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幕上的”彩虹梦“——台湾同志电影往事

“大人是世界上最蠢的生物，你知道吗？

他们以为用他们编得那些故事，就可以藏住秘密，智障。

什么‘那个坏人为了保险金，害死了我爸’，白痴。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爸是同性恋。”

少年宋呈希知道，自己并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母亲的歇斯底里和百般粉饰，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但他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在临死前，把所有的保险金留给了那个“小三”？（哦不，是“小王”。）

▲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剧照

这是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的开场。这部投资仅3000万台币（折合人民币约800万）的小成本电影，在金马奖亮相后，一举斩获8项提名。最终将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歌曲、最佳剪辑三项大奖收入囊中。

▲电影《谁先爱上他的》

与之相关联的政治事件，是今年的2月20 日，台湾当局发布同婚草案，宣布年满18岁的同性伴侣“准用《民法》规定的婚姻关系”，也就是说，同性婚姻在台湾合法了。

一直以来，台湾的同性恋议题一直像深海下游弋的鲸，巨大彷徨。时至今日，“同性恋”在台湾已不再是谈之色变的议题，每年都有同性恋/酷儿（queer）题材影片大量涌现，这座岛屿上的彩虹往事一直在被孜孜不倦地书写。

时光倒退，潮水回落，30年来，台湾同志电影发生了什么？

带着镣铐起舞，

80、90年代的迷惘与彷徨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1983年，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正式出版。

《孽子》中描绘的这个“隐形王国”，便是聚集在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莲花池前那“一小撮土地”上，被称为“青春鸟“的少年同志群落。台湾同志题材作品最早便是在文学土壤中孕育的，随后，很快蔓延到了影视作品中。

▲作家白先勇

1986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孽子》在台湾公映，导演虞戡平是当时台湾“新电影”艺术运动先锋之一。彼时台湾当局仍处在政治“戒严”时期，整体社会风气依然保守，这使得《孽子》不敢高声而语，甚至在台湾电影检查制度的压力之下，删减掉不少亲密情节。

▲电影《孽子》剧照

即便是脱胎于“新电影”，《孽子》中的少年同志依然被当成“病态群体”观望，例如它将艾滋病与男同性恋化为等号、将同性恋的最终归途设定为来自父辈的接纳，视角局限明显。

但无论怎么说，《孽子》开创了台湾同性恋影视形象的书写之路，在这之后，同志电影开始纷纷涌现，《孽子》也成为了台湾同志电影史中一枚独特的文化印记。

▲电影《孽子》剧照

1987年，台湾正式“解严”，思想与创作氛围空前轻松繁荣。《双镯》（1990）与《失声画眉》（1991）的出现，让女同性恋影像开始逐渐被大众所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双镯》是日后的“琼瑶女郎”陈德容的初登银幕之作，片尾由罗大佑作曲、梅艳芳演唱歌曲《似是故人来》拿下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不过，《双镯》、《失声画眉》中的同志影像表达似乎与《孽子》如出一撤，甚至更为保守，这种保守一方面是来自乡土文学作品本身的时代限制，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同性恋者除了需要面对性取向带来的种种疑惑，还要面对男尊女卑的道德束缚与传统婚姻礼教的压迫，这使得她们的同性之爱未经昭告天下便揶揄过去了。

▲电影《双镯》剧照

直到1993年，《喜宴》来了。李安在《喜宴》表达了对中国传统婚姻习俗观念的反思，也正向解答了同志身份的去从问题，这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

《喜宴》一举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有影评人说：“台湾从没有过一部电影让社会造成这么重大的对(男)同性恋正面同情、尊重与肯定的影响的话题，甚至连反同性恋的人士都开始含蓄了起来，而原本对同性恋既无激情也不排斥的新人类干脆视为自己的装饰与时尚。”

▲电影《喜宴》剧照

在这之后，大众面对同性恋问题不再样噤若寒蝉，台湾媒体也开始逐渐公开讨论同性恋话题。1992年，台湾金马奖正式设立同志电影展单元，并引进西方多部同志题材电影，同性恋电影开始被官方正向传播，一个舶来词在这时尤为重要——“new queer cinema”，即“酷儿电影”。

在社会正向引导之下，台湾的同志电影开始逐渐走向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同志们不再被放置于大环境中被观望与强行扭转取向，同性之爱也开始逐渐摆脱“禁忌、淫秽、暧昧”等标签。

与此同时，一些导演也开始涉及相关题材的创作，如蔡明亮《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易智言的《寂寞芳心俱乐部》、林正盛的《美丽在唱歌》、陈若非的《强迫曝光》、《海角天涯》等。

▲电影《爱情万岁》剧照

1993年-2000年，台湾同志运动、同志影展、同志讲座彼此激荡、此起彼伏，同志电影作为一种亚文化成功被主流社会所容纳。那几年，台湾每年20部上下的电影发行量中总有1-2部是同性恋题材的电影。

舆论、创作氛围、政治土壤一切都是如此地恰到好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台湾电影跨入了“千禧之年”，酷儿电影正式诞生。

​多维度、多元化探讨

千禧年的坚定与成长

酷儿（queer）这个词在词典上的中文释义是“古怪的”、“不适的”，原本是一种贬义称呼，但后被激进派引用以此来反讽主流文化，众所周知的台湾“青春”酷儿题材电影，便是从千禧年崭露头角的。

所有的爱意萌动都是由青春期开启的，同样，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是从青春期开始逐渐塑立成形。为了回归对“爱“这一本源的发掘与探讨，许多导演把镜头对准了主人公青春时期，由此形成了一个壮大的派系，有人将它形容为“带领台湾电影走出低谷的先锋力量”。

在易智言的《蓝色大门》中，孟克柔深陷张士豪与林月珍的三角关系，在游泳池的墙壁上一遍一遍写下“我是女生，我爱男生”，来压抑自己天然的性取向；

▲电影《蓝色大门》剧照

陈正道的《盛夏光年》里，康正行与余守恒两个少年在爱与迷茫中不断地探索又不断地迟疑；

▲电影《盛夏光年》剧照

周美玲的《漂浪青春》中，竹蒿厌恶自己已经些许发育的身体与妈妈强行为自己买来的蕾丝内衣；

▲电影《漂浪青春》剧照

傅天余的《带我去远方》中，同志阿贤与色盲阿桂一起计划离开生活的小渔村，奔赴不会被人当做异类的自由天堂……

▲电影《带我去远方》剧照

“校园爱情”、“小清新”成为这类电影的代名词，它们没有浓重的愤世情绪，观众观看它们的时候有如在品尝一枚柠檬薄荷糖：清甜、青涩、意犹未尽。据了解，许多喜爱台湾电影的内地观众正是从这类题材开始入坑的。

  ▲电影《花吃了那女孩》剧照

 “酷儿”这个词本身具备多维特性，它“整合了LGBT（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即全称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恋，另外再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人生理念的出发和归属的观点。”台湾电影人中不乏有将镜头持续深入者。

比如，周美玲是台湾酷儿题材电影中较为突出的导演，由她执导的《艳光四射歌舞团》将镜头对准了变装同性恋者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打扮成美艳的扮装皇后掩盖住男性的特征纵横杯酒交际场，灯红酒绿之下的他们亦希望得到一份平常的爱情；

▲电影《艳光四射歌舞团》剧照

2017年，在王育麟导演的电影《阿莉芙》中，变装者、变性人、同志等群体各执困境，共同谱成一部LGBT群像戏，这部电影也让陈竹昇获得了第54届台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电影《阿莉芙》剧照

千禧年以来，台湾同志电影在不断地撞破边界，用自己的声音密集地发出呼喊，修正着大众心中对同志污名化的认识。

在这期间，台湾民间的同性恋平权运动愈演愈烈，多名同性情侣举办婚礼，并举办了多场游行。2015年5月20日，高雄市政府接受同性伴侣登记，成为首个开放同性婚姻登记的民事部门。直到2018年《谁先爱上他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同志婚姻平权”的合法化，这也意味着，目前全球范围内立法保证同性婚姻的合法权益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将从22升至23。

白先勇曾给《孽子》中的主人公李青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阿青，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此理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恒。你一生中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

如果阿青生活在这个年代，也许身份不会再令他困扰，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平等地选择爱与被爱。

作者 / 刀疤弟弟

责编 / 金宇

副主编 / 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