物产族”，蒸汽机、内燃机、电力、计算机都是如此。每次工业革命，都造成了一次物产及其“用途”的跨越式增长。如果用货币计价这些物产，以及基于新物产的服务，那么为了保持一些延续品的物价（比如粮食，可以作为价格标尺），必然导致货币总量的大幅度增长。道理很简单，可以货币化的合法物产的总量增加了，必然要求货币供应的增加。货币之所以必然脱离贵金属本位，就是因为工业革命持续创造的超量物产超出了贵金属的承载。锁定金本位，货币本身的交易属性就会被它的资产属性压倒，人们会选择储藏货币等待增值。

“货币化”是“市场”的外部性。汽车替代了马车，不是等价替代，而是开发出了远大于马车时代的市场；智能手机替代了功能手机，也不是等价替代，同样开发出了更大的市场（手游以及各种APP）。科技带来了“用途”的扩容（等价于人的‘进化’）。

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内容都不是静态的，它们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集合中的元素在扩充）。它们或者凝结了劳动，或者本身是劳动，而劳动是跟随着“人的进化”而进化的。进化了的劳动（学历、技能的普遍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长，都会使得市场的规模不断增长，要求货币增发。如果市场是一个湖泊，那么货币化是增量湖水，工业革命持续实现成倍的湖水增量。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中国巨大体量的工业化同样使得世界经济实现成倍的增量。

土地本身不是劳动，但城市中的“区位”是劳动：人的聚居以及城市的基建。土地的价值不是仅在它被批准为建设用地的那一刻形成的，后续的城建仍在为它赋值。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国家的发展性和安全性，也在为土地赋值。

关于土地

有人说政府垄断建设用地审批，土地财政导致房价过高。隐含的正确就是，如果土地私有，那么市场机制就会发生作用，房价就会下降。有人还附带质疑耕地红线，质疑土地审批是饥饿营销，总之是政府在与民争利。关于土地私有之不可行，已在前文论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总有人要以各种借口来挑战国家的根本性质？如果经济学理论能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各国的领导人干脆由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定岂不省事！

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虚拟土地私有产权，是一种本质安全的产权：没有人可以物理剥夺之，且理论上与国咸休。这种虚拟产权毕竟不是土地，也就不用担心有人处心积虑谋夺它，结果是广大人民安心持有。国家政体因而是“与广大人民共天下”。如果有人不愿与国家共命运，或者笃信中国崩溃论，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质疑国家制度，因而他不是提出改进意见，而是挑拨离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地广人稀，天然没有设置耕地红线的必要，但羡慕不来。按照上面的逻辑，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是“与豪强共天下”，普通人大概率是无立锥之地！“西部片”很有范儿，但真的是我们期望的生活吗？

健康的财政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保障。所谓“土地财政”，只是政府推动城市化建设的一种方式，这笔钱总要出，不以“卖地”方式就要以税收方式。百姓以远高于建安成本的价格购置房产，本质上是分享了国家发展的收益。土地公有制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国家有本质不同，发达国家的经验（掠夺或剥削实现资本积累），可能是中国的毒药。（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脱亚入欧’所追求的是分一杯羹！当时的日本政界学界取得了共识：成为列强一员，加入瓜分世界的盛筵！但事实证明这不是良方，而是毒药。）

学者们需要关心的是说清楚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适时推动国家的税收重心转向财产税；或者论证高房价已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形成冲击，帮助国家下定“房住不炒”的决心；或者是辨析土地财政中的利益链条，为如何防止公职体系的腐化变质出谋划策，毕竟吏治崩坏才是腹心之患。

学者们应当自有良知，不要用似是而非的说法去割裂社会，因为国家的职责包含着团结各族人民、弥合分歧。某些言论可能有一定道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何时候都有道理，但超越发展阶段的诉求通常是陷害或教唆），但其中暗示甚至挑动着族群和阶层的对立，这真的是发言者所愿吗？这个社会是有“因果”的，坏情绪会在社会的网络上传导，说不定哪天发言者也会被坏情绪伤害！

关于资产

资产并不等于财富。青山绿水、人居人文、归属感、安全感，以及体制机制、经验和教训，甚至空气、水源、风俗、文化等都是广义的财富。许多财富未能或不应货币化，所以资产只是财富的局部，且不是所有资产都是财富：超量的监狱、戒毒所，毒品及生化设施，以及分裂倾向的国土等等，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负资产（财富的减分项）。

GDP真的不能表征生存。数亿支枪，后面是制造、维修、改装、弹药、靶场、培训、救护、司法、监狱等多条产业链，是巨量的GDP，但除了虚幻的自由，社会得到了什么？

麦肯锡研究报告称，全球净资产（美元计）从2000年的156万亿增至2020年的514万亿，中国的净资产从7万亿升至120万亿（同期美国是从45万亿升至90万亿）。全球资产净值的68%储存在房地产中，其余为基础设施、机械和设备，以及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所谓的无形资产。金融资产不计入，它们实际上被负债抵消了。

据报道，鹤岗的房价已经降到几百元每平米，已经低于建安成本；底特律有的房价则是一美元每栋，等于白送了；同期北京房价十万每平，纽约则百万美元一套。上市公司的市净率从小于1到几百的都有。中国有句俗语“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社会富足时，古玩价格会涨上天，社会动荡时，只有黄金或可保值。资产价格本质上是人的信心（预期）。只有在社会安定状态下，才谈得上信心，战争或无政府状态下，生存尚且难料，何谈信心！所以，不要轻言改变，如果改变的代价包含国家失控，那么请在谈论改变时提示风险。安定不等于富足，但没有安定就不可能有富足，乱世只有利于掠食者！《红楼梦》仙曲：“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颇有佛家韵味，人散了，一地鸡毛随风而去，哪里有什么财富！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面对某种过剩的表象：琳琅满目的超市和电商，以及不绝于耳的广告推销，仿佛任何时候，生产生活物资都是充足的。但当社会发生动荡时（比如疫情、战争传言），只要发生囤积抢购，那所有货架很快就会被清空，后知后觉者会忽然发现什么都缺！流通领域的丰盈可能会在几小时内干涸。

以较小的库存营造出物资充盈的效果，是现代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利好。与流通领域的丰盛相对应的，资产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某个时段可能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在上涨，仿佛买到就是赚到，一派欣欣向荣；但一旦信心反转，则很快爆仓，资金出逃造成“踩踏”。极端一些，原来的高值资产可能瞬间归零，甚至成为拖累！

国家稳定、安全，是人民信心的根据。在此之上，现代性和公共性的效果才能显现：现代性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和信息流；公共性提供了商家和消费者最低库存占用下的物资安全保障。这是强大国家后盾支撑起来的全民福利！在动荡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本：供应链、质量、时效性等等各方面的指标都会变得沉重无比；人民的生活成本也会大大提高（囤积生活物资以及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都是成本），生活质量也会降低（生鲜还能指望吗？）。

社会安全稳定自带的效率福利，远远大于经济学家们从“边际”处寻来的那点收益！JIT根本不是一个经济学或管理学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治理作为后盾，任何理念都是纸上谈兵。用各种基于“边际”的正反向延长线来对国家治理指手画脚，隐含着置国家安全于不顾的前提，这与挂在枝上砍树的猴子有什么区别！

如果动荡是一时的，那尚可承受，如果是长期的，则一切都仿佛经过了“阴间滤镜”而呈现为灰暗与压抑。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纵有高档镜头和彩色胶片，也拍不出明艳的场景。网络上关于苏东剧变的图片很多，可供参考。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感到幸运。国家只要统一就会强大，人民就可以远离乱世。纵使在三国割据时代，魏国仍能以当时半个中国的力量平定蛮族（《白马篇》中有曹子建独占八斗的才气，有中华男儿视死如归的豪情）。当代中国，每当发生灾难，人们可以指望共产党员，指望人民军队。如果你陷于危难，那么没什么好担心的，天塌不下来，保持冷静、互相扶持，安心等待救援即可。近几年，各种谣言已经带不起抢购，因为人民已有信心。

大河有水小河满

资产（价格）来自预期即信心。假如没有了“与民争利”的政府，那么一切归零，金钱成为废纸，房产白送不要，机器设备只是废铁；确实没有来征税和罚款的人了，但口袋里也没有什么可征可罚的东西了；好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乱世中的英雄（如果不死）。

“大河有水小河满”曾经作为宣传用语，用来类比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近几年，这句话经常被拿来用作反面材料：或影射某个时代荒唐，或反证“民富才能国富”。这句口号被拿来反复踩踏，原因是其中的逻辑瑕疵，其实当时就有人提过：“…这话不对。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满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吗？”

这句口号有问题，不代表它宣传的道理有问题。而反过来的“小河有水大河才会满”所要宣扬的理念，却是以偏概全的典型。大河小河只是个类比修辞手法，并非推理。无论大河小河之水的关系怎样，集体与个人、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都遵循其自身的逻辑。俗语的逻辑有问题，这是事实，但反向的延长却是诡辩。

财富不仅是“物”，还是社会为此物所赋的值即信心（预期）。仅就“物”而言，某些社会财富（比如黄金）可以类比为水：它要么属于集体，要么属于个人，不因归属而增减。但除黄金（以及某些自身可以作为价值锚定的物品，比如外币、珠宝、粮食等）之外，物的价值不能再以水来类比：财富不再是定值，零和关系不再成立。盛世古董，艺术品和古玩的价格可以千万倍；经济发展，股市市值可以伸缩数十百倍；富人增多，需要价格畸高的奢侈品；基建到位，房产甚至城市本身可以三番五番…。

国家安定繁荣本身创造的财富要远远大于“零和型财富”之和（世界上已开采的黄金大约为20万吨，RMB计价约为80万亿元，而中国的M2已远超此数值，中国的总资产则已千万亿计）！大河（国家）的存在本身创造了百倍千倍的水量（社会财富），如果没有大河，那么小河也将干涸，因为干旱（信心丧失）使得降水量根本不足以汇流成河。而大河有水（国家富强），则足以改变上游气候，降水充盈。从这一点上，“大河有水小河满”成立！

那些踩踏者肯定可以完成上述思辨，但他们仍要挑起争论，所图无非是让政府与人民（集体与个人）成为敌对。只要人民相信“国富”是造成民穷的罪魁祸首（政府与民争利），他们的目标就达到了！而“政府是必要的恶”正是契约说的推论。

西学东渐，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学者开始挑战那些妇孺皆知的基本良知：集体主义竟然是丑恶的！集体主义是社会性本身，是人生的价值所在！这是中华文化早已定论的，也是生而为中国人的常识！当“学术”违背常识时，“学者”就是在作恶！学术的形而上，卑劣如斯！那些“敢言”的懦夫，或许并不在意他们的“指控”是否违背良知！他们只是想当真˙恶龙，却连屠龙的风险都不愿承担，只敢在背后影射！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其中“度”的把握。孔子曰：过犹不及。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以及面对不同的外部形势，“度”是不同的。有限资源与物产，如何服务国计和民生，是真正的宏观经济（经世济民）学！学者若有心，可以研究新中国成立至今七十余年，中共中央对“度”的把握，未必不能找到可供借鉴和吸取的经验和教训，让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经世济民的大学问。

全球净资产中美并列，说明麦肯锡研究所的同志们承认中国人民的信心也是信心，中国政府守护的安全也是安全。脱离国家谈论财富，就像泰坦尼克号的获救者纠结曾经的几等仓，印地安人谈论位于纽瓦克曾经的部族领地，有意义吗！

邦有道

面对贫富差异，仅用一句“社会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分化”来表达是不够的，还要说清楚财富与善恶的关系。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圣人之言已说透其中的道理。财富本无善恶，但它与“邦有道”之间是绑定关系。这也很好理解：若邦有道，则必然支持人民“过上好日子”，那么率先过上好日子的人就是榜样；反之，若邦无道，则超额的财富必定是抢夺而来，以多数人的极端贫困为代价。

孔子给出的其实是一个循环定义：如果财富来自与民争利，那么邦无道；如果邦无道，那么官僚统治阶层聚敛无度，他们已与大众为敌。循环定义就是无定义，也就是由结果定义：如果国家安定富足，那么财富就是成功的标志；如果社会从内部崩溃，满足了革命的条件，那么为富者必定可能不仁，因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这并非消解“取之有道”的法律和道德要求，而是确认：无论财富是否合法取得，都不附有免死金牌。雪崩不是因为雪花的形状或颜色，而是因为它在山顶，蕴含了势能。为政者、为富者应当时刻记得，战争（以及内战）在理性的讨论之外，当人性退失之时，任何的合法性与神圣都只是梦幻泡影。

如此，可以回答：①邦有道，即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之道，是“为人民服务”之道。②财富若可论善恶，则以结果论：社会是否越过了秩序的边界。（强取豪夺是‘取’之恶而非财之恶，乐善好施是‘施’之善而非富之善）

推论：①国家安定和邦有道是共生关系。②邦有道，则公权力必须与财富划清界限！公职人员不以财富为价值取向。③邦有道，是天下为公：为政者浩然正气、公权力号令天下。

中央政府负有使邦有道的责任：对外的国际道义，这是中华文化的政治智慧，表现为大国的自律；对内的为人民服务，并始终保有刷新吏治、自我革新的能力。为人民服务，就是识别判断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计划解决这些矛盾。

基尼系数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向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国外已无可供借鉴的经验（北欧小国不具有普遍性，中大型发达国家面对的是和我国相同或更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不平衡和不充分，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些掩人耳目的经济学指标，比如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根据算法定义，基尼系数分为收入基尼系数（Income Gini）和财富基尼系数（Wealth Gini），后者应当称为资产或财产基尼系数（财富不等于资产）。在表达贫富差距方面后者要优于前者：拥有房产但收入较低的家庭，其生活质量要好于收入较高但租房住的家庭。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较高，原因在于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并存，比如互联网和金融从业人员收入普遍较高，而农业、餐饮、建筑等从业人员收入普遍较低。

财产基尼系数则主要表达积累：国家承平日久，继承规则导致家庭财产变动。通常情况下，家庭财产的增长速度与财产数量正相关：越是富有的家庭，用于积累的比例越大，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收益也越多（比例也更高），这就造成财产基尼系数总体呈增大趋势，即家庭财产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这种情况符合逻辑，但也是隐忧所在：任何时候，贫富差距都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基尼系数作为一项经济指标，显然有其表征的意义，可供决策。但问题在于学界对它的过度解读和滥用。

首先是大型经济体要慎用。基尼系数有时不仅不能表征问题，反而会掩盖问题。不同地域的地理、历史禀赋差异可以很大，表达为基尼系数就会较大。中国的东西部差距、城乡间差距、平原山区差距等结构性的差距，都不是靠所得税率调整之类的经济学方法就可以解决的（那是杯水车薪）！而是需要政府主导的持续、大规模的投入，以及产业政策的扶持引导。基尼系数显然有警示作用，但提供解决方案的经济学理论，则已成为转移人民视线的道具和解脱政府责任的借口。经济学理论本身不是问题，滥用甚至排他却是问题！

其次，发展中经济体慎用。资本是权力，也是动力，在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造成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存。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三者必须也只能并存。新兴产业的高收入，意味着强动力，这是必须承受的发展阶段，滥说公平只会导致整体的躺平！而后发国家失去发展动力，正是道路上的陷阱。

其三，统计指标的选择问题。收入基尼系数，隐性收入和隐性支出都很难被统计，而隐性收支恰恰是贫富差距的主因。比如贿赂，是弱势群体的隐性支出，也是权力阶层的隐性收入，无疑使得实际贫富差距要大于收入基尼系数的显示。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官员财产公开，都是非常必要的。财产基尼系数，公共财产不被计入财产统计，而公共财产才是社会生活水平的主要支撑。比如交通、通讯、医疗、教育、水利、园林等，无疑使得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远低于财产基尼系数的显示。不同国家，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不同。当国有资产（全民共有）占比足够高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将趋同，无论财产基尼系数是怎样的取值！

资本的造山运动无可阻挡，但过高的落差蕴含了地质灾害风险：滑坡、泥石流、地震等都可能破坏生态。国家是企业的承载，国家并不是“见不得山高”，而是必须保证承载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抬高国土，整体建设成为高原：既保证了山峰的绝对海拔，又降低了地质灾害风险。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意义所在，政府托底消除绝对贫困，相当于填平了山脚下的沟壑，表现为基尼系数的降低。问题在于：资本造山，追求的是绝对海拔，还是相对落差？

其四，过度抬高指标意义。当人们眼中只有贫富差距这一个指标时，视线将产生畸变！无论哪种基尼系数，都不能扩展为表达人的生存。财富并不等于资产，财富是人们可以获取的“便利性”，也可以视为社会发展造成的人的进化：比如汽车，它使得人行走的速度、时长、舒适性等指标提升，相当于人的本体机能提升。如果这种“便利性”可以数字化，那么它一定不等于资产基尼系数！

无论是货币还是可转化为货币的资产，它们本质上都是社会权力，等价于某种筹码：人可以随时把他的资产转化为某个目标的达成。资产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不是目标本身。

俗语说“某件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生存环境本身是生而为人最大的财富。阳光、夜色、空气、水源等都不是资产，但它们都是财富，只是人们并不在意，因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无偿使用。环保的意义在于用额外的成本换取生存环境的改善（至少不使人类失去宜居）。假如能够把“宜居”数字化，那么世界各地的人类是天然的不公平的，有人出生在青山绿水的江南，有人出生在冰天雪地的塞北。在科技发展（使得人类可以克服恶劣环境）之前，宜居，是最大的原罪之璧。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决不是道德或法律可以判定或制约的：生存竞争，丛林法则。失去家园的民族或个人并不少见，无立椎之地才是真的贫者，基尼系数能表达吗？

如果需要定义一个指标来表达生存（差距），那就应当把视野拓展开来，统计的项目要包括那些还未货币化的“便利性”。某些关键的便利性不能体现在基尼系数上。比如安全、互助、卫生、教育，以及基础设施、便民服务、公共休闲等指标，都因难以量化而不能列入。但事实上，易于获取的公共福利才是便利性的主体。（这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公有制意味着共有、平权，不同制度国家的基尼系数，内涵并不相同！）

如果公共福利可以包养每个人，那么基尼系数的警戒将失去意义；如果财富不能兑现某些目标，那么财富与便利性之间将不是线性关系。前者取决于国家（社会）的富足程度，但并不是福利越多越好；后者取决于国家性质，某些目标可能被禁止！后者或许是富豪移民的理由之一（他们追求的是财富蕴含的‘绝对权力’，也即‘相对落差’。有的国家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真正表达生存的指标不是什么“基尼系数”。人在社会中生存的“舒适”程度，很难数字化甚至很难达成共识，失去了作为“指标”的意义。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采用相对易得的指标，比如人均寿命、人口密度，辅之以人均医疗和教育资源、休闲时间占比等指标。与其去争论基尼系数的算法和统计意义，不如做些实事以利国利民。后者或许才是“社会文明”的本义，以及学者的本职。那些过度向人展示算法、学术之精彩的学者们，或许已忘记初心。他们只是在研究怎样的树叶才能有最好的障目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