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成效更进一步惟仍有改善空间

廉政建设成效更进一步惟仍有改善空间

　　廉政公署本月三日发布《二零二一澳门廉政公署工作报告》，刊登于当日出版《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并由廉政专员陈子劲呈交给行政长官贺一诚。从《工作报告》的内容看，廉政公署在去年虽然面对反复多变的新冠疫情，但仍能因时制宜、创新应变，于疫下有序推进工作进程，竭尽所能完成不同的廉政任务。

　　除了是以维护廉洁选举为重心，提前部署并投入大量资源，全力做好了监察立法会选举的工作，保障民主选举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进行之外，继续恪守职责，监督政府的施政，侦破了多宗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和违纪的案件，查处了多宗与私营部门贿赂有关的案件，并在行政申诉领域，完成了多个全面调查卷宗，除了找出问题症结，与有权限的机关及部门谋求解决办法，以维护大众的正当利益及改善行政工作，为澳门特区的廉政建设又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工作报告》开列的去年侦破的贪腐案件看，与以往相比，少了一些较为轰动并引发广泛注意的涉贪事件。虽然其中有一宗案件是涉及到前局长级的官员，其实是旧案新揭，因而其被关注度也已淡化。这显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澳门特区的廉政建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公务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不必贪的风气基本形成并获得巩固，维护了绝大多数奉公守法公务员的荣誉与尊严，并提升了政府的清廉形象。当然，公务员的社会生活并非是在真空中，物质的诱惑力仍然十分很大，而且连续两年多的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巨大，可能会有人从中铤而走险，希望能够从贿赂官员中获得「搵快钱」利益。因此，反贪工作仍然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继续紧绷丝弦。

　　去年的反贪工作，除了是恒常化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是属特殊性的监察工，那就是有一个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这是反贪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维护民主选举的纯洁性，及保障「澳人治澳」尤其是「贤能爱国者治澳」能够顺利实施的防火墙。

　　为此，廉政公署全力以赴，以维护廉洁选举为重心，提前部署并投入大量资源，全力做好监察立法会选举的工作。除开展连串宣传活动，提供多个平台及途径接收选举投诉或检举之外，还主动巡查各类高危贿选场所，重点监察餐饮活动、社团派发礼物及颁发敬老金等活动，并迅速调查及依法处理与选举相关的违法案件，成功达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预防及打击的效果。

　　相比之下，查获的疑似贿选或违规案件，比以往历届较少。这可能是廉洁选举的教育收到实质性的实效，社会风气有所提高，也可能是廉政公署的尽忠职守，对意图贿选的人物或团体发挥了强大的震慑力，更可能是澳门特区忠实执行「爱国者治澳」原则，褫夺了被认定「不效忠，不维护」的提名人的参选资格，从而防避了恶性竞争，因而疑似贿选的事件没有过往那么多。虽然查处出几宗与同乡会或其他社团机构相关的违规行为，但在程度上也是较为轻微，因而只是以行政处罚等方式处理，尚未构成严重的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报告》列举的在立法会选举过程中的调查个案，其中有部分是在接到举报进行调查的，虽然是有发生举报的表面事实，但却并非是抵触及违反选举法律的行为，其中有些是平常的公司福利，并没有与选举挂钩，有些虽然与选举有关，但在事前有依法进行申报，因而不涉违法违规，廉政公署作了归档处理。这固然是反映了市民们对廉洁选举的敏感度足够，但不排除其中也有过于敏感的情况，甚至是掺有「恶性竞争」的因素，滥用廉洁选举的检举机制，进行滥告。对此，除了是对事实进行澄清之外，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劝喻，并对被证实是出于恶意企图者给予适当的惩戒？当然，前提是必须保护市民揭发贿选案件的积极性。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应延伸到全方位的反贪工作之中。总之，毋枉毋纵，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除了「旧案新提」的工务局前领导的贪贿案件之外，其余查获的公务员涉贪案，案值都较小，与过去同类性质的案件的案值相比，属于「小打小闹」。这固然是因为是反贪工作及宣传做得深入广泛，形成一定的震慑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也是在疫情冲击下，工商百业的经营环境颇为艰困，因而就连某些不法商人要行贿，也不能像疫情前那么「豪气」了。

　　值得注意的是，廉政公署在反贪及行政申诉工作中，引进了新方式。其中一个新做法，是参照内地纪检机关的「回头看」规定，对多宗已经结案处理的案件进行再度审查。这不但是进一步提高审查的品质，而且也增加了震慑力，堵塞一切漏洞。实际上，内地纪检机关实行巡视「回头看」的目的，是对之前巡视没有发现的问题再发现，对尚未深入了解的问题再了解，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不彻底或没有整改的问题再整改，确保问题见底，形成有力的再震慑。而澳门廉政公署的「回头看」，也确实是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廉政公署在进行案件调查的过程中，曾经向内地和香港的对口部门提出协查请求，也收到境外执法机关请求协查的要求。由于贪贿案件是属于刑事案件，而且也是属于履行《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的范畴，因而在查案过程中，需要进行国际刑事司法互助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而后者，是在一个中国范畴内，尤其是在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之后，本来应该是能够执行得较好；但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澳门特区至今仍然未能为规范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因而就无法分别与内地及香港洽签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这对开展跨境反贪工作，当然更是建立与内地及香港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都颇为不利。因此，应当尽快恢复《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立法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与内地及香港进行签署《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