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出点儿天威来那还算什么天朝

（接上节）

第二章第四节 不使出点儿天威来那还算什么天朝

中央王国说功能巨大，在思想领域，给一系列尖锐而严峻的问题提供了西方人的答案。那些问题又多又复杂，诸如：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中西冲突，究竟是什么性质？谁对谁错？谁应该负主要责任甚至全责？谁在精神上欺负了谁？

那是一场大国冲突，是一个大帝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一个东方强权与西方强权之间争夺世界的领导者地位？是两种强权各自坚持的世界秩序之争？还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亚非拉世界的一部分？

那指向一个尖锐问题：

1840年以后的中国属于谁？是与西方的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组成了列强阵营，还是属于受尽凌辱的第三世界？

于是又导向：

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付出巨大的牺牲，目的是什么？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是亚非拉人民的胜利？是否可以让亚非拉人民受到鼓舞，看到希望？

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崛起，是一场以弱胜强的伟大的“逆袭”，是逆天改命，还是帝国终将长存的神秘规律不可抗拒？

那是人民的胜利，还是帝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美长达三十年的冲突与对立，是什么性质？

抗美援朝属于什么性质？抗美援越属于什么性质？新中国援助亚非拉属于什么性质？一带一路倡议属于什么性质？

以及：

中国至今不向中东派遣驻军，不去武装干涉非洲事务，不派军队去填补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的真空，属于什么性质？

中央王国说把中华帝国这个大招牌一树，给上面所有问题都报出了铿锵的标准答案。因此，中央王国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讲述往昔中国历史，而在于建构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当代的世界史。亦即，中央王国说是近代世界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家那么不在乎那套史观里的史实尽是胡扯，真不真的不打紧，好使就成。它是西方右派用来向世界发起战斗的武器。

基辛格的《论中国》与《世界秩序》说得非常清楚：

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无非是要教中国人做人。以西方人使劲儿吵吵的所谓马嘎尔尼事件为标志，西方人做的是三件事：

第一，   向中华帝国大小要个平等；

第二，   把中华帝国纳入西方的国际秩序，即什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因为西方的国际秩序比中华帝国的国际秩序，对西方来说，更好。

第三，   要求西方在中国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

今天，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看清，几百年来，一直到今天的此时此刻，西方人在印度，在非洲，在加勒比地区，在中东，在昨天的东南亚，怎样开展“自由贸易”，把那些地方毁成了什么样子。所以乾隆皇帝的对策当然是正确的，他看穿了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的狼子野心，决意对他们严加管束，制止他们侵蚀中国的企图。

今天有种流行说法：就是由于乾隆爷拒绝了英国的要求，清朝闭关锁国，导致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接受西方先进文明教化沐浴的机会，导致了鸦片战争后一败涂地，愚昧落后。可是，亚非拉地区，尤其是今天所称的“南方国家”，都是遭西方强行“打开”的地方，至今基本上都没有顺利进入现代化。日本几乎是唯一的例外，至于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例外，左派理论家们有很多深刻的揭示。

中东人现在坚信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世纪”，非常渴望加入这一“财富世纪”，但是，从二战以后，尤其是越南战争以后，东亚成为整个亚非拉世界的特例，迅速进入现代化，是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三场硬仗，把美国人和西方世界打服了，西方无法在东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搞“自由贸易”，也就是，为所欲为地进行帝国主义殖民。

那么，再说所谓“世界秩序”。基辛格以及其他西方右派的理论非常明确，他们概念中的世界秩序，是若干大国之间建立平等和合作的秩序，几个大国尽量以协作的方式统治其他小国和贫弱地区，瓜分世界。基辛格一点都不反对中华帝国把越南看作低一级的朝贡国家，他只是反对中华帝国把美国看作低一级的朝贡国家。所以他说，因为天朝把欧洲列强和美国看作越南那样的国家，就给了欧洲人和美国人攻击天朝的合法理由，美国人要把天朝纳入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就合理了。显然，这一论述在逻辑上根本不通，并不能建立因果关系。

更何况，这是事后的说辞，在中国人民成功地抗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在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实现了现代化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企图，如果中国人民没有取得胜利，那么会不会有现在版本的中央王国论，就不好说了。

至于第一条，基辛格在著作中委婉地告诉世界，到最后，那个平等，西方也没讨着。对他这个说法，可以借用《二十二条军规》里的一句俏皮话，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不久就发觉了这一点的人才不知道。还有，只有中国人不知道。

不能用阴谋论解释中央王国论，因为包括基辛格在内，西方文化人是真信，从他们点点滴滴的言论和行为中都可以看出来。通俗演义性质的《光荣与梦想》就讲述，到底美国总统还是没逃掉马嘎尔尼的窘境，没有逃掉《征服者王子》里的“未来的成吉思汗”的窘境：

“总统专机于11点30分降落，随行人员走出机舱后一阵错愕。除去美国记者与电视台专业人员,机场上空旷荒凉。虽挂有标语牌,但与尼克松毫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现场不到四百名士兵唱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红军歌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美国这位第三十七届总统出访各国,会见过多国首脑，游历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梵蒂冈。所到之处皆人潮涌动。如今这里却是空无一人,手足无措的总统助理此时大脑飞速运转，想着总统若真被置于此境地该如何是好。飞回美国然后说这一切只是个误会?进退两难之际,神秘莫测的中国人终于露面了,周恩来总理领着几名官员走上前来。尼克松伸出双手,正如几百万美国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周恩来握住了他的手。

进入城区后，尼克松一行驶过寂静的街道，所有居民似乎都搬离了。5小时后，尼克松刚在一栋两层黄砖宾馆安顿下来,却意外得知新中国的传奇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邀他在其私人书房见面。……次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张领袖们都在微笑的会议照片。信息很明确：这次访问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尼克松所到之处,人潮涌动,掌声雷动,热闹非凡。”

尼克松下飞机那一刻，有美国电视台进行实况报道，大批美国记者在现场，事后有纪录片，还有摄影照片，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通俗演义居然能如此离谱。就算是编传奇，都该是把我方编得高大呀。

这段叙事，很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一旦涉及中国时常发生的状况：中央王国论的影响，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误会，心理幻觉，导致对事件的当场感受和事后印象都发生偏差。在美国人那里，还要加上涉世不深的天真。在那个时代，友好国家的领袖来访，中方一定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美国人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总统来访，也一定会有那样的热烈仪式，以美国的国际地位，只怕仪式会加倍绚烂。可是，那种仪式是留给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亚非拉反帝反殖领袖的，是第三世界一次又一次展示团结的庆典。美国对新中国全面封锁二十年，北京怎么会把亚非拉认同的仪式安排给美国总统，让花儿一样的青年和少年在长安街两侧挥舞彩带和花束欢呼，载歌载舞呢。

1960年12月15日，西哈努克亲王以及柬埔寨的其他贵宾抵达北京时，受到了我国首都四十万各界群众隆重、热烈的夹道欢迎。王志渊 摄 作者：看得见的历史 

“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欢迎你！” 郑震孙 摄 作者：看得见的历史 

但是，美国人自始至终否认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不了解、也拒绝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所以立刻用中央王国论来解释，以为是天朝再一次动了天威。据介绍，这本著作出版后，美国各大报刊赞誉纷纷。

看来，中央王国论中有那么多神话性的成分，原因之一包括，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强硬，西方人产生了心理应激反应。但是，那一套伪史观，导致西方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误判，其中一些后果严重；另有一些看似是无关轻重的细节，却对中国方面极不公正。

澳大利亚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1970年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是一部难得的优秀著作，能够理解当时中国如何用马列主义看待尼赫鲁和印度。但是，他仍然认为，中印潜在的矛盾之一，是两国都自居老大，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对于“印度所采取的僭越的态度”“很反感”[i]，“表现了尼赫鲁的极端傲慢”，“十年后，周恩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感到恼火”。马克斯韦尔认为，那倒不是个人之间的摩擦，而是“中国作为世界大战后被公认的亚洲大国，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几，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他还是深受中央王国论影响。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戴白帽者）在一场会议后交谈。

从书中得知，其他西方记者、专家也很注意，周总理不止一次批评尼赫鲁傲慢。可是，任何一个中国读者读过《印度对华战争》后，马上就能明白总理是什么意思。书中详细讲述，1960年，周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以及大批随行人员分乘三架飞机飞抵新德里，在机场，总理申明，“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在此后六天中，这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率领的外交使团先与尼赫鲁总理会谈长达二十小时；然后挨家拜访内阁要员，内政部长、副总统、财政部长，等等，反复试图与印度沟通，表现出极度的诚恳和耐心。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例。结果印度方面根本就没有协商的意思，中方白白花了六天的唇舌和诚恳，“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失败了。” 这，才是后来周总理批评尼赫鲁傲慢的原因。印方有些要员还态度强硬，连句表面的敷衍话都不说，用中国人的话讲，一点面子不给。所以可以推断，总理不仅恼火，更多的是难以置信，是中式传统遇上英式傲慢的困惑。

新中国的总理同马尔罗眼里的“元帅先生”陈毅，为了避免中印冲突，亲赴印度首都，与该国政府要员挨个进行一场又一场的会谈；尽管会谈毫无成效，在中方自行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仍然说“印度不完全同意”，避免激化矛盾的言辞。中印战争的结果出于西方的意外，中国没有占领阿萨姆邦，更没从新德里将尼赫鲁运去北京，逼着他“叩头”——被逼到北京去叩头，是西方政要反复自我惊吓的一个噱头。可这一切，都不足以驱散马克斯维尔及西方同行们心中的“中央王国”的魅影。

还有一件涉及周总理的小事，特别能反映由于意识形态的鸿沟，中美双方误会之深。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条消息火一样在中国人民当中传播。至今，我脑海里还保留着第一次听到那个消息的景象。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班主任是一位中年女老师，像她的同时代人一样，留着短发，衣着朴素，面容辛劳，一辈子没化过妆。课堂上，她眼里迸着火星，用同样迸着火星，但又沉重的语气说：

“美国代表（那时我太小，不能理解老师说的具体是什么身份，印象是“美国代表”）遇到周总理，周总理按照国际礼节，伸出手去，非常礼貌地准备与他握手，可是，美国代表只是耸耸肩，根本不肯伸出手来，拒绝和总理握手！就因为我们国家目前还比较贫穷落后，在国际上，别人连我们国家的总理都敢歧视！”

然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在中国孩子的世界里，不管什么事，总归是要归结到好好学习上去的——班主任说：

“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建设国家！只有我们的国家真正富强了，外国人才不敢看不起我们了！”

在美国人的版本里，并没有“耸耸肩”这个细节，看来是中国人民的演义。那时，中国人民还沉浸在失去一位好总理的悲痛中，还在对他无尽缅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所以那条消息不胫而走，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受刺激，难过和心绪低落，继而涌起愤怒和痛苦——美国人看不起我们！美国人在外交场合轻视我们的总理，那就是轻视全体中国人民，轻视这个国家，与华人在世界各地都地位低下、备受歧视，是同一回事儿，于是，受辱感立刻连上了甲午战争以来的自卑、焦虑和自责：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贫穷落后，所以我们的总理在国际上都被看不起，美国人敢在公开场合当众侮辱我们的好总理。

——幸运的是，在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之际，那种痛苦心态开始消退，中国人逐渐自信了。但那是新式的自信，不是清朝人的自信。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仍然没有忘记这件“往事”。直到最近，我才察觉，那件所谓的往事竟是罗生门式的悬案，中美两造各执一词，王炳南和熊向晖指出，并没有发生过那样一件事；但好几位美国人却亲眼看到了。

当美国人研究中美关系时，往往会提到那一“握手门”事件，但一律是按照中央王国论去理解的：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颠覆了中华帝国，不仅应该从历史记录里消失，“天命”也让他们必然从历史中消失；中国共产党却是让中华帝国回来了：

“他们（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时间对自己有利，天命在渐渐地、笃定不移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关键因素在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他们极其盼望着继承中国的主权”。（。《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毛泽东）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王国（Kingdom of Heaven）[ii]，吸引了许多追随者，率领他们走过长征……”，“中国的本质可能会把他所掀起的巨变转化为它那似乎永恒的绵延中的仅仅一支插曲”，“这个国家（nation）……不用很久就会吸收并改造它的最新一代王朝（its latest dynasty）所强加于它的西方唯物主义”*。（《白宫风云》）

这确乎是一记杀招儿，把新中国定义成中华帝国回宫了，一把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者的性质。

照这么一定性，“最新一代王朝”憋不住性子，非得对美国总统使出点儿天威，美国人也就都觉得可以容忍了；在他们看来，一点儿天威都不使出来，才不正常，并且也不可能。《光荣与梦想》像《白宫风云》一样，就是这个态度：

“总体看来,尼克松此行深受美国人民好评,尽管有人认为他偶尔显得太过谄媚。”

总统拿皇帝的坐轿开了个玩笑，《光荣与梦想》还嫌他不得体：

“但他有时又略显迂腐。明朝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乘坐的轿子做工极为精细,在观赏时尼克松评论道:‘老坐轿子，锻炼可不够啊。’”

西方人沉浸在如此的思路里，总是误会周总理，他一些在外交事务上相当克制的批评，却被西方人理解为，周总理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外界的冒犯，连马克斯维尔也不能免俗。这一点是让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非常生气的。周总理去世后，他的国家和人民无保留地献上了各种赞誉之词，包括“虚怀若谷，胸襟坦荡”，因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革命事业摆在第一位。

中央王国论强调中国人永远学不会平等，那么我就举两个例子：

多年前，看到一位非常优秀的戏曲艺术家——魏喜奎？——在回忆录里讲，解放后不久，有一天她刚下舞台，就听说周总理来后台看望艺人们。这些艺人在国民党时代吃尽了苦，在“大官”面前，全都恭敬地站着，根本不敢坐，但总理一直亲切地招呼她们坐下来。从那以后，她渐渐明白，在新社会，她是一个和别人一样平等的人。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戏曲艺人都特别感激共产党，拥护新社会，也始终念念不忘周总理的关怀。

另外，前一段，有一段纪录片的片段在网上流传，感动了大家：

毛主席与某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会见，非洲女性传入了欧式屈膝礼的礼节，于是总统夫人便向毛主席行了个屈膝礼。毛主席微露讶色，然后，大概是总统的女儿，一位年轻女性，接着向主席行屈膝礼，快八十岁的主席立刻回了个屈膝礼。又一位非洲女宾上来向主席行屈膝礼，主席再次回以同样的屈膝礼。非洲客人都惊讶地被逗笑了。

那一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一生的理想，他们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为了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世界”。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华,，主席与他紧紧握着手同行。

然而，在中央王国论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革命领袖毛主席成了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周恩来，则成了摄政王子(prince regent)。按同一套史观，既然中华帝国的当权者拥有“独一无二的自我认知”，说白了就是自认比一切人都地位更高，那么，周总理必定不能接受世上有任何人对他不恭。美方版本的“握手门”正是如此理解周总理，日内瓦会议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大权之在》中就讲述，他在场亲眼看到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并认定:

“周恩来从没有忘记此事,他经常向来访者提及,由此给人一种受到了伤害的印象。”

在此，西方人表现出他们的一种典型态度：一旦涉及到中央王国论，那么现代社会的原则就自动失效。他们并不觉得，强行加给周总理的那种不容冒犯的态度，是可笑的；相反，确实是世界错了。“握手门”实际上是美国人不断自我反问的一部分：

如果从二战起，从罗斯福总统到其他决策者，都能及时认识到，中华帝国的天命不在蒋介石，而在中国共产党，于是像英国人那样，主动接纳红色中国进入大国俱乐部，那么，后来的形势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包括，如果只有苏联支持胡志明，那么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惨烈？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觉得“握手门”不是小事，美国一方确实举措不当，所以先后用行动进行纠正：

“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在脑后的第一步。”（《白宫岁月》）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回忆录》）

非是西方无主佑，奈何天朝有高达。——“最新王朝”用以傍身的那个高达，就是中华帝国。

那么，那个鬼斧神工的中华帝国，又是怎么一会子事？

[i] 此据中文译本，未核实原文。

[ii] 基辛格在此用词非常夸张，他显然是指中文里的“天朝”，但Kingdom of Heaven在英文里是“天国”的意思。温切斯特用了“celestial court”来对译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