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腓力二世传》

　　我的朋友和同事玛丽亚•何塞•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1]（我与她相识三十五年了）曾写道：“我在腓力二世那里度过的时间，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相伴的时间。可以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他。”【1】我也可以这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开始做文献研究，准备为腓力二世国王写一本传记。我采用的核心史料是腓力二世与他的几位主要谋臣交换的亲笔备忘录，也就是所谓“阿尔塔米拉藏品”中的文献。不过这些文献如今被分散保存在纽约、马德里、日内瓦和伦敦。1978年，波士顿的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在他们的“世界传记文库”中出版了我写的《腓力二世》，而在那之后，成千上万份曾经收藏在阿尔塔米拉伯爵档案中的腓力二世亲笔备忘录进入了公共领域。因为继承的纠纷，存放在马德里萨瓦尔武鲁图书馆的文献在1987年之前都不对研究者开放；而纽约的美国西班牙学会地下室里存放的那批文献，在腓力二世的秘书将其归档之后就一直无人阅读，直到2012年这批文献得到辨认和编目。

　　阿尔塔米拉文献是独一无二的。腓力二世尽可能通过书面形式处理政务，所以他给高级大臣的书信（往往由御笔在大臣发来的报告的页边潦草地写下）涉及从世界各地发到国王办公桌上的信息、请愿和问题。对有些事务，国王能在一份文件里做决定，有的则需要花几天时间、来来回回地交流好几趟，还有些事务在一天之内就要沟通好几次。有时腓力二世极其话唠，这不仅揭示了他的决策背后的思考过程，还能让我们了解他的私生活的细节，比如他在何时、何地吃饭和睡觉；他刚刚读过什么；他想在御花园里种植什么品种的树木和花卉（以及种在何处）；他的眼睛、腿或手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感冒或头痛让他耽误了多少案牍工作。很多书信涉及的话题偏偏是大臣们轻蔑地称为“琐屑末节”（menudencias）的东西，大臣们认为无需对这样的事情做任何决定。比如，是否应当把一个自称能占卜寻水的摩里斯科[2]少年送到花园缺水的帕尔多宫？（国王的决定是：可以，但这个少年只有一次机会。）埃斯科里亚尔的卫生间（necesarias）应当建在什么地方？（国王的决定是：“建在厨房工作人员闻不到的地方”，但“为了做出正确决定，我想看看那里供水管道的布局图”。）【2】

　　国王对“琐屑末节”的执迷不悟让大臣们很恼火，有时甚至让他们暴跳如雷，这部分是因为，在关于占卜寻水师或给卫生间选址的同一份文件里，国王还可能做出了对整个君主国的命运具有关键意义的决定：比如，如何说服奥地利的堂胡安去尼德兰，担任那里的总督；是否与奥斯曼苏丹签订停战协定；何时、如何入侵英格兰（这三个例子都出自1576年）。在绝大多数御旨中，国王都会出人意料地在公事和私事之间切换自如，笔随心走。所以，劳累过度的大臣必须仔细阅读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历史学家也必须如此。

　　即便有了汗牛充栋的材料，为腓力二世立传仍然很困难。他曾吹嘘：“我从1543年开始治国。”也就是他的父亲查理五世皇帝任命他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摄政者的那一年。从1554年到1556年，他先后成为那不勒斯国王和英格兰国王、尼德兰统治者，以及西班牙、西西里和西属美洲的君主。1565年，腓力二世的臣民开始征服菲律宾，并用他的名字给这个国度取名。从1580到1583年，他还获得了葡萄牙及其全部海外领地。从此以后，他就统治着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直到1598年驾崩，享年七十一岁。

　　腓力二世统治的君主国幅员辽阔，再加上他在位的时间如此漫长，这就给为他立传的作者带来了第一种“阐释的困难”（这样的困难共有四种，见下文）：资料过多。在19世纪中叶，卓越的西班牙历史学者帕斯夸尔•德•加扬戈斯抄录腓力二世写下和读过的数十万份文献时曾说：“可以说腓力二世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加扬戈斯抄录那些文献是为了帮助历史学家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而普雷斯科特在他那本研究腓力二世的三卷本著作的开头写道：“腓力二世的历史就是16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历史。”这种说法只比加扬戈斯的说法低调一点点。尽管加扬戈斯和其他人为普雷斯科特编纂了超过15卷厚厚的文献，这些还只是存世文献的一小部分：腓力二世有一次说自己一上午就签发了400封信；一位消息灵通的大使说，有时国王的办公桌上每天要流转2000份公文。普雷斯科特说自己研究腓力二世的工作是“腓力式劳动”，而腓力二世的确是以毕生精力在艰苦劳动。

　　为腓力二世立传的传记家面对的第二种阐释的困难似乎与第一种困难矛盾。即便一位勤奋的历史学家研读了存世的全部相关文献，腓力二世的很多决策仍然令人费解。尽管腓力二世比其他统治者更多地将自己的思考和决定付诸笔端，但他有意识地对某些方面讳莫如深，并且他始终敦促大臣在办事时“严格保密、做好伪装”（consecreto y dissimulación，这是他的口头禅之一）。有时他刻意放下笔，因为“此事只能口头说，不能写下来”；有时他为了掩盖自己做的事情及其背后的原因，还会试图消灭所有书面证据。此外，正如腓力二世的父亲曾告诫他的那样，有些政治决策“极其晦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我都不知道如何向你描述”，因为“它们充满了自相矛盾和糊涂之处，要么是因为事情的状况本身，要么是因为良心的缘故”【4】。和父亲一样，腓力二世做某些决定的原因是他和他最亲信的谋臣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例如在1571年，腓力二世一门心思要“杀死或抓捕”伊丽莎白·都铎，他对这个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如此热情洋溢，让谋臣百思不得其解。“国王陛下对英格兰的这件事情如此专注和投入，真是令人称奇，”非常务实的马丁·德·贝拉斯科博士（为国王效力二十多年的法律专家）这样写道。并且“[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对他的计划了如指掌，这也没能让国王的热情冷却下来”，也令贝拉斯科感到匪夷所思。所以贝拉斯科的结论是：“国王陛下对此事如此热衷，似乎这是上帝的事业。”所以，其他所有人都必须放下自己的质疑，去“辅佐和推进如此神圣的决心”。【5】

　　如果某些事情对当事人来说都是“极其晦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么现代历史学家如何能理解这些事情呢？也许可以依靠当时观察腓力二世及其宫廷的人留下的证词？但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第三种阐释的障碍。法国知识分子伏尔泰在18世纪中叶对其做过令人难忘的描述：“要理解腓力二世，我们必须再三强调，我们决不能信任同时代人对他的描述，因为这样的描述几乎总是受到阿谀奉承或仇恨的驱动。”另外，如罗伯特·沃森（伏尔泰的同时代人，也是第一个为腓力二世立传的苏格兰人）所说：“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像腓力二世那样，在不同的历史学家笔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模样。”【6】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常驻西班牙宫廷的数十位外国大使发回本国的报告。这些大使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试图揭开腓力二世用来掩盖自己决策与计划的“严格保密、做好伪装”的面纱。为后世留下重要史料的外交官包括鲁伊•戈麦斯•德•席尔瓦（腓力二世的葡萄牙籍宠臣，经常与他的舅舅、葡萄牙大使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分享国家机密），还有伊莎贝拉王后的法国侏儒（除了法国大使之外，所有人都忘了，这个侏儒几乎时时刻刻陪伴在王后身边，能够旁听到各种机密）。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的外交报告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腓力二世的决策。

　　理解腓力二世的最后一重障碍是最难克服的：他的崇高地位。曾有一位大胆的修士如此逗弄国王：“‘哦，陛下，很少有国王能升天堂。’这句话让所有听见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后国王问：‘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父？’他答道：‘因为国王的数量本来就很少！’”到了21世纪，国王就更少了，所以我们更难对君主产生共情，尤其是腓力二世这样长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的君主：他在位几十年，只有六个月没有在打仗，并且经常同时在好几条战线作战。艾略特·科恩[3]在他那部卓越的著作《最高统帅部》中强调了“作家很难设身处地地想象战时的政治领袖的处境”（不管是国王还是平民），因为那些领袖承担着“千斤重担和多重责任”，很少有历史学家有过那样的经验。科恩认为，这就是“历史学家恰当地理解战时领导者的最大障碍”。【7】

　　亨利•卡门在1997年出版的那部著名传记《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中绕过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腓力二世设法逃避了“多重责任”。“腓力二世在任何时间点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掌控局势，也不能掌控自己的诸王国，甚至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卡门写道，“正因为此，在他统治时期最终发生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可以要求他负责的……他‘被囚禁在自己的命运里，能够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他能做的，仅仅是投掷自己手里领到的骰子”。【8】我不同意这种极端的决定论。

　　的确，有些“事件”，甚至有些“王国”，偶尔会脱离腓力二世的掌控，正如每一位战时领导人都会偶尔失去控制力，但腓力二世在其漫长人生的几乎每一天都在决策，要么是为了保住主动权，要么是为了夺取主动权。1557年的一个夜晚，他“凌晨1点”还在亲笔起草命令；1565年，他在办公桌前辛勤劳作，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严重缺乏睡眠，因为白天太忙，所以很多文件只能在晚上批阅。所以我刚刚开始读你的信，现在已经过了午夜”。1575年的一天夜里，“已经10点了，我精疲力竭，饿得要死”。1583年的一天，“我花了整个白天批阅公文，并且做了其他很多需要今天处理的事情，但全都是文牍工作；所以我在晚上10点之后才开始写这封信，我累坏了，并且饥肠辘辘”。【9】

　　腓力二世在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死守在办公桌前，做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决定。1566年，他拒绝续展父亲在四十年前向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摩尔人[4]血统的基督徒）作的妥协，决定强迫摩里斯科人统一服从天主教会的教导，结果引发了一场内战，导致约9万西班牙人（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死亡，约8万摩里斯科人被强制搬迁。腓力二世在1571年决心“杀死或抓捕”伊丽莎白·都铎，导致她在统治英格兰的余下时间里成为西班牙的不共戴天之敌，给腓力二世的臣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且严重损害了他的威望。腓力二世的代价更昂贵的一个决定是于1577年在尼德兰重启战端，这引发了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包括妇孺，经济代价超过1亿杜卡特。在这些案例，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案例当中，腓力二世肯定是“掌控着局势”，也掌控着“他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原本可以选择别的方案：续展对摩里斯科人的妥协；不要招惹伊丽莎白·都铎；维持刚刚在尼德兰缔结的和约。但他没有这么做。

　　1599年，安东尼奥·德·埃雷拉·托尔德西利亚斯完成了腓力二世请他撰写的以近期历史为主题的著作的初稿。埃雷拉表示，因为“全世界的所有国王，尤其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国王，”都有自己的称号（比如“天主教国王”或“睿智的”），所以他向御前会议提议了一些他认为适合已故腓力二世的称号：“善良的、谨慎的、诚实的、公正的、虔诚的、谦逊的、坚定不移的。”他还提供了与其中一个称号相符合的英雄形象（见彩图1）。【10】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之后，埃雷拉就把他的书取名为《谨慎的腓力二世时代的世界通史》，从此腓力二世的“谨慎”之名就家喻户晓了。

　　尽管本书的观点是，埃雷拉对国王称号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我同意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只有通过友谊，你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Nemonisi per amicitiam cognoscitur）。这并不是说传记家应当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的传主。恰恰相反，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传主（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已经去世的）随时可能误导传记家，有时是刻意误导（通过窜改或销毁对自己不利的文献），有时是无意的误导（传记家自己的才能有限，无法理解传主所在的世界，或者掺入了太多的马后炮思维）。但圣奥古斯丁的教导要求传记家不抱成见地看待传主，随时倾听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亲爱的读者诸君，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我将会尽可能使用腓力二世自己的言辞来描摹他的漫长一生，从他的母亲于1526年8月在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5]怀上他，一直写到1603年9月，也就是他驾崩的五年之后，哈拉马河畔帕拉库埃略斯村附近的一群人惊愕地观察到国王的灵魂从炼狱升向天堂。

　　[1]玛丽亚·何塞·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1955— ）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16和17世纪欧洲、腓力二世、查理五世、英格兰与西班牙关系等。

　　[2]指改宗基督教的西班牙穆斯林及其后裔。“摩里斯科”在西班牙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小摩尔人”，有轻蔑和贬低的意思。

　　[3]艾略特·科恩（1956—）是美国的政治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院长。

　　[4]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摩尔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摩尔人”也被用来泛指穆斯林。

　　[5]“阿尔罕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与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延伸阅读

　　腓力二世传

　　杰弗里•帕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梅尔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安德烈亚斯·多尔帕伦”讲席教授。他于2012年荣获“喜力历史奖”。他著作颇丰，包括具有开创意义的《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书荣获美国军事历史学会的“最佳图书”奖，并于2014年获得英国学术院奖章；《腓力二世的大战略》（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获得“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军事革命》（1988年）获得美国军事研究所的“最佳图书”奖和技术史学会的“最佳图书”奖。

　　这部扣人心弦的新传记的基础，是杰弗里·帕克在历史档案方面的惊人发现（多达3000份文献，自1598年腓力二世驾崩以来就无人读过）。作者对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他遇到的挑战和他那些受到误解的失败，作了修正性的新解读。

　　英语世界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比杰弗里·帕克更懂腓力二世。在这部精彩绝伦的新传记里，帕克以生动的笔触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描摹了这个16世纪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如果你想要的是一部得到毕生的学术研究支撑的高水准传记，这本书一定能满足你。在我看来，这是本年度的最佳历史传记。

　　——乔纳森·赖特，《先驱报》

　　帕克是全世界研究腓力二世和他的宫廷、难题与悲剧的顶尖历史学家……《不谨慎的国王》的可读性很强，视野广阔，学术水准很高……帕克给了我们一部真正精彩的传记……对读者来说极有教益。

　　——休·托马斯，《旁观者》

　　完美绝伦的帝王传记；一位处于技艺巅峰的大师级历史学家，对他最熟悉的主题作的成熟思考。

　　——保罗·洛克哈特，《军事历史季刊》

　　皇帝：查理五世传

　　查理五世原本只是尼德兰部分领地的年轻继承人，却因为一系列意外的死亡、婚姻和继承关系，兵不血刃地成为统治大半个欧洲的伟大君王。他用金钱赢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冠冕，又通过战争和权术让法王和教宗屈服。他曾努力促成宗教和解，发动十字军东征，自诩为基督教世界最虔诚、最强大的捍卫者。

　　尽管查理五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他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杰弗里·帕克运用六种文字的存世史料，生动立体地展现了查理五世的一生。查理五世极大地改变了16世纪的欧洲及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国际格局，他的一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势力均衡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美洲登上历史舞台并日渐拥有影响力，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战争还将继续……

　　这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而且是一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

　　【作者简介】

　　杰弗里•帕克，历史学家，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安德烈亚斯·多帕伦欧洲史教授、莫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成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获得2012年喜力历史奖（Heineken Prize for History），2014年凭《全球危机》获得英国学术院奖章（British Academy Medal）。另著有《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军事革命》《腓力二世传》等。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这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一部扣人心弦的革命性传记。这位颇有争议的西班牙女王赞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新大陆的远航，建立了异端裁判所，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渐显颓势，奥斯曼帝国咄咄逼人地迅猛扩张。少女时代的伊莎贝拉受到了圣女贞德的激励。虔诚的贞德将她的人民团结起来，领导他们抗击外国侵略者，赢得胜利。1474年，在绝大部分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时代，二十三岁的伊莎贝拉挑战自己充满敌意的兄长和反复无常的丈夫，夺得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权。她此后的功勋业已成为传奇。她结束了延续二十四代人时间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斗争，迫使北非入侵者退过地中海。她为统一的西班牙奠定了基础。她赞助哥伦布去往西印度群岛的远航，并在罗德里戈•博吉亚（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帮助下，通过谈判，为西班牙争取到新大陆很大一部分的控制权。她还建立了嗜血的异端裁判所，消灭所有反对她的人。此后数百年中，异端裁判所将严重损害西班牙的名誉。不管她是圣人还是魔鬼，没有一位女性统治者比她更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东西两个半球有数亿人说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但由于几个世纪的错误报道，她的成就常常被归功于她的丈夫斐迪南（他勇敢无畏，花天酒地，但伊莎贝拉非常爱他），所以如今历史几乎遗忘了伊莎贝拉的影响。唐尼运用新的学术研究，创作了这部明晰晓畅的传记，讲述了这位聪明绝顶、热忱如火但被遗忘的女性的故事；描摹了驱动她一辈子的那种信仰，以及她主宰的那片充满古老矛盾与阴谋的土地。

　　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

　　1521年，苏莱曼大帝，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派遣一支军队远征罗得岛。海洋的另一端，基督教世界在教皇的感召下，枕戈待旦。这将是互相竞争的帝国和信仰之间，为争夺地中海和世界中心主宰权所进行的史诗级别的斗争的第一枪。《海洋帝国》绘声绘色地描摹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争夺欧洲灵魂的长达数十年的残酷战争，这个快节奏的故事越来越激烈，范围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在这个奴隶制、桨帆船战争、绝望与勇气和惨无人道的暴行的故事里，克劳利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一系列为了权势和生存而战斗的海盗、十字军武士和宗教战士。《海洋帝国》是一个色彩纷呈、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当代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