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疫情真要讲究工作方法

中秋节前一天傍晚，我乘高铁抵达合肥南站。出站时遇到一番壮观景象：大量旅客聚集在北出站口的换乘大厅内等待出站，几十位防疫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我目测了一下，大厅里聚集的待出站旅客足有六七百号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反而增加了传染风险。试想一下，如果六七百号旅客里真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场人员岂不惨了？从权责上说，在铁路到达口刷完身份证之后，旅客就不再归铁路系统管理。因此，出站前的大规模人群聚集，其实是合肥当地防疫部门的责任。

排队等待的过程极为漫长，我足足等了30分钟才走完出站流程。世事洞明皆学问，经过认真观察，我发现防疫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防疫人员的工作流程出了大问题——为什么出站等待时间这么长呢？每个旅客都要过闸机；每个闸机前面守着一位防疫人员，不厌其烦地提示旅客：拿出手机，在闸机上先扫健康码，然后再扫行程码。接下来防疫人员按照旅客的出发地分发一张卡片，让旅客持卡片走不同的人员通道。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健康码和防疫行程码，是两个不同的界面。旅客需要自行操作手机才能完成切换。况且相当一部分旅客并不清楚如何切换，防疫人员还要代为操作。如此一来，每位旅客通过闸机的平均时间长达30秒。而且只要一位旅客在闸机口遇到状况，他后面的整个大长队全都会被堵得严严实实。所以闸机事实上成为了旅客出站的控速步，每台闸机每30秒才能放出一位旅客。

防疫工作组织者的数学很差，设计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工作流程。实事求是的说，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聚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深圳北站和广州站的人流量都极大，与合肥南站至少在同一个数量级，而且这俩车站还要求每个旅客到站之后都测核酸；即便如此，这俩车站从未出现如此拙劣的旅客出站不畅的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减少每位旅客过闸机消耗的时间。

参考深圳北站的做法，我认为合肥南站的防疫人员应该设计以下出站流程：

1- 设置两道闸机，取代先前的一道闸机。

2- 第一道闸机只需要扫健康码。旅客在上高铁之前就已经刷过健康码，只有健康码是绿色的旅客才能上车。因此从逻辑上讲，下车时旅客的健康码不是绿色的概率极低，大概只有在核酸报告出阳性或被判定为密接的情况下，健康码才会在乘车期间突然变化。也就是说99%以上的旅客都可以刷出绿色健康码，估计不到千分之一的旅客会成为例外，直接走个分流通道即可。

3- 第一道闸机和第二道闸机之间设置20-30米的通道。通道两边张贴多个二维码，旅客用手机扫一下，就可以自动切换出行程码。切换行程码的过程在走这20~30米通道的过程中自动完成，并不造成额外的被动等待时间。

4- 第二道闸机扫行程码。扫码之后由防疫人员根据结果组织分流。多数旅客直接出站，少数需要加测核酸。

过一道闸机耗时2秒，过2道闸机总共耗时4秒。这比在单一闸机面前折腾30秒要好得太多。在不增加防疫人员数量的前提下，单位时间内出站的人员可以增加到原先的7.5倍——这就肯定不会出现拥堵了。

我很理解并同情守在合肥南站的防疫人员，他们为了维护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付出了许多。他们在行动上很勤奋，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疲于奔命，而造成这种窘迫状况的，其实是防疫工作组织者思维上的懒惰。现实是残酷的，思维上的懒惰造成的问题，甚至不是行动上的勤奋能够补救的。类似合肥的情况，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普遍存在呢？

抗击新冠疫情已经不可避免的变成了持久战，防疫措施也是比走向常态化。人民群众虽然享受了常态化防疫带来的安全红利，但也必须承认，某些防疫工作确实给生活带来了不便。有些不便并非防疫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作流程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通过合理优化工作流程，完全有可能减轻防疫人员的工作负担，并且提升群众生活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