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欧洲对中国的评价

在新儒家眼里，欧洲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子文明，近代欧洲人推崇中国的一切。后来为了否认西方文明来自中国，所以抹黑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有着某种关系，但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干脆说“儒家”或孔夫子如何推动或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这不符合史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希腊史专家廖学盛先生，曾勉励年轻人研究历史：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二要注意多方面知识的累积。研究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希望有人能做到。

先说夸的方面，伏尔泰就非常推崇中国文化，有人将他称为西方的孔门大弟子。伏尔泰是世界级的大作家，“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领袖和旗手”，在西方，大约是有代表性的，他在《论荣耀》里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他说那五个“最”的时间是1739年，正是“我大清康乾盛世”的时候，读过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人都知道，伏尔泰倡导宽仁，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奉为至理。为了发扬他所说的“中国精神”，他还根据元曲《赵氏孤儿》，写出了剧本《中国孤儿》，为中法文学交流的历程竖了一碑。伏尔泰还将中国《今古奇观》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节照搬到他的小说《查狄格》里。

他在《风俗论》中说：“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在他眼中，中国有开明的政治：“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有完备的体制：“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有良好的道德：“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有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在伏尔泰的笔下，古代史，没有哪一个比得上希腊。那里的人们自由而幸福，“理性的通道向所有的人大开，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驰骋飞翔，希腊人因而成为地面上最有才华的民族。”至于说到他生活的时代，即十八世纪，他说能与古希腊相类的，那就是英格兰：“它之所以成为最开明的民族，是因为那里的人能够不受惩罚地思想。”

伏尔泰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全部建立在到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修士的信件和书籍上。伏尔泰与法国的旧制度即王权专制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的觉悟还没有到否定君主制和主张宪政民主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不及同时代的孟德斯鸠），他要的是“开明君主”，能容纳不同意见、宽容异己信条（包括宗教信仰）就满足了。因此对于康熙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宫廷内传教以及在“百年禁教”开始时雍正“礼送”传教士之举，他即视为帝王“宽容”异己的范例，写进自己的书里（《论宽容》）。至于雍正大搞“文字狱”，清王朝内对异己者的大开杀戒，伏尔泰或则充耳不闻，或者根本不知道。

同样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先驱之一而留名后世的孟德斯鸠，在他的一生中也以极大的热情了解和研究中国，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和评论。例如《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提及中国的多达二十一章五十三节。又如孟氏生前未版的《地理》，是一本为写作搜集素材的笔记，其中大部分是他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时所作的摘录的随感，堪为“中国专集”。

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虽然数百次谈论中国，但他却不是那支歌颂中国合唱队的成员。相反，他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颇多批评和指责。

他曾说：“让我们摆脱成见吧，我们把他们(中国人——笔者)说得如此之好，未免言过其实。”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此令人赞叹，鞑靼人怎能转眼之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如所周知，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以品德为原则，君主政体以荣誉为原则，专制政体则以恐怖为原则。

孟德斯鸠所研究的共和政体，大多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这种政体虽好，但已是历史陈迹；君主政体是他心目中现实的最佳政体；他不遗余力加以攻击的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专制政体。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可言。皇帝动辄以大逆罪处置臣僚和百姓，“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他认为，中国的刑罚酷烈，炮烙、凌迟等酷刑令人发指，而且往往株连九族。人民战战兢兢，生活在极度恐怖之中。他认为，中国人口奇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每遇饥荒，饿殍遍地。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因衣食无着而无力扶养后代，弃婴到处可见。他还认为，中国既无议会，也不实行三权分立，因而具有专制政体的性质：“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孟德斯鸠还认为，由于气候的影响，中国人趋向奴性。

孟德斯鸠说，不可否认，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使中国的政治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其一，共和国需要监察制度，而专制国家并不需要监察官，但是，中国例外，它有自己的监察制度。其二，在中国，刑罚越增加，他们就越临近革命。这一点类似于共和国和君主国。其三，中国既不同于完全专制的俄罗斯，也不同于共和的英格兰，因为俄罗斯抢劫经常杀人，英国抢劫从来不杀人，而中国抢劫不常杀人。其四，专制国家是需要奢侈的，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口和饥荒遏制了奢侈，中国的皇帝为了维持帝国的存在，就鼓励勤劳和节俭。这使得中华帝国带有共和国的特点。他举例说，唐高祖所谓“一男不耕，一女不织，帝国内便有人受饥寒”，明朝永乐皇帝禁止挖宝石、关闭矿山，都是皇帝提倡节俭的表现。但是，孟德斯鸠设问：“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够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在他看来，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君主们不愿意行使一般性的监督，而是事事都让自己来管理。西方早期的传教士赞美中国的政治，也许是他们被中国政治的外表所迷惑，也许是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中国政府没有达到专制政治应有的腐败的程度。

如果说伏尔泰和魁奈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倾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热’的主要代表，那么孟德斯鸠则是从总体上否定东方及中国的所谓‘对华不友好人士’的代表者。

在近代西方哲学家当中，对中国及其文化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莫过于康德、黑格尔与尼采。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三个人一再受到中国人的赞赏与重视，尤其是康德。

在康德《中国（口授纪录）》中，写道：“中国人报复心强，但他们总可以忍耐到恰当的时机才发作。他们那里没有决斗的习惯，他们非常贪玩，可胆小怕事，他们勤勉、恭顺，奉承起人简直是天花乱坠。他们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妇女年幼时就被迫缠足，因此，她们的脚还赶不上三岁孩子的大，她们终日低垂着眼脸，从不裸露双手，不过，却各个长的白皙、秀美。

中国的天文学尽管历史悠久，在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北京就建造了一座天文台。然而，他们的历法却错乱不堪。他们公布日食几乎从未精确到天，更不如我们这里精确到了分钟。不过，他们是从星云表中推算出日食发生时间，所以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学者会相信发生日食是龙在吞食太阳或者月亮。他们采用击鼓的方式，试图从龙嘴里夺回太阳。这可能是蒙昧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旧迷信。然而它却被因循守旧的中国人保持了下来，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愚昧。数学及其他的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福音做出了贡献，但未带来科学上的奇迹”。

康德在 《自然地理学》中说： “孔子在他的著述中只为王孙讲授道德学说的内容……并且提供了许多先前中国王孙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的概念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他 又 说： “他们的道德和哲学只不过是一些每个人自己也知道的、令人不快的日常规则的混合物”；“整个儒家道德是由一些与伦理相关的格言、谚语组成的，这些谚语、格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一口气把它们背诵出来”。

康德同样没 有 放 过 中 国 哲 学 的 另 一 位 创 始 人 老
子。他说，神秘主义 “宁可耽于幻想，而不是像 一个感官世界的理智居民理所应当的那样，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感官世界的界限之内。因此，就出 现老子关于至善的体系的那种怪诞。至善据说就 在于无”。“中国的哲学家们在暗室里闭着眼睛， 努力思考和感受他们的那种无。因此，就出现了（西藏人和其他 东 方 民 族 的）泛 神 论，以 及 后 世从泛神论的形而上学升华中产生的斯宾诺莎主义”。

如果以上这些算是哲学家看问题角度不同的话，那卢梭对中国的论述说得上是毫不客气。

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第戎科学院（属于当时欧洲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勃艮第公国）的1749年度征文）中写道，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它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由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这其实是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着的事，是文明演进中的普遍规律——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被腐败文化瓦解，而它的崩溃和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到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事实的证据呢？其实，可靠的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如果他们不是满身恶习，如果罪恶之事在他们中间不是司空见惯，如果大臣们都有见识、法律都很严明，如果这个庞大帝国的众多居民能保证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那些饱学之士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满身的荣誉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让它处处都是奴隶和坏人吗？”

在早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称颂中国，真正原因乃是出于批判欧洲社会现实，首先是批判教会与教权的需要；能够据以评判与改变欧洲社会现实的“尺度与标准”。

但对所有成熟的启蒙思想家来说，不仅中国不能成为标准和尺度，而且中国本身也要成为批判与检验的对象。所以我们会看到欧洲对中国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出于道听途说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