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为何在全球愈演愈烈了？

反智主义其实是底层人民的一种反动，对什么的反动呢？对来自上层的“智慧”的欺骗的反动。

在这里我先引用李德胜同志的一段话：“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别了司徒雷登》

什么叫做科学技术的“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为研究梅毒的传播及致死情况，美国公共卫生部（PHS）自1932年起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启动一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其全称为“针对未经治疗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实验”。

面对免费治疗等条件的诱惑，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201名没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

这项实验违背人性之处在于，研究人员隐瞒事实真相，有意不对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疗。即使是在1947年青霉素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后，研究人员也没有对参与实验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疗。

就这样，这项原本声称为期6个月的计划一直进行到1972年。直到1972年7月，美联社记者才通过一名前公共卫生部官员提供的线索，首次揭开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旋即在美国各界、特别是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于同年成立，受权调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真相。

然而，通过对各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尘封档案的细致搜索，美国记者兼生物伦理学者哈丽雅特·华盛顿发现，该调查委员会当年匆匆数月的调查远远没有揭露出事件本质，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掩盖丑恶事实。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日报道，哈丽雅特·华盛顿计划推出《医学种族主义》一书，讲述她所发现的事实——“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比人们想象的更违背人性和道德标准。

“试验品”均已去世

欧内斯特·亨登曾不只一次地回忆起1932年的那一天，一辆满载医生的客车来到亚拉巴马州梅肯县。他和当地其他近400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穷苦黑人原本以为生机从天而降，孰料从此落入痛苦的深渊。

在这片医疗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当地人当时将梅毒症状、贫血症状以及身体疲劳等症状一律称为“坏血病”。医生们以免费体检、免费治疗所谓“坏血病”、免费提供丧葬保险等条件，吸引当地的黑人男子们加入一项“治疗计划”。

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的采访和调查，这些黑人男子大多是被这样一句话打动，“记住，这可是你能得到免费治疗的最后机会”。然而，对于所谓“治疗计划”的真正目的，这些黑人男子却一无所知。

亨登记得，医生给他吃了两种药片，“然后他们对我的背部进行化验，抽取了什么东西”。吃了什么？他不知道。抽取了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一名“志愿者”。

在此后40年中，亨登又接受了无数次这样的检查。所幸，作为少数比较幸运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虽不治却得以缓解，他也奇迹般地活到96岁高龄。然而，数百名和他一样经历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受害者却没有这般好运。

截至1972年美国媒体首次披露这段臭名昭著的丑闻时，参与实验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于梅毒，大约100人因梅毒并发症而死亡，40人的妻子受到传染，19名子女在出生时就染上梅毒。此后，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两年前，欧内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试验品”全部离世。

为研究不顾人死活

黑人护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她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项目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里弗斯回忆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时的负责人雷蒙德·冯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达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并让患者继续参与所谓的“治疗计划”。

实验还包括一项患者尸体解剖计划，旨在加强梅毒对患者脑部及其他器官伤害的研究。当时的一名公共卫生部（PHS）高官1933年时曾表示，“只有这些患者死了，我们才对他们有更多兴趣。”

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访参与实验的患者家庭，游说患者继续参与实验。她会给患者们分发阿司匹林、维生素等药品，偶尔也会带上一些现金做为“小礼物”。此外，她还要努力说服那些身处死亡边缘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提供免费安葬是她屡试不爽的一个利诱条件。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归根结底，“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试验品”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医学研究的“连贯性”。

这一点在青霉素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梅毒后依旧没有改变。冯德勒曾于1952年表态说，“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项实验。”

由于这种刻意的延误治疗，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提供的数据，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时还有大批幸存者已经处于梅毒最危险的发病阶段。

调查人员粉饰太平

尽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年还是备受维护。就连大力主张以青霉素根除梅毒的美国时任医务总监托马斯·帕伦也为之辩护说，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据哈丽雅特·华盛顿调查，当年那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将调查职责进行到底。

一方面，调查委员会只获得数月时间来调查一桩延续了40年的实验计划，政府官员还拒绝为他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相关档案。

另一方面，调查委员会也直接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当年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弗纳尔·凯夫和杰伊·卡茨在接受哈丽雅特·华盛顿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当初有关部门任命布卢德斯·布特勒为调查委员会主席就是要他掩盖丑闻，布特勒也在调查过程中说服其他调查人员“给真相搀水”。比如，他们明明已经采访了包括里弗斯在内一批关键证人，但当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录音可能会影响证人声誉后，这些关键的录音随即被付诸一炬。

普渡制药和奥施康定

上世纪90年代，普渡制药陷入了经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它盯上了阿片类药物。不多时，普渡制药便研制出一款名为“奥施康定”的鸦片类止痛药。为了将这款药物投放市场，普渡制药先后买通了药监局高管、医疗专家、政府议员等等，让这场并不高明的骗术一直持续了20多年。彼时，普渡制药宣扬公司的奥施康定药物拥有缓释系统，也就是说药物进入人体内的12小时里才会慢慢释放，从而避免使用者药物成瘾。

然而，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普渡制药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而为了让这一谎言成“真”，让药物能通过药物审定，普渡制药买通了药监局高管，让他在测试报告中做了手脚。药物上市后，普渡制药又收买医药专家为自己的产品站台。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医生们把奥施康定当成了止痛良药，患者哪怕只是肚子疼、牙疼，也会被建议使用奥施康定。一场悲剧由此开始蔓延。随着奥施康定的大量销售，普渡制药的营收随之攀升。1997年，这家此前还一度濒临破产的公司，一年便赚取了10亿美元的销售额。此后，普渡制药的销售额更是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

普渡制药实控人萨克勒家族的财富也迅猛攀升，并登上了全球富豪榜第十六位。有数据显示，萨克勒家族由此获得了120亿到130亿美元的利润。然而，萨克勒这一财富的取得，却是建立在数以万计人的鲜血之上。普渡制药的这一谎言并不高明，奥施康定上市不久后，便因造成大量患者出现成瘾症状而遭到质疑。但是，普渡制药通过买通专家、政府官员以及为议员提供竞选资金等多种方法，将质疑的声音压了下来。直到2020年时，普渡制药的谎言才最终被揭穿，向受害者赔偿83亿美元。

故事的最后并不是坏人受到惩罚的大圆满结局，问题暴露之后萨克勒家族早已拿着140亿美元跑路，逃避了法律追责。况且，故事远没有结束。倒下了一个普渡制药，仍有其他企业还在售卖阿片类药物。据美国媒体在本周五传来的消息，美国强生、McKesson、AmerisourceBergen和Cardinal Health这四家制药商与分销商，因为引起美国大量阿片类药物滥用而遭到处罚。

据了解，这四家企业已经在诉讼中得到和解，四方将共计支付260亿美元为阿片类药物成瘾者提供社会服务。由此能够看出，阿片类药物在美国滥用的情况仍旧存在，已经有50多万人因此死亡。可以见得，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但是，想要彻底拔除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毕竟这背后牵涉着太多的利益。

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是怎样为利益集团所用，并在欺骗、剥削和压迫人民中发挥了何等关键的作用。曾几何时，美国人民也曾经对科学技术，对科学家充满了信赖，但是经过了这些血的事实的教育之后，还有谁会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嘴里的“智慧和科学”？

现代科学是如此的的专业化，以至于哪怕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东西，也可能是非常无知的。也是可以被其他专业的“专家学者”欺骗的。更何况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再看看疫情中美国钟南山的表现。

一开始，他说大家不用带口罩，因为戴口罩没用。后来他又要求大家戴口罩，因为可以有效控制病毒传播。这个变化是因为于病毒相关的科学研究发生了什么突破，以至于推翻了此前的理论吗？不是，福奇先生说的很明白，一开始那样说是因为口罩有限，要优先保护医务工作者。说得更明白些，一开始他就是在有目的地骗你的。至于他后来说的，撒谎是为了保护医疗工作者，你真的相信吗？

那么在福奇先生说戴口罩没用的时候，表示不相信的底层人民，是不是就被叫做“反智”了呢？，当他们在一次次受骗之后，再也不相信这些“专家学者”了，把他们说的东西全当做消化系统排放某种废弃气体，是不是就叫做“反智主义”了呢？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曾经是多么地相信那些“专家学者”，他们告诉我们，日本小朋友负重二十公斤可以一天越野前进五十公里甚至是一百公里，我们都无条件的相信了。但是如今呢？某些“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新冠百分之九十八的患者都是无症状的，新冠就是小感冒，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居然就敢不相信了，就敢怀疑人家是不是和内外资本家勾结了。居然就敢拿着“身边统计学”来质疑“百分之九十八的患者无症状”的“科学结论”了。我们是不是也越来越“反智主义”了呢？

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不是底层人民越来越反智了，而是那些“智慧”，那些科学和技术越来越不在我们的手里，越来越被用来反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