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枷锁，香港电影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

香港电影的“北上”赚钱，既是在中国电影的广阔天地里实现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各种商业电影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下，能够沉淀下来寻求新的表意空间的唯一可能。

因为，香港社会在回归后20年光阴里，各种形势的变化波诡云橘、错综复杂。丰富的社会现实使得近年来的香港电影自身也呈现出了“回暖”的趋势，出现了《踏血寻梅》《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一系列类型、风格不同且极具争议的影片。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些电影的背后，一批1980年前后出生的香港年轻导演和编剧，开始登上了香港电影舞台，他们与前辈相比显然有着不一样的知识储备、情感结构和艺术的感受、表达方式。

他们正在创造出一批在精神气质上溢出传统范畴的新香港电影范式。这一周期的香港电影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义性，正在开辟出一个传统香港电影所不具备的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个全新的场域内，各种话语、各种诉求将有着更为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也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一大现实挑战—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将是这一波“回暖”的香港电影的集体标签。

也就是说，在这一周期，香港电影的几乎所有题材和类型，都将会出现政治电影的影子，不管香港电影人愿不愿承认和面对，这恐怕都将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因为自1970年代末开始，全球冷战/后冷战格局全面转型，这使得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被选定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示范“橱窗”，担负起独特的冷战/后冷战文化角色。

从“新浪潮”时代开始，香港电影在这个大的“时势”下更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想象中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文化范本，港式警匪片也继港式武侠片之后，在世界电影版图开始有了明确的存在感。这也是基于冷战/后冷战文化结构所衍生出的、被人为建构的香港“本土意识”的复杂历史的投影。

但是，由于原有的粤港澳架构未能在香港回归之后有效解决。在回归前就已存在、近年来不断加剧的高房价、高失业等现实问题，从诞生到今天不超过40年时长的所谓“本土意识”就成为了当下距离香港青年群体最近、也是最为“便捷”的文化身份认同资源。

这种本土意识在香港回归后经由“港独”话语被不断偷梁换柱、人为挪用，已经内化到香港当下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斗争场域当中，并恐怕还将长期遗祸四方，不仅如此，这种脱胎于冷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本土意识”甚至会导致对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创造力的绑架《踏血寻梅》《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影片，都是这一脉络的产物和结果，纵然它们在艺术表现上互有高下，但无疑深陷在意识形态主题先行的泥淖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如果不能开拓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就远谈不上创造出真正原创性的、有开拓性的艺术经验和文化身份认同资源。

毫无疑问，不是只有在政治经济周期的高潮期才能诞生伟大的影视作品，如果能够在时代浪潮的沉浮起落中对于自身命运有着更新的感受和认知，这一历史周期内的香港电影乃至香港文化，又何尝不能寻找到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要迅速辨识出当下的香港电影实践中，诸多话语的高下对错之分，真正有价值的尝试和努力，是让其中的各类话语充分显影、定型。

这既是探索香港电影全新的广阔表意空间，进而实现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各种商业电影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能够沉淀下来的唯一可能。

惟其如此，香港电影才能对加深华语电影工业的根基做出自身的历史贡献，是大投入、大制作、高卡斯、高概念的数字特效奇观大片和有探索、有深度、有立意、有追求的艺术电影得以不断生长的真正坚实土壤。在此基础之上，不仅仅新的香港电影，而且成熟、理性、进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也可能得到培育。这也是回归20年后，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香港真正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获得持续发展动能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