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节选：十三．饥荒，蝗害，破除迷信

华北人民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惊心动魄而又十分残酷的历史，在此实难用三言两语予以概括。在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山西的“牛皮灯笼”以及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富有反抗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是在日本投降后爆发的激烈内战的序幕。但是，尽管共产党灵活机动，人民群众英勇斗争，日本人的大扫荡也并非一败涂地。虽然日军未能消灭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却迫使刘的部队完全处于守势。同时，日军在华北造成的艰难局面，也使抗日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除了日寇所执行的“三光“政策造成严重的摧残之外，华北人民还经受了更大的灾难。

“老天爷不保佑我们，我们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人也这么说。

那几年，华北平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和歉收。旱灾给人们的打击比日本人的大扫荡还要严重，因为天灾是根本无法抗拒的。饥慌、旱灾、蝗害以及瘟疫，再加上蒋介石的封锁，给边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开始是太行和太岳山区农业歉收，接着冀南发生水灾，河南又遭蝗害，转眼间殃及四省。加之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逃出的近百万饥民，渡过黄河涌入边区。在这些饥民中，家家户户都有半数的人饿死在本乡，幸存者纷纷达到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边区政府大力设法拨出钱粮和土地救济这些灾民，但由于边区自身也歉收，救济能力毕竟也是相当有限的。从河南通往太行山区的路上，饿殍载道。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树上的嫩叶全被饥民吃光，连树皮也被剥得精光，露出白色的树干，象赤身裸体的人那样难看。有些地方，饥民以蚕粪当粮，还有的地方人们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吞食这种泥土的人，也苟延残喘不了几天。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杯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

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

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旱象未有稍减。人们仰望炎炎赤日如火悬空，俯看脚下龟裂的土地，不禁悲叹：“老天爷不让咱们活下去了一些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罪孽深重，受到上帝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世上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帝将一部分人接回天堂。连一般的人都在猜疑，是不是每隔几年上苍就要降一次灾祸于人间?于是全村的人都蜂涌到寺庙里，向佛祖如来、太上老君、城煌土地爷叩头求雨。有不少人身穿囚衣，还有许多人装束成苦行僧，脖子上套着枷板，匍匐在地。另有一些人在自己的颈上刺几个洞，再穿上几条长绳，走动时绳子拖在身后，表示忏悔赎罪之意。

尽管宗教狂热在农村风靡一时，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求神拜佛，搞那些古老的迷信。有一些年轻人就相信“人定胜天”。还有人认为“自助者天助”。也有人大声疾呼，“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就在咱们这里，请他来救咱们吧！“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政府，期待它来援助和救济他们。

老天爷仍然滴雨未降，人们一天比一天感到绝望。在村干部当中，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起初，干部们跟村里所有人一样，也到庙里去祈神求雨。这一切都无济子事，旱情反而越来越严重。他们目睹了老年人搞的那一套摧残身体的野蛮仪式，那种对木雕泥塑偶像的顶礼膜拜。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这些干部在八路军那里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看到达样的情景，心里反感极了。后来有几个年轻人说道：“菩萨不会对咱发善心，干脆砸烂它！“这伙年轻人心血来潮，急不可耐，不顾那些比较谨慎一些的同志的劝阻，也忘记了有关的政策规定。

这伙年轻人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他们冲进庙里，把那些木雕泥塑的菩萨从神座上拉下来，用石头砸烂它们的脑袋。这些奇形怪状的偶像所象征的意义，早已被大多数人所忘却，年轻人就更不会为其所感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迷信的残余。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把那些遍体鳞伤的菩萨们从庙里拖到街上，然后再往它们身上抹黑，最后当众把它们彻底砸烂。这种行动使村里的老人们感到大为担忧。

在旱灾煎熬之下，人们对菩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并没有人出来保护村里的神像。人们看到，自己一度如此崇拜的神灵，竟然无力阻止和惩罚这种渎亵行为，因而断定菩萨的神威还不及村干部的凡力。只有少数老人认为，把神像砸了会更激怒上天，但他们对大祸的行将来临只能暗暗叫苦。

村子里一部分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靠老天爷还不如靠自己，不如靠毛泽东。当初，他们也并没有以毛泽东来取代他们所信奉的神灵。后来，当他们终于渡过了饥荒，又有了好年景时，不少农家在过去供奉泥菩萨的小神龛里，挂上了毛泽东的小像。

蝗虫的入侵使饥荒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在饥荒的头两年，蝗群一来，有如乌云压境，遮天蔽日，席卷边区四省，数日不散，经过之地，庄稼片叶无存。

共产党立印发起了灾蝗运动。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也动员了上十万人到地里去消灭虫害，保护庄稼。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群，人们手拿棍棒，严阵以待。他们就象与敌人作战一战摆开队形，挖掘壕沟，阻止煌群向前推进。蝗虫有个特性，飞不多远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就好比飞机在加油基地着陆一样。蝗虫一落进沟里，人们便挥舞棍棒，奋力扑杀。另一部分人把蝗虫装进麻袋，然后倒入熊熊烈火中烧死。也有人兴致勃勃地大把大把地捉蝗虫然后带回家去佐餐。在冬春季节，还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地里去挖蝗卵，前后总共挖出了二、三百万斤蝗卵。在灭蝗运动期间，共计动用了几亿个劳动日。最后，人们终于战胜了蝗灾。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是边区以至于整个华北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边区人民之所以能胜利地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没有垮掉，完全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所有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指战员都下到农村去领导生产。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个好党员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能手“。战士们和党员干部们与群众一起，积极投入了修渠挖井、耕田浇地等农活，以及灭蝗抗灾的斗争。同时，还把党员干部、战土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口粮削减了一半。党政工作人员的口粮每天还不到一斤小米，而原来的定量是一斤半。他们就想办法上山去挖呀菜、打树叶，掺点小米对付着吃。天长日久，大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头昏眼花，一爬山就晕倒。现在许多干部患有心脏病，就是由于当时在力衰体弱的情况下劳累过度引起的。

八年抗战期间，在共产党所建树的所有业绩之中，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大概就是胜利地渡过了这三年艰苦的岁月。今天他们常说：“一个好党员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耕田种地、挖井浇园、灭蝗抗灾，乃至忍饥挨饿。“共产党人士坦率地对我承认，在三年因难时期，不仅在政府和军队里，甚至在党内，都有人当逃兵。华北闹饥荒的第二年，正是国际形势对盟国最为不利的时刻。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被德国人攻陷。从在山区发行的报纸所登载的点滴消息中，少数干部认为俄国人坚持不下去了。有个在十车前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团长，竟然开小差叛变投敌了。他是一个经受过各种艰苦环境考验的老党员，谁能料到现在也当了叛徒，这件事使边区的领导大为震惊。倘若其他人也步其后尘，那么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士气势必瓦解。

党的领导并没有对大家隐瞒时局的险恶。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的新政策。从部队复员的战士、从政府机关精简的干部，可以在生产劳动和抗旱斗争小发挥更大的作用。共产党的道理很简单：通过反抗蒋介石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共产党人认识到，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党、政府和军队部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唯一的出路。

除制定了这些经济政策以外，党组织还在广大干部中做了大量工作，使大家对最后的胜利保持坚定的信念。党中央提出的基本口号很快传到了各地农村，并在报纸上、黑板报上以及剧场各处，广为宣传。这些口号的主要内容是：“民主必胜，法西斯必败！“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又提出一条新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党的全体领导干部，要对局势的发展作最坏的准备。尽管当时还很难看出形势将恶化到何种地步，党还是作好了应变的准备，以对付更加恶劣的环境。如：再次发生饥荒；在今后三年内仍然得不到国际援助；日本鬼子从太平洋方面杀回马枪；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在军内党内再次发生叛逃事件，等等。党一方面大力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严肃地告诉党员干部要克服因难吃树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厉行节约。

然而形势并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到一九四四年，尽管党中央提出的打败希待勒的口号未能实现，但国际形势开始好转，华北时局亦相应有了转机。

饥荒终于被战胜了，日寇的大扫荡也不如以前那样猖獗了。边区军民开始向日军据点发起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期，他们学会了许多对付敌人的新策略。一些乡镇和小城市相继被收复。同时，全面大反攻的准备工作业已着手进行。

边区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以正规部队的化整为零开始的，这样做使故人失去了重大的攻击目标，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当前的第三阶段，则是以正规部队化零为整开始，旨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此外，还把平原地区游击队的领导干部送进深山去集训，学习运用正规部队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术。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开展了一次政治教育运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指示全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就是整风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四省的党员还对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我们还对美国共产党进行了研究，”薄一波告诉我说，“这样我们就可避免重陷他们的覆辙。““你是说，你们对导致白劳德被开除出党的法国共产党人杜克洛对美共的攻击进行了研究吗？“我问道。

薄一波笑着说：“是的，我们正是研究的这个问题。从中我们认识到党的错误政策的危险性。如果不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薄一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与他以及边区其他人士的谈话中了解到，当时举国上下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共产党很可能受这种普遍厌战情绪的推动而放下武器，使自己陷于与中国其他民主人士一样的处境，即丧失自由，随时都有被监禁的危险在政府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俘虏。这样一来，所有的农会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都将随之而土崩瓦解。

至于被马歇尔所“欺编”的说法，我从边区共产党人士那里，一直未能得到什么确凿的事实根据，说明他们是如何被骗的。我只能这样去理解，马歇尔是美国政策的一位代表人物，因此不能推卸他个人对于这种政策所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一面援助蒋介石，一面又派他来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如果他不赞成使他置身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政策，他本该辞职引退，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就难逃其责。

薄一波接着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发展到成年的时期。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克服主观主义和愚昧无知。它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敢不敢去夺取胜利?“

“你的意思是说，“我问道，“敢不敢夺取政权？”

“不，这并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目前还未到夺取政权的阶段。当前的问题是，由我们来领导中国，还是由蒋介石来领导我们。经过整风，我们懂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方针，并不一定非得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不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原不属本章所叙述的范围之内，但就此略加评论，也井非离题。显然，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共产党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他们能够在旗鼓相当的基础上，与蒋介石争夺域中天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不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还因为蒋管区经济几乎已经完全崩溃，蒋介石参加抗战之初的那点政治资本也已所剩无几。这场斗争并不完全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人与人的斗争，而且还包括双方政策之间的斗争。

蒋介石始终维护地主豪绅在农村的统治，而共产党却提倡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既没有实行任何有效的改革，也从未进行过普选。而共产党不仅在边区实行了广泛的改革，而且在所有农村都进行了普选。蒋介石靠滥印纸币维持的经济，日益依赖于美元，使民族工商业遭受到严重破坏。与此相反，共产党则有一个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工业的纲领。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认为，蒋介石正在把中国引入穷途末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将会看清这一点，并将起来反抗这个独夫民贱。但由于蒋介石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沦陷区，仍然拥有一定的声望，因而立即推翻其统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所能做到的，只是组织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与抗日统一战线有所不同。在当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明确承认蒋介石的领导。而如果现在还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无疑只会使人民泄气，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因此，虽然他们愿意与蒋介石举行和谈，但绝不屈从于蒋介石的政策。一句话，他们决心“敢于胜利”。

至于谈到苏联，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早已得出结论，中国在现阶段尚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缺乏足以组成一支政治上的打击力量的庞大工人队伍。另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未确定，他们是否要遵循苏联的农村政策。我在解放区常听到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土议论说，苏联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另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尖锐批评苏联在土地改革中的过激做法。“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们常常这样对我说，“问题还不仅是俄国人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且他们的基本纲领也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半开始，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就在加紧进行大反攻的推备工作。正规部队从原来的七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民兵也增加到八十万人，原计划是在每一百个居民中发展五个民兵，边区的党组织也如军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达到近五十万人(全国总计约三百万党员)。

一九四五年秋天，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边区军民发起了准备已久的大反攻。八路军司令部的部署是，收复华北所有的重要城市，并夺回同蒲、正太、平绥、平汉、津浦各铁路线。刘伯承将军的初步目标，只限于攻克太原、开封、运城和石家庄，以控制山西全境以及平汉和陇海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在“向日寇进攻！”的口号下，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开始攻取城镇，游击队则殿后扫尾。在短期之内，他们共收复了一百二十七个中小城市。日本人终于在原子弹的威慑之下投降了。蒋介石一面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一面与华北日军总司令官冈村达成协议，规定日军不得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一夜之间，大批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的部下。山西老牌军阀阎锡山，也由日军用装甲列车偷偷地送回他的老巢太原。还有大批伪军固守城镇，等待蒋军前来接收。

与此同时，苏联背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与蒋介石签订了同盟条约。本来蒋介石还忧心仲仲，唯恐德国投降后，苏联在不与他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日军发起进攻。他担心的是，苏军开入东北后，将扶植共产党的游击队执掌大权。看来克里姆林宫对毛泽东在战后的作用是一直持杯疑态度的，因此选择与蒋介石签订条约，应允在东北只承认蒋介石的统治权。直至日本投降一星期之后，当八路军已经开始攻取城市的时候，这项条约才予正式公布。这项条约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斯大林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时，在日本的麦克阿瑟总部也下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只许向蒋介石投降。美国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已开始把蒋介石的军队往华中、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运送。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除了暂作让步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立即断定，暂时不能收复华北各大城市。毛泽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后需要和平并命令八路军各战区部队停止前进。接着，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一时难以收复城市的看法，在晋冀鲁豫边区受到广泛拥护。不论重庆谈判进展如何，边区军民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准备对敢于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迎头痛击。无论如何，即使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他们也决不把边区的主权拱手交给国民党。这一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所有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尤其是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都一致表示，不管毛下达什么命令，他们决心击退来犯的蒋军。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经过一段军事停战时期，逐渐又转入了内战。

回顾过去八年抗战的斗争历程，边区的于部对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感到自豪。

薄一波说道：“我们白手起家，建立了新政府，它包括了进步的民主人土、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组织条例规定，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有时还得对付一下蒋介石军队，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六千人发展到三十万人。民兵则从无到有，最后发展到八十万人。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在三千万农民之中，近二千万群众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百分之八十的人巳摆脱了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束缚。在边区，共产党成为广大农民唯一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一支无敌的力量。

“虽然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边区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水平并末下降，这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手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超过了自慈僖太后在北京执政以来的任何时期。地主及封建经济被取缔，但工商业受到扶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民族资本不是在缩减而是在增长。

“我们决心不借任何代价去保卫这些巨大的胜利成果，那怕被迫打一场内战也罢，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