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使西方政体走向衰落，给中国什么启示？
资深生物制药专家
在过去的短短几年，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2018年德国极右翼政党崛起，2019年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堪称主要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民粹主义崛起导致西方国家的政界陷入攻讦之中，顶层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大大降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上任2年多以来，“脱欧”成了头等大事，其他的已顾不过来。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下院于2019年1月14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首相处心积虑提出的“脱欧”法案，2月14日进而否决了政府继续与欧盟谈判“脱欧”的动议，使得政坛陷入尴尬的僵局。特朗普政府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难以产生共识，为了修建边境墙的预算，创下了联邦政府停摆35天的纪录。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由于支持率下降，不得不与政见相左的社会民主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同床异梦的日子可不好过。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以街头政治的手段，使得法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已陷入停顿。真可谓“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
民粹主义的土壤是什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国家出现民粹主义浪潮，与这些国家的政体有密切关系。我们很有必要探讨一下，主要西方国家的政体是如何进化出来的。现代西方政体并没有久远的历史，所谓“宪政民主”指的不过是多党制、议会辩论、全民普选这套架构。多党制和议会出现得相对较早，19世纪后期大致成型；但是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形成的。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很晚才接受这套政体，例如：希腊1974年通过公投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葡萄牙于1974年通过“康乃馨革命”结束军人独裁统治；西班牙直到1978年确定新宪法，才算结束了维持40年的军人独裁统治；前华约国家则在东欧剧变后，将现代西方政体作为“政治正确”移植到本国。
人的生命相当于历史进程而言，是比较短暂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最年轻的也有90来岁了。许多人对于自己未经历过的历史时代所知甚少，往往对自己青少年时代就看到的东西感到“司空见惯”，产生“世界本该如此”的错觉。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进化出来的，时刻处于运动状态。过去尚可接受的政治制度，放在现在未必合时宜，将来还会被淘汰掉。这才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法则。若把仅有几十年历史的现代西方政体说成是“永恒的”，那就显得滑稽了。
现代西方政体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美包装。现代西方政体外在的“包装纸”是“一人一票，重在参与”，至少在表面看来，每个人都有选票，可以在某些场合参与表决；但是其内核是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政权，这是通过两类手段来实现的。
一是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内普遍为权钱交易预留充足的空间。在美国，企业或个人给政客的后援基金会捐款，属于维持政治运作的常规操作；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各类捐助一概笑纳；日本和韩国的统治阶层干脆就是政客和财阀的联合体。
二是资产阶级有充足的手段操纵选举。选举产生的政党、政客更迭，基本上是将权力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转移。因为，选举需要媒体作为传播渠道，而媒体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换句话说，购买传播渠道是需要花钱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都难以承受这种开销，所以在政治上必然被边缘化。
现代西方政体为什么给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问题就出在把“一人一票”推向了极致。政客为了获得更多选票，经常使用煽动性的宣传，给民众灌输一些简单粗暴的观念。例如，特朗普给失落的白人选民灌输的观念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贸易战会让制造业回到美国”，英国的脱欧派给公众灌输的观念是“欧盟干涉英国商业”、“英国不欢迎移民抢饭碗”。
上述简单粗暴的观念显然缺乏客观依据：制造业就业机会是美国企业主动转移到国外的，怎么能说是中国人明抢的呢？打贸易战更不会解决美国本土制造业人力成本高、人材不足的状况，美国经济的宏观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移民抢英国人饭碗”这种说法就更不公道了，在英国的东欧移民大多从事一些传统英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薪酬不高且又脏又累。如果没有这些东欧移民，英国城市分分钟被垃圾堆满，连通下水道的工人都找不到。
然而，许多民众不仅知识贫乏，而且不愿意学习和思考，简单粗暴的观念最适合这类人。走民粹主义政治路线的政客，只要把一些简单粗暴的观念与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挂钩，就不愁没有拥趸，而选票则成为无知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手段。炒作民粹主义的口号，对于某些政客个人有好处，短期内增加了他们的政治资本，但是，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却是非常不利的。
历史往往是相似的。著名政治学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曾参与制订魏玛德国的宪法，这部宪法给予民众的自由，在程度上远超当时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就是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下，纳粹党依靠炒作民粹路线迅速壮大。在1928年的选举中，纳粹党的得票率仅2.60%；在其后几年中，纳粹党给备受经济危机煎熬的民众灌输“犹太人挤占了德国人生存空间”、“选纳粹党就会有面包”这类简单粗暴的观念，到了1933年3月，纳粹党竟然以43.90%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魏玛德国的历史也随之终结。也就是说，纳粹党是利用民粹主义、通过合法的手段上台执政的。想想当年纳粹党壮大的历史，再看看今日美国特朗普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拥趸，以及英国极端的“脱欧派”，不禁让人心生寒意——简单粗暴的观念配上无知的民众，足以将国家引入歧途。
民粹主义的现实危害
在以往政治学的探讨中， “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往往缺乏明确的定义。从对现实的观察来看，民粹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认为民意是绝对正确的天然公理，民众是不会错的。
2）认为治国理政不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普通人即可胜任。
3）认为直接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从长远来看，民粹主义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起到的是阻碍作用，其负面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易被短期利益所驱使诱惑。政客为了赢得选举，会向民众承诺财政上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使得举国上下不思进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希腊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2】。而另一方面，深谋远虑、为国家长远计的改革措施，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短期利益而难以推行下去。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了解决巨额赤字，计划削减公务人员规模，然后立刻爆发21万人的大罢工。历史上，苏联和中国都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内部积累资金、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这种泽被后代子孙的事情，在民粹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怎么可能做得下去？
2）决策极为轻率。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就属于玩脱了——时任首相卡梅伦原来是想利用公投支持自己将英国留在欧盟之内的想法，但是他的预判错误，“脱欧”竟然在公投中获得微弱优势。然而，支持英国脱欧的老百姓根本没有预想到“脱欧”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将重新设立边境隔离，一度沉寂爱尔兰分裂主义势力又有了新土壤；英国的外贸将因为脱离统一关税体系而受到打击，整个英国商界对于“脱欧”前景的看法非常悲观。实践证明，重大决策其实需要知识支持，而这种知识储备往往是普通民众并不具备的。
3）民粹主义造成的错误决策难以修正。英国首相不敢说民众错了，但是事实上“脱欧”在操作上寸步难行。全民公决这种手段，让很多无知民众参与到决策中来。如今英国政局混乱，国家发展缺乏明确方向，而昔日投票泄愤的民众不过是在酒吧里继续发牢骚罢了，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如果民意成了不可置疑的“天然公理”，也就没有人能够修正它。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政体正在被民粹主义反噬，从而走向衰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西方国家均无力解决大量国内矛盾，压根没有资格作为中国的榜样。因此，在政权建设这方面，中国没有榜样，唯有实事求是、奋力前行，开拓一条真正符合国情、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道路。中国应当抛开西方陈腐而浅薄的话语体系，重新认识民主，进而重新定义民主。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
如何建设符合国情的民主
前文探讨了民粹主义的特点。不妨从民粹与民主的差异入手，探讨如何建设真正有意义的民主。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民主是讲究功能的。民主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目的决定合理的手段。“为民主而民主”纯属不切实际的空想。
民主的实际功能，主要是 协商，决策，监督
民主协商的意义是协调利益关系，可以精炼地总结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照顾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指的是民主决策的参与者要有大局观，主动遵守规则；“多数照顾少数”则是为了避免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协商要尽可能照顾各群体合理的利益诉求。民主协商贵在坐下来一起好好地商量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简单的票决制是非常低级的民主形式——如果没有坐下来好好商量事情这个过程，票决的结果可能是非常粗劣的。
民主决策的意义是集思广益。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况下，集思广益有利于尽可能地搜集专业的意见，降低系统性风险。“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例如，企业里的董事会、监事会，就是民主决策的一种形式。当然，民主决策的前提是“不确定性很高”，不确定性很低的事情往往不需要用民主决策来解决问题，因为民主决策本身是有成本的。把一堆人召集到一起来开会，除了直接造成的会务成本之外，还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人大代表不是全职工作，开会议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暂时离开本职工作来参会，由此损失的本职工作的产出就是机会成本。因此，对于不确定性很低的事情，民主决策的成本相对决策价值而言，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事先经过充分论证的流程来取代民主决策。例如在大医院里，病情不复杂的病人，主治医师直接按照临床指南治疗就可以了。这里的临床指南就是必要的流程，而只有复杂危重的病人才需要专家会诊这种民主决策方式解决问题。
民主监督的意义是防止公职人员腐化堕落。民主不仅包括选举权，还包括监督权、罢免权等。将公职人员置于全天候的监督下，是恩格斯和列宁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构想。这是防止权力异化，保证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根本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长期执政时期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目的决定合理的手段。民主的实际功能 协商，决策，监督，目的有所差别，实现形式自然有所不同。严格来说，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都是有准入门槛的——这个准入门槛不是财产权，而是才能与德行。以财产权划定准入门槛使得历史上的所谓“民主”沦为少数剥削阶级的特权，自然不可取；但是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绝对不是民主的终极形式。不妨用反证法思考一下——倘若民主对参与者的素质没有客观要求，给猴子发选票能否实现天下大治？
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客观上需要知识和经验储备，参与者的才能应当与商议的内容匹配。例如，为了治疗复杂，危重的病人，医院会组织专家会诊，而不是把病人的七大姑八大姨拉过来——她们不懂医学，能出什么好主意？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同样需要德行，参与者必须高度尊重自己所行使的民主权利。1998年我国实现村委会直选后，“花钱买票”的状况事实上大量存在。某些农村群众缺乏民主素养，一点蝇头小利就可以收买他们手中的选票。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形式合法”的途径渗透到村委会，能说农村群众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民主决策还要讲究组织纪律性。民粹主义的根子说穿了还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群体利益而存在。抱有这类想法的人，惯于只谈权利不谈义务——只要自己的某些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立刻撒泼打滚。乌克兰和某些非洲国家的议会经常上演的“全武行”，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打成一锅粥的劣质民主，压根儿办不了什么正事。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奔着解决实际问题去的，那就必须讲究组织纪律性：决策之前，参与者严肃行使民主的权利；决策之后，参与者有坚决执行决议的义务。民主的本质是妥协机制，参与者不应妄想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获得最高利益。
才能与德行的准入门槛，意味着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不可能无限度扩大，因为民主参与者的素质需要与协商和决策内容相匹配。例如，业主大会投票决定小区的规划、使用哪家物业公司，这都合情合理，因为这些决策内容是业主们普遍熟悉和关心的；然而，通过全民投票直接制订国家大政方针，现实中就缺乏可操作性，因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决策的背景、以及决策将产生的后果。英国“脱欧”公投使国家迷失方向、进退两难，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推崇的贤能政治思想，反倒有更多的合理性——某个层次以上的协商和决策，客观上需要通过选贤任能来实现。
民主监督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的普遍参与性，这个反倒不应该设立准入门槛。监督公职人员本来就是每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有越多的群众参加民主监督，公职人员就会愈加谨言慎行。历史上，苏联的纪检体系未能有效制止政权腐化的根本原因，是这套体系并没有充分信任群众、发动群众，而仅仅是用更少数的人去盯着掌权的少数人。结果自然是：1）盯不过来，漏网之鱼何止成千上万；2）碰到个别权势人物的利益，案子说压下来就压下来。例如，1980年苏联渔业部走私案因为牵涉苏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最后不了了之。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的纪检体系并未跳出苏联体系的窠臼，也暴露出了相似的问题。好在十八大以后推行高压反腐，全面从严治党，整合国家监察力量，情况终于出现了改观。从出台“八项规定”到解决“四风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总之，光靠更少数人监督少数人，是没有前途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根本还是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世界范围内廉洁程度较高的国家，都有高度完善的群众举报机制，群众提供的线索会得到充分重视，最后也真管用。这是中国在建设国家监察体系的进程中应当高度重视的方向。
结语
很多人喜欢谈民主，但是未必清楚什么才是民主，甚至不理解民主和民粹的差别。本文从源头上分析了民粹与民主的差别，指出了民主的实际功能，并且初步探讨了实践民主的手段。纸上得来终觉浅，原知此事要躬行。不客气地说，许多政治学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许多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压根不懂人类社会的底层规律。跳出陈腐的话语体系，探究事物的本源，反而更容易产生真知灼见。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5%85%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