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悲歌歌一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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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败王明夺权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并没有马上缓解红军困难的局面，反而因为军队数量增多而增加了后勤的负担。陕北地瘠人少，无论如何也养不活6万多的军队。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紧急联系，商量打通国际援助的通路。

国际提出将物资送到外蒙古边界，让红军经由宁夏到外蒙边境去取。于是中央制订了西渡黄河，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的“宁夏战役”计划。

为什么占领宁夏就能到达边境呢？大家看一眼当时西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就知道了。

1936年10月红军向西渡过黄河，正在渡河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突然杀到，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攻击下，红军无法完成渡河。已渡河部队此后被称为“西路军”。

西路军共约2.2万人，正在犹豫是否继续宁夏战役时，共产国际来了新的指示，援助的地点变了，更改为新疆的哈密。

于是宁夏战役取消，西路军的任务变成了打通河西走廊，具体来说，就是占领凉州（武威），然后向肃州（今酒泉市）前进。

但是由于盘踞西北的军阀马步芳力量过于强大，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支援，最终在1937年4月宣告失败，只由李先念带出来400人，其余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受尽折磨。

而没有渡河的东路军情况也很不好。到11月份时，中央无奈决定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封锁圈进入山西、河南。这是逼不得已的办法，走这条路线将进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此一去九死一生。但是，留在原地，十死无生。中央只能做出艰难的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做一件小事：向新交的一位朋友通报一声，我们要走了。

朋友非常焦急地回电：千万别走！再等一二个月，肯定会有大变化！

那位朋友就是张学良，他所说的大变化就是他与杨虎城于12月12日共同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因为事发突然，我党第一次在没有等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独立决策，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后来共产国际的回电，精神与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决策水平上已经走向成熟。

西安事变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其催化下，国共两党加快第二次合作的步伐。

红军的处境因为国共关系的缓和，以及新疆秘密援助渠道的打通，大大得以改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党的中心任务转变为领导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苏联方面感受到的压力陡然增加，对东面防线的担忧与日俱增。

而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心中，中共在政治上是否足够成熟到能驾驭国共合作的复杂局面，他们并没有底。

因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派一位既熟悉国际政策，又在中国党内拥有较高地位的同志回国，帮助处理统一战线的相关问题。

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标准，简直就是为王明量身打造。王明成为最佳人选，被派回中国。

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私交很好，对王明非常了解与欣赏。王明夫妇回国时唯一的女儿只有5岁，就托付给丧子的季米特洛夫照顾，最后成为他的养女。

回国之前，斯大林特意召见了王明。这次临行前的见面意义重大，成为王明以后经常拿出来炫耀的政治资本。

斯大林对他说的话，中心意思就是四个字：保卫苏联！王明对此心领神会。

1937年11月19日，王明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的简易机场上。

那天寒风凛冽，而接机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早已等候多时。

当王明和同机的陈云、康生走出机舱后，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王明的双手，充满热情地说：

“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同志，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王明马上接话说：“我们几个都是驻国际的代表，斯大林同志派我们回来，没有什么可欢迎的，应该欢迎的是毛同志。”

“欢迎毛同志”的说法莫名其妙，但是他的态度非常明确。

1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

在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强调传达的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党内同志对统一战线理解错误。最后抛出了“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这个思路实际上正是共产国际的要求。而迫于共产国际的权威，不少同志对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发言时，并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争辩。

他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并接受了王明提出的对统战工作的一些改进意见，表示“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

但是，毛泽东对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 自主等原则问题，都表明态度要坚持。

瞿秋白早就说过毛泽东是中共有独立思想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对实践中得出的正确主张，决不会轻易放弃。而中共在他的带领下，政治判断与决策日益走向独立自主。

会议开到这里，其实形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两种观点的对立。

这次会议并没有对哪种观点正确给出结论。

毛泽东不会对基本原则再做退让，而王明也无心继续恋战。因为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组织人事。

王明提议，增补他和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包括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他要把统战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已经超出了季米特洛夫原本“帮助”的定位，越俎代庖目的正是为了以后取而代之。

人事问题向来最为敏感，王明事先不打招呼发起突袭，却无异议通过了。

王明狂打国际牌，似乎进展异常顺利。

同时，会议还决定设立北方局与长江局，分别领导北方与南方各省工作。长江局成员包括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

会议结束后，王明启程去武汉。因为蒋介石想与共产国际直接沟通，邀他前往。那时，南京即将失陷，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先后迁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安排王明留在中央工作，要他见过蒋介石后即回延安。

可是，王明秉承莫斯科的意见，要紧盯着国民党抗日。因此，到了武汉他就不走了。他还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独立舞台，要打造出国际水平的统战工作典范。

1938年元旦，王明发表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这篇宣言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却根本没有请示经过中央同意。通篇的主张就是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十二月会议没有形成决议认可王明的主张，王明要替中央来下这个决心。

对执行国际路线有十足的信心，王明满心期待着国民党的热烈反应，打开统战工作新局面。

国民党确实很快做出了反应。

他们迅速搞起了“一党运动”，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你不是要统一吗？那就按这个方向统。

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长江局新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

蒋介石替中共教育了王明，让他明白对国民党大意了。

作为政治斗争的“老运动员”，王明很清楚，必须果断表明态度，不然后面的账都会算到他头上。

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动进行反击。

反击是正确的，但王明又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

之后，2月27日至3月1日，在长江局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会议）。

王明在报告中承认自己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主动调整了自己主张。

看他吃了亏，毛泽东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

但王明坚决要求重返武汉。为了团结，3月1日，会议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

决定说得再明白，对王明也不管用。他到了武汉之后，无论中央如何召唤，再次不肯挪窝。

他就要在武汉扳回一局。

斯大林交待得很明确，要让国民党死战，好拖住日本。他只要实现这个目的，回国的任务仍然是完成出色。

当时日本正在加紧准备进攻武汉，王明待在武汉，就是为了展示保卫武汉的决心。武汉保卫战打好了，他所出的力，谁也抹不掉。

武汉保卫战既然如此重要，王明就决不允许任何动摇军心的言论出现。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5月，《论持久战》发表。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拒绝刊登，给出的理由是文章太长。中央说可以分期刊登，然后他连理由都不找了，坚决不刊登。

王明晚年在《中共五十年》中说出了抵制《论持久战》的原因：“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要保卫武汉，其实他保卫的是苏联的武汉，并非中国的武汉。

至此，王明已经把他的心迹完全表露明白。

对于王明挟共产国际之威而来，不遵守中央决定，分庭抗礼，毛泽东明白解铃还须系铃人。

因此，早在三月会议结束后，王明滞留武汉，有恃无恐之时，毛泽东就向莫斯科派出了一员重要干部——任弼时。

任弼时是去接替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并向共产国际做工作汇报。

任弼时的工作做得非常漂亮。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几万字的口头报告，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党的工作情况。之后，他又向季米特洛夫单独作了报告。

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共主张的持久战有了正确的理解。

原来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国民党与日本硬拼，为了拉住国民党，才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经过解释，只有持久战才是抗战的唯一正确选择，日军将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苏联的安全才能真正确保无虞。

而持久战要取得胜利，恰恰需要的是共产党发动群众掀起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已经超出共产国际的决策水平，让他们刮目相看。

季米特洛夫对报告非常满意，特意问起王明的情况。

任弼时把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实地做了反映。

季米特洛夫听得直皱眉。他完全没有料到王明在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起到的居然是拖后腿的作用。更让他失望的是，王明居然连最基本的组织纪律都违反。

他沉默片刻，黯然说道：

王明有缺点，你回去告诉毛同志，要帮助他改正。

这样，王明从一个“帮助者”，变成了“被帮助者”。

中共的成长赢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与尊重，二者的关系从此也掀开了新的篇章。

王稼祥与任弼时完成交接，踏上归途。

8月，王明收到一封电报：请速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明知道任弼时前往莫斯科的消息，但他对自己后方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发了一封十分无礼的电报：请主席和其他中央委员来武汉或西安开会，或者请稼祥同志单独来汉，向我传达国际指示的精神。

很快收到回复，态度非常坚决：

请按时来延安参会，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王明明白，那边出事了！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接着，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这两次会议，第一项内容都是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

他说：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

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接着，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这就宣告中共中央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王明再做什么动作已经没有意义。

毛泽东对王明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借着共产国际的肯定把中央一系列关于持久战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重新强调。

在毛泽东看来，当前最重要的并不是打倒王明个人，而是清除其错误思想的干扰，确保党领导全民抗战取得胜利。

王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后来被定义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这条错误路线，在六中全会上就已经被中共中央所否定。这是中共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第一次在没有造成全局性重大失败之前就进行纠正。能有这样的纠错能力，自然依靠的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日益成熟的政治能力。

但是，作为在共产国际中拥有深厚根基的王明，中央尚无法完全对其排斥，而是安排他担任新设立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留在延安工作。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分拆为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地方工作的错误领导。

六中全会之后，王明虽留在中央，却再无机会染指中央大政方针。

但是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在思想上奉行以共产国际指示为尊，在组织上抱团对中央部署拖延不决，在后来的工作中产生了严重后果。这其中尤以“皖南事变”的教训最为深刻。这些党内因为思想不统一造成问题，最后必须依靠一场整顿才能解决。这就是1941年“延安整风”的由来。

一个政党不断成熟，独立自主，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这个过程最先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接着是认识水平与能力的提升。只有当政治智慧与决策质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中共的独立自主才有实际的价值与意义。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共的发展与成熟时间有多紧迫。在二战欧洲战场开打后，共产国际被严重削弱，中共必须有能力独立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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