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为什么周星驰越来越不搞笑了？

周星驰的新片《新喜剧之王》可以说不叫号也不叫座。截止3月5日，该片在豆瓣上仅得到5.8分的评分，这是他的电影中除《西游·伏妖》以外最低的。此外，6.2亿的票房也被《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等远远甩在后面，跟34亿的美人鱼，12亿的《西游·降魔》相比，更是阶梯式断崖下跌。

坊间的评论也是几乎一边倒的唱衰，充斥着各种“炒冷饭”、“江郎才尽”、“重复老梗”的吐槽。自从北上以来，周星驰的票房节节上升，类似的质疑声音也没有间断过。

不得不承认，周星驰电影的搞笑程度在降低，且多是翻用以前的老梗。但是，这并不证明他在炒冷饭，江郎才尽，甚至卖情怀圈钱。

周星驰是作者导演甚至作者演员，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但也注重迎合观众的口味。比如《喜剧之王》本叫《悲剧之王》，但周星驰担心基调太悲惨，观众不太接受，便改为《喜剧之王》。为了大团圆结局，周星驰还经常在让小人物主人公在结尾强行开外挂。而《美人鱼》的故事主体，居然是近几年国内偶像剧非常热门的“霸道总裁爱上我”。

因此，周星驰的电影没以前搞笑，是因为观众变了。

97之前，他的电影扎根于香港，充满了对权威、既定秩序的嘲弄。这迎合了香港人在97大限前宣泄焦虑情绪的需要。97之后，周氏喜剧的受众已经不仅仅是香港观众，《少林足球》、《功夫》甚至产生了海外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周星驰的喜剧呈现出一种复合文本，用动作、特技替代了部分香港以外观众难以理解的语言对白，并以温情、正能量的基调迎合内地观众，从而导致搞笑程度降低。 

97以前：回归大限焦虑的狂欢宣泄

90年代初，香港人陷入了一种对回归的忐忑之中，甚至有一种时间将要耗尽的恐惧。没人能说清楚，回归之后香港人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生活、就业等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变化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但不确定的好，比确定的坏更让人不安。

不安萦绕不去，电影便提供了极好的宣泄出口。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充满着对既定秩序、权威的消解，正好迎合了香港人末世狂欢的心态。确定的身份是既定秩序的产物，当秩序被嘲弄、消解，身份迷茫的不安也暂时得以缓解。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对于周氏喜剧疯狂的解构、拼贴、戏仿，我们这些大陆观众也是无比熟悉的。《大话西游》里，徒弟对师傅不再像86版西游那么尊重，本是有道高僧的唐僧也变成一个啰里八嗦的中年大叔。

《唐伯虎点秋香》里，四大才子迈着滑稽的时装秀步伐出场。他们猥琐、淫贱，连人妖都不放过，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儒雅书生的认知。

大陆观众对于这种闹剧的情节，喜好程度不亚于香港观众。与香港人的身份迷茫不同，大陆观众生活在确定无疑的秩序里，大部分人都按照权威人士（父母、老师及其他长辈）的安排按部就班地生活。个性和多样性被压抑，观众便同样需要电影这个宣泄情绪的出口。

事实上，早在网络时代，大陆的八零九零后便已经学会了恶搞权威。蒙娜丽莎、周杰伦、赵本山、尔康等都被网友拿来恶搞。在冯小刚的《大腕》里，神经病人在以雅典学院为背景的精神病院侃侃而谈。

注意背景

英达和关之琳洽谈葬礼植入广告的事宜，地点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一样的会客厅。滑稽的事件却有着庄严的背景。观众便得到一种嘲弄权威的狂欢快感。

97以后：特技（或动作）+正能量+无厘头的复合文本

但97之后，周星驰的喜剧已经不再像97之前那般闹腾、癫狂。《喜剧之王》里，狂欢式的语言相比从前大量减少，整部电影大多数时候呈现出正剧甚至悲剧的基调。《少林足球》、《功夫》也更多借助特技、动作进行搞笑。

很明显，此时周星驰喜剧的受众范围扩大，因此势必要照顾大多数观众的口味。而动作、特技毫无疑问是比对白更通行全球的电影语言。冯小刚的喜剧火不过长江，因为南方观众很难get到对白里的京派幽默。周星驰97前的电影里，有很多根本无法翻译的对白，便只有香港人才能看得懂，一翻译就会产生“缩水”的情况。

相比之下，成龙、李连杰这种功夫巨星有着全球的影响力。像猫和老鼠、卓别林的哑剧，也是很多文化圈的观众都能无障碍欣赏的。

另一方面，97之后，周氏喜剧闹剧成分减少，正能量增多。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叛逆少年成长为个性青年，但更懂得分寸和大局观。

《喜剧之王》的开头，尹天仇对着大海喊：“努力，奋斗”。

《少林足球》里，阿星说：“人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004年，CEPA协议生效，港产片将不再受到20部引进大片的限制，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电影则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在这种背景下，周星驰呈现出一种更明显的向主流价值观靠拢的姿态，甚至让观众感到明显的说教痕迹。

《长江七号》里，老爸周铁说：“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说谎、也不能打架；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拿；要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周小迪在经历儿童时期的迷茫、叛逆之后，最终也还是成为认真学习的好学生。

《美人鱼》里，珊珊说：“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你挣再多的钱也是死路一条。”对生态保护的强调，同样很吻合主流的价值观。

这种正能量+无厘头的复合，正好反映国人纠结的心态。他们一方面想反叛权威，但骨子里又崇尚中庸之道；他们对所谓的公德良俗即排斥，又拥护，憎恨权威但又依附权威。周星驰90年代的无厘头喜剧在网络及电视的的重播大受欢迎，但如果在大陆的电影院里公映，便很可能被斥为低俗，甚至伤风败俗。实际上，里面很多过火的镜头能否过审都是一回事。

正因如此，国产喜剧的调侃、解构、戏谑大多都控制在善意的范畴，最后都会回归温情与主流，而不是彻底将之颠覆。

而在周氏喜剧的特技（或动作）+主流价值观+无厘头的复合文本里，无厘头不再是电影最重要的着力点，周星驰也自然不会重点对这方面进行开发。像《长江七号》、《西游·降魔》、《美人鱼》都出现了很多自己电影里老梗的重用。比如周小迪在梦中飞天打如来神掌的镜头，便明显挪用自《功夫》。并且，把佛祖形状的云变成长江七号，也是通过戏仿的方式开了一下自己的玩笑。

《长江七号》对《功夫》的致敬与戏仿

因此，周星驰被很多观众诟病江郎才尽，只会重复自己。但个人认为，这不是重复，而是互文。

电影的互文性，从狭义上讲，说的是一部影片与另一部影片或明或暗的（例如，通过影射、模仿、戏仿或混成）参照方式，或者，从广义上讲，说的是一部（影片）文本与其他文本可能会有的各种关系。观众把这些带来欢乐和满足感的参照点一一识别出来，便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愉悦。（参考自《电影研究导论》 ）

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致敬。而通常只有经典的电影才会被致敬。你会致敬斯皮尔伯格，但不会致敬郭敬明。周星驰对自己的致敬，潜台词是不言自明的。

当大陆观众成为周氏喜剧的主要消费者，且周星驰本人已经退居幕后时，他便用自我致敬的方式，让新上映的影片和自己的经典影片产生关联，也引导观众进入回忆和联想。

内因：周星驰严肃创作的需要

说完了外因，再说内因。

周星驰自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连续剧龙套起家，跻身一线巨星的过程非常艰苦。因此，在他最开始红的阶段，搏出位的心态非常明显，在接片时也没什么洁癖。自1990年-1992年，周星驰一共拍了24部电影（不包括客串）。如此高的拍片频率之下，你很难再对影片质量有太高的要求。

实际上，像《逃学威龙》、《赌圣》、《情圣》等电影更多只能说是好看，喜剧元素本身就是为了逗笑观众，背后并没有太多发人深思的东西。

在1989年播出的古装片《盖世豪侠》中，周星驰打架打不过时的一句“不如大家坐下来，饮杯茶，食个包，慢慢说”，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这种离题，以及反英雄式的解构，是日后很多无厘头桥段的雏形。

周星驰日后接受采访时也坦言：“不成功便成仁，因为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一开始就给个主角给我演，我不会想得那么要紧，我不需要这样来博，不用走这一着险招。”

但连续三年夺得香港票房冠军后，周星驰已经和成龙、周润发并列双周一成，跻身一线大咖。此时，他开始追求高票房之余的严肃创作理念。于是，无厘头背后开始有了残酷的底色，尽力展现底层人物生活中催人落泪的一面。

以《唐伯虎点秋香》为例，这部电影表达的其实是人的真实和呈现之间的反差，大多数人只通过你的外在符号定义你。唐伯虎在影片中有多个身份：低等下人9527、书僮华安、大才子唐伯虎。在每一个阶段，秋香都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但实际上，他始终都是同一个人。

在影片的最后，唐伯虎要吻秋香，秋香却要先划拳，唐伯虎倒下。这个镜头搞笑中透露着知音难求、注定孤独的悲哀。唐伯虎以为秋香和他那八个好吃懒做，没事只会赌博的老婆不一样，但实际上，他并不真正了解秋香。

周星驰能够稳居喜剧之王的位置二三十年，正源于这种严肃创作的态度。纯粹逗笑的喜剧很容易落入俗套。你一次通过离题、不协调来制造笑点，可能会取得爆笑的效果，但换汤不换药上演太多次后，观众都已经知道你要从包袱里抖出什么。

因此，周星驰才会尽力寻求更多深层次的表达，并有意识地去“无厘头化”。《美人鱼》表面探讨的是环保，但环境本身是无价之物的隐喻。经济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生态，人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也被金钱所异化。刘轩和珊珊在一起时短暂的快乐，便是久别重重逢的心灵伊甸园。

但颠覆本身也是危险的，观众对重复感到厌倦，但更不喜欢你颠覆预期。他们渴望在熟悉的模式中看到新的东西。如何把握这个微妙的平衡，很考验导演的功力。

而自中国电影拉开商业大潮的序幕以来，张艺谋、冯小刚、周星驰等大师便试图讨好所有人，既要艺术、又要票房、还要迎合主旋律。这是他们每次拍电影，便一定会先被骂，但越骂票房就越高的原因。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怀着熟悉的预期走进电影院，却发现自己被骗了。虽然电影里有很多熟悉的东西，但却有另一些不协调的元素超出了预期。“你不是搞笑艺人吗？怎么老是重复以前的段子，还玩特效、说教？江郎才尽了吧？”

现在，观众似乎开始不愿意为这种不协调买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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