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新冠疫情带来的一个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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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的?这次疫情为什么影响这么大?究竟该如何应对大规模疫情?

在阅读了王宏广教授领衔撰写的《中国生物安全战略与对策》一书后,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即不管该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人类防范它的困难都是巨大的。有些人试图淡化该病毒对人类的影响,显然无济于事。事实已经证明,在全球性疫情冲击下,有疫苗与抗体的地区受到的冲击小一些,而没有疫苗与抗体的地区则面临人民生命危险、经济下滑、社会活动瘫痪等严重困难。我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控疫情,守住国门安全,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不仅必要,而且体现了“拒敌于千里之外”的历史豪迈之气。

刚收到这本书时,以为它是一本引经据典、梳理材料、进行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当我的心随着每一章节的文字向前行进的时候,我深切感受到了作者的严谨——基于科学判断的资料是严谨的,分析是理性的,措辞是严谨的。其对生物安全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析,给人的启发是全面而系统的。该书的领衔作者王宏广教授,是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还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起草专家组的总召集人、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教授这样的经历决定了这本书严肃的气质。

由于是科学家团队撰写的书籍,论文特性很强,有些地方还难免有重复,但总体来看,该书教给了人们认识生物安全的基本路径。

总的来说,全球生物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目前,权威研究人员确认的在人类中传播的263种已知病毒,只占所有潜在病毒的0.1%;在已接受调查的25个病毒家族中,仍有约167万种未知病毒待发现,其中大概有63.1万至82.7万种病毒是可能感染人类的。另外,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一些古老病毒可能被释放,而它们依然具有活性并有可能感染动物和人。21世纪以来,由病毒引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已爆发7次,平均每3年1次。2019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其中之一。

该书认为,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的说法已基本排除。通过分析已公布的93个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可知,新冠病毒共发生140个变异点,占基因序列长度的0.41%,其中120个位于基因序列编码中,说明没有明显被剪切的迹象。该书还指出,新冠病毒基因组由3万个核糖核酸碱基组成,从体积大小来看,病毒直径约为20至100纳米,而细胞的直径约为10至200微米。如果把细胞放大到一个包子的大小,病毒只相当于1‰包子大小的一段粉丝。病毒没有生命,只能附着在细胞内进行复制,离开生物体,就像干粉丝。科学家认为,人类研究病毒相当于大海捞针,难度极大;新冠病毒人造可能性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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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分析结果不意味着引导人们放松对生物安全的警惕和防范。因为,人类改造生物、创造生物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技术使人类能够在现有病毒基因序列的基础上改造生物,并设计基因序列来创造生物。因此,人为因素导致的生物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说,风险客观存在不等于能够确定某一种病毒就是设计并生产出来的。

目前,全球对病毒研究投入最大、最积极的是美国。2018年美国启动全球病毒组项目,计划投入12亿美元寻找未知病毒。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认为,“生物技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其支持“生命铸造厂”项目,目标就是创造自然界没有的生物或材料。美国高级情报研究计划局将生物安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并列为美国国防安全的三大领域。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多次呼吁警惕新技术滥用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疫情。

该书还作出了“生物霸权已经形成”的判断。近20年来,美国生物安全相关投资高达1855亿美元,其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拥有全球90%以上的生物技术的跟技术。美国启动“千分子计划”,合成1000个自然界没有的分子,给世界造成潜在的威胁。此外,1971年由联合国通过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执行约束力很弱。由于各国在相关技术、人才、经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相互检查、监督、制约的机制难以落地。美国明确反对核查机制。所以,生物恐怖的毒剑一直高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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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面对自然界的细菌、病毒引发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还是面对生物霸权威胁,人类都应该加强生物安全防范机制。因为,一旦大规模恶性传染病发生,即便世界生物技术、医疗装备一流的国家,应对起来也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这方面相对劣势的国家,更应该加强相关科技攻关的力度,完善防范机制。必须反对和遏制生物霸权,防止其危害人类整体安全。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人类不可能消灭导致传染病的细菌、病毒、病原等,但在快速检测基础上实现对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的有效控制,是可能的。该书分析指出,主要发达国家为了防控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攻击,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系、制度执行体系。但即便如此,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这些国家的表现并不理想,甚至存在明显的失误。

比如美国。其不仅率先在生物安全领域立法,构建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生物安全法规体系(包括2018年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涉及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农业部等14个部门,建立了军民两套生物安全应急系统。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也是全世界最高的:2018年人均医疗卫生支出高达11172美元;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8%。但由于政府的决策多变,体制存在缺陷,民众在防疫态度上十分散漫,缺乏防疫物资,美国的防疫结果是比较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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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国、英国都曾经研发或使用过生物武器,所以,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攻击也极为重视,但它们同样出现了疫情防控不力的情况。日本没有研发出自主疫苗;德国在疫苗和检测试剂方面研制速度快,质量也高,但是协调行动不利、防御物资不足、早期措施过于宽松;英国存在对疫情重视不足、管理体系不畅、决策存在严重失误等问题。最初,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只会在亚洲流行,不会波及到欧洲、美洲。

随着疫情发展,这些国家的防疫态度也发生变化,也做出了新的努力。比如美国,在疫情发生以后,发布了“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计划在未来十年彻底消灭生物威胁,拟投资规模为653亿美元。总体看,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科研综合水平高,公共卫生投入大、可调动的资源充足,防控重大传染性疾病和生物安全威胁的条件更好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奋起直追。

但同时,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也是防控重大传染性疾病和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要力量。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党中央果断决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带领全国人民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世界比较来看,我国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了最好成果。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发挥制度优势,继续夯实和发挥文化优势,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在重大传染性疾病和生物安全威胁面前,掌握主动权,赢得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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