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20期文稿：扫码 VS 刷卡，中美寡头的不同生态

大家好，2022年12月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20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0月末11月初，支付宝和微信之间的墙再次传说要倒了，有人发现支付宝似乎推出了向微信转账功能，但媒体实测下来，只是可以通过微信通知对方收款，资金还是是在支付宝平台内循环，完全谈不上互联互通。

督工，为什么支付宝和微信始终不愿意解决转账问题呢？

转账问题只是表现，深层因素是谁也不想让出自己的流量地盘。

最近一轮互联互通行动，是2021年夏天发起的，去年9月，工信部发言人赵志国表示，已经启动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各个软件和APP，不要无故屏蔽网址链接，损害用户体验。企业不能出于自己的考虑，割裂用户应享有的服务。

工信部表态之后，腾讯、阿里和字节纷纷表态要支持互联互通。字节还呼吁互联网平台不找借口，尽快落实。

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以外界的体验来看，各大企业的行动没有口头上那么积极，跨平台发信息、发链接、转账，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手续繁琐，比发个快递还麻烦。

相比之下，2018年5月国家号召拆掉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各省统一清算高速过路费，当年就拆掉了一半，到2019年底全部拆完，现在中国人开车出门，如果不是要换健康码，已经很难在路上感受到省界概念了。

拆掉省界收费站不仅仅影响几十个收费员的工作，也涉及大量资金暂时归谁保管的问题，直接改变20年来的高速公路管理惯性。国家一声令下，一年多就能拆掉所有收费站，而软件之间的墙始终拆不掉，原因在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逻辑。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暂时赚钱是小事，流量才是经营的根本。有了流量，不赚钱也能融资，也能借钱，很多互联网企业从上市到现在一直都在亏钱，也不影响金融企业一直支持发展。微信支付从无到有，最终普及率超过支付宝，就是因为腾讯掌握了社交媒体流量。所以，互联网企业一定要努力在用户流量方面圈地，划出清晰的边界，任何模糊边界的做法，都是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作对，要颠覆整个企业的发展惯性。可能连企业创始人都想象不了如何重建一套发展逻辑，所以工信部的号召得不到响应。

为了维持流量，保护边界，IT企业要雇佣大量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不断调整服务用户的方式，也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依赖。这些任务是21世纪才出现的，就算是行业老手也在摸索阶段，从工作模式来说，程序员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更像是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匠人，而不是工业时代的工人，相互之间不能随意替换，同时普通工作人员对项目也有一定的依附性。

企业重视流量边界，基层工作方式偏向手工业，所以大型IT企业和20世纪大型制造业企业不一样，不会建立可以相互替换的简单模块，而是像过去的游牧帝国那样，建立层层分权的封建军事体制。

一般来说，大型IT公司的创业者就是游牧帝国的可汗或者说大酋长，他会自己控制一些直属亲兵管理财务，同时把大多数业务分给半独立的高管和产品经理，由这些“小酋长”分别去开拓新领土，组成整个帝国的势力范围。

比如说腾讯，从QQ起家，然后搞游戏，最后介入了网络支付和金融业务，也会投资一些经营实体商品的平台，最后和阿里巴巴产生了直接竞争。微信版块是腾讯的一部分，但是，微信在腾讯内部拥有极大的独立性，产品经理张小龙和他的团队不可能被随便换掉，马化腾也不太容易越过张小龙去修改微信的具体功能。

所以，不仅是工信部管不了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就是腾讯内部的QQ和腾讯，现在也做不到互联互通。当初微信起家的时候，从QQ吸引了不少用户，但是微信做大之后，手机QQ内不能直接给微信号转发图片和聊天记录，要先保存到相册里才能发过去。如果要从QQ钱包给微信转账，现在还是要通过一张实体银行卡才能进行。这是互联网行业内部的体制问题，不是简单地为了自身利益抵制国家政策。

其他国家是怎么解决支付平台互联互通的问题？

网络支付是个新问题，历史上最相似的，是visa和万事达两个信用卡平台的竞争。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个人消费爆发，电子技术提升，产生了代替现金的信用卡。

无论是为了吸引资金还是赚利息，信用卡业务都很有价值，美国各个银行开始在信用卡市场圈地，最终在70年代，形成了VISA和万事达两大信用卡联盟，直到今天，这两家企业还控制着美国80%以上的信用卡消费市场，最类似于微信和支付宝的相互对抗。

类似的格局制造了类似的对抗模式，VISA和万事达都一度要求加盟店铺只接受自己的信用卡支付，类似于前两年美团要求店铺在不同平台之间“二选一”。其中VISA卡的市场地位稍微弱一些，所以尤其重视圈地，不仅让签约店铺拒绝其它信用卡，还要求和VISA合作的银行签署排他协议，不允许发别家的卡。美国政府认定这是垄断行为，迫使VISA在1975年放宽限制，最终取消了排他协议。

2004年，Discover发现卡信用卡贷款公司，同时起诉了VISA和万事达，认为他们对普通企业的限制属于垄断行为，最终visa和万事达决定支付27.5亿美元的和解赔偿。

2010年，VISA为了抵制中国银联的竞争，找了防止跨境数据泄露的理由，拒绝和中国银联卡互通交易。VISA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如果受理VISA的双币信用卡走中国银联的清算通道，将重罚收单银行。第一次罚款5万美元。如果再犯，每月罚款2.5万美元。

这项措施不仅引发了消费者质疑，还上升到中美外交谈判的高度。最终，VISA取消限制，中国提供回报，适度放开了国内的电子支付服务市场。直到去年，VISA还被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调查，质疑VISA可能抵制了其他更廉价的借记卡，直接导致股价下跌。在互联互通问题上，美国的信用卡管理是可以给中国提供借鉴的。

为什么美国在信用卡时代能够成功限制寡头垄断秩序？

从市场占有率看，是因为VISA和万事达的地位没有微信和支付宝那么强势，虽然占了8成信用卡市场，但美国的运通卡、发现卡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用户体验不算差。所以政府有底气处罚大公司，不用太担心大公司消极抵制，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从进入市场的方式看，VISA和万事达自己也经历过多家竞争阶段，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而腾讯和阿里在推出微信和支付宝两个平台之前，已经是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了，它们凭借社交软件和电商流量，直接掐死了其他企业在支付市场上的经营资格，从一开始就各自只有一个对手。腾讯和阿里甚至不知道支付市场还有自由竞争的选项。

从企业发展历程看，visa和万事达都是银行间的联盟，加盟银行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诉求，想在内部执行严密的垄断纪律也有阻力。而互联网企业虽然内部也有斗争，但通过技术手段就能圈住流量。

另外，中国是从现金时代一步跨进互联网支付的，落差很大。而在信用卡支付平台之前，美国早就有发达的银行间清算体系，用支票服务替代了很高比例的现金交易。这些支付系统虽然不如信用卡方便，但是因为历史传统，而且收费低，还在美国民间长期保留，所以信用卡企业不能随便搞垄断。

过去五六年时间，中国人快速适应了电子支付的便利，但也付出了培养寡头经济的代价。从中美支付方式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必须在反垄断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才能阻止企业滥用垄断地位。

美国最先发起了互联网革命，为什么电子支付技术不如中国发展快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信用卡和支票，已经明显减少了现金交易的麻烦。剩下那些采用现金交易的店铺，往往是主动逃避银行清算的。因为美国政府税收制度比中国完善，非常善用利用银行数据来调查企业经营情况，抓逃税不分企业大小。如果想逃税，只有用现金交易才可能，美国很多中餐馆的主要利润，就来自现金交易提供的逃税机会。

中国的税收制度比美国粗放，也不重视用银行大数据差偷税，对大企业尚且留了很多漏洞，对小企业和个体户基本上就是放任态度。所以中国小店铺不怕使用电子支付提高税收压力。这些面向普通人的小店铺虽然营业额不高，但最影响普通人的消费习惯。所以美国的电子支付渗透率不如中国。

中国的互联网大企业利用了中国税收体系的漏洞，快速圈地，几年内就把电子支付的比率提高到90%以上，从提高社会效率的角度来说，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在支票和信用卡时代的便利，到了下一个时代也会阻碍新技术的推广。

现在中国的电子支付技术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但在体制上，各大互联网公司还是坚持自己跑马圈地时代的经营模式，根据本能去搞垄断。这很容易导致我们在新一次产业革命中落后。必须由政府出面，用严厉的法律给这些垄断企业制造压力，逼他们放弃圈地发展的经营思路。

就在传闻微信和支付宝互通的同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腾讯和阿里这些企业可能会被国有化。这是不是破除垄断的方式？

垄断问题必须解决，但恐怕国有化不是个好想法。

前面我提到，大型互联网公司圈地发展的模式，类似于历史上蒙古、突厥这种游牧帝国。

现在说起游牧帝国的统治模式，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缺点，比如说野蛮、残酷、诸侯割据，容易内战。但我们也要看到，游牧帝国往往比农业帝国更有活力，更积极地扩张地盘。蒙古扩张，对于欧亚大陆的很多国家是灭顶之灾，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土能超过顶峰时期的蒙古帝国。

在生产力还有增长空间的时候，扩张本身就是最大的合理性，一俊遮百丑。我们批评支付宝和微信钱包，并不是因为他们搞扩张，而是因为他们在没有扩张空间之后，还像扩张时代一样看重地盘，宁可影响用户便利也要控制流量。

如果换成国家直接经营，我很怀疑国有企业能不能在扩张中淘汰低效率团队，做出更符合群众需求的互联网工具。我举个例子，今年是2022年，9月30日有一个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忽视的新闻，就是中国移动终于解散了飞信团队，放弃了自己开发社交工具的努力。在这之前好几年，飞信就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遗忘了，换成任何大互联网企业，都不可能把一个失败的团队养这么久。

很多人考编制，争取国企职位，说这是“上岸”，认为终身雇佣制有安全感。但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国企的股东兼老板，要从国企的盈利得到好处，为国企的亏损承担财政补贴。飞信的案例说明，国企内部还是太和谐了，不适合在群众需求快速提升的年代去开发日常互联网服务平台。铁饭碗对于吃饭的人来说是安全感；对于制造饭碗的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就算话题只限于反垄断，国有化也未必是个好选项。还是用飞信软件当例子，最高峰的时候，飞信也有接近一亿的活跃用户，是国民社交软件的重要竞争者。但是，当时的移动公司部门负责人得意忘形，决定只允许移动公司的手机用户接受飞信内容，想利用飞信的相对优势挤死其他通讯公司，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结果不仅是移动公司输了，连飞信也快速退出市场，变成了用国企资金供养的负面资产。

所以，至少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不认为应该对大型互联网公司搞国有化。重点还是应该加强反垄断监管力量，加强集体诉讼制，让带头维权的群众代表能捞到好处，让律师通过搜集反垄断证据发财，这才是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的最佳路线。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之前的一些发言。

2020年1月31日第71期睡前消息，标题是《防疫反应过度，也会“杀死”中国人》。当时我表达了对过度防疫的担心：

最近几天，在各地干部被中央的命令激活以后，隐瞒和消极维稳的情况已经基本消失了，但是，似乎有另一种负面趋势在发育，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用“假积极”的方式找存在感。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浪费资源是小事，乱决策，增强疫情就麻烦了。比如说，1月25日，天津要求全部公务员返岗上班，只有已经进入湖北的除外。

1月26日，山东很多地区也发出了类似的要求，公务员全部上岗。

如果这些地方的疫情发展到几万人隔离，需要所有公务员不分职务，都带上防护服去隔离区执勤，我觉得都叫回来也合理。但实际上，在天津和山东发命令的同时，全国被隔离的人口也只有3万人，大多数集中在湖北，北方省份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人力，何况是没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力。在全国都延长假期的大背景下，提前把几十万上百万的公务员拉出来，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公共卫生隐患。地方上出台类似的政策，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自己努力防疫，而不是为了真的防疫。最近几年，在国家严查统计造假以后，天津和山东都出现了严重的gdp缩水，恐怕也不是偶然现象。

…………

现在中国每年的医疗卫生总开支是6万亿左右，如果没有这每年六万亿，人均预期寿命可能要减少十几岁，有上千万人会快速死亡。粗略地说，医疗投入每减少几十万，我们就会杀掉一个中国人。所以，从统计角度来说，人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价钱，如果经济停滞或者萎缩1个百分点，就必然有几十万人额外死亡。中国经济停转一天，公共卫生系统就必然少拯救上千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死于流感，死于救护车不足，还是死于新型肺炎，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虽然疫情严重，但也不能以防疫为理由，随便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制造阻力。放假和阻断交通都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不仅不符合效率，也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2022年的今天，全国各地都在快速放松防疫政策，我把当时的发言翻出来，不是想说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想提醒社会，制定政策的基础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立场，而是通过考察社会获取的量化数据。

疫情持续到第二年的时候，社交媒体上的争论已经开始两极化，仿佛只有“清零”和“躺平”两种选项。现在疫情延续到第三年，我发现，不只是网络言论两极化，地方政府的选项也开始两极化，真的会从不惜代价的“清零”一步过渡到毫无控制的“躺平”。

我的确一直说无条件的严管清零不可持续，但既然不可持续，就应该早点为全面感染做准备，用一个平缓的过渡来最大限度减少冲击。比如说，提前几个月，就应该逐步建设针对呼吸道疾病的简易ICU，一方面要立法强制所有人打疫苗，另一方面要建立国家补贴的疫苗保险制度，提供远远超过工伤补贴的补偿，让所有产生副作用的人群没有后顾之忧。

甚至中国可以考虑分省区有控制的放开，每次放松几千万人的防疫要求，同时在全国集中医疗资源，解决这几千万人的冲击，然后再转移医疗资源，去放开下一个地区。疫情持续了3年，我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些准备。

但是，因为一度“清零”成为基本原则，所以为放开做准备的事情提都不能提。很多地方用作隔离的方舱医院都从地平线修到地平线了，卫星地图上都藏不住，但谁也不敢说拿出一部分资源准备迎接全面感染。到最后，无论是建方舱隔离还是做核酸保持严密检测，地方政府都普遍没钱了，甚至人民群众的耐心也耗尽了，全社会在被动状态下选择了实际放开。

很多人说，3年时间太短，不足以训练足够的人力，所以做成这个样子很不错了。这里我要提醒各位一个基本数据，中国每年毕业的医学相关专业学生近百万，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成为医生。过去三年，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些受过基本医学训练的人力组织起来，针对老人和基本的呼吸道疾病做救急训练，早就拥有上百万额外的医疗力量来面对冲击了。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我们只是缺乏主动应对变化的精神。

从现在的现实来看，当初坚持“清零”，不允许反对意见发生的人，就是直接导致了现在事实“躺平”，导致社会在无准备的状态下迎接冲击的责任人。这一点甚至也体现在我们媒体行业。大家看看各个媒体的社论栏，看看自媒体的发言风格，那些一年前把“清零”说成信仰的社论作者，那些几个月前诅咒任何其他方案是外国阴谋的自媒体人，是不是最近急转向，开始为全面放开唱赞歌。对于这些言论来说，人命是一文不值的，流量和认同感才是唯一值得关心的事情。

当然媒体的问题还是小事，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决策信誉问题。包括新疆在内，很多省区最近都出现了防疫政策的全面转向。公开理由是清零工作初见成效，可以让群众自由活动了。但所有人都知道，病毒不会这么听话，各地的病毒也不会相互约好了一起退场。各地政策一起转变，只说明一点，就是地方政府耗尽了财政能力，也丧失了严控社会的能力。在压力下被动做出了选择。

从前面的反垄断话题看，中国社会社会还远远称不上完美，需要频繁做出变革，改造政府的管理模式，才能促进生产力进步。但最近的防疫方案转向又说明，如果我们的政策往往是被形势推着走出来的。以后再出新政策，群众就不会相信这是引领时代的新思想，反而认为必然是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做的被动应付。

群众对政策的先进性产生怀疑，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必然会给中国社会进步制造巨大阻力。我们必须尽快做几件能修复信心的事情。让群众通过充分参与理解改革的必要性。

520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