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书,拿什麽升官发财
一提起犹太人,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商人”。犹太人很聪明,擅于经商发财,这几乎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大共识。那么,犹太人何以做到如此的呢?追根溯源,离不开读书。这个答案令人难以置信吗?
从远古开始,犹太人要为儿童入学举行一种隆重的仪式,我将它称之为“尝甜头仪式”。那天,孩子们穿上新衣第一次进教室,老师发给每人一块干净的石板,过去没有纸张或者因为造价高昂,石板、陶泥板就是最早可循环利用的教材。石板上有用蜜糖写成的希伯来字母和简单的《圣经》文句,孩子们一字一句地诵读,然后可以一字一句地把它们吃掉。接着,老师还会再分给他们蜜糕、苹果和核桃作为奖赏。人生第一课就在幼小的心灵中酿造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书本和知识是甜的。长大后,犹太人因读书多、见识广,走四方,干营商,屡获成功。
相比于犹太人,正统的中国人似乎更爱当官。太平年代想当官,当然离不开读书。
(我的小书桌)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有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励学篇》),宋真宗赵恒(968年—1022年)一手炮制的这首千古名谚让天下所有读书人大开眼界,作为大宋王朝的第三任帝王,赵恒亲自撰写《励学篇》以史无前例的高调号召“读书吧”,把圣贤书读好,还怕没帽子、房子、车子、玉子嘛。天下读书人为之鼓舞,为之疯狂,大文豪苏轼(1037年—1101年)惊讶地发出感叹:“不读书,拿什麽开玩笑?”然而,读书“玩笑”开得用力过猛,不免就会死读书,读死书,以致文化一流、经济一流的大宋“体弱多病”也是一流。
中外有关读书的传奇各有各有的精彩华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不读书的故事却惊人相似,不是没有时间读,就是读了脑壳会晕。
(一)
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中产阶级飞速膨胀,富人多了,却“贵”不起来,一搞防疫,上下一片嘈杂,有此明鉴。也就是说,富人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有气质、有知识的群体,更谈不上现代文明意识。这和我们的大环境有关,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功利主义的大时期,人们都想着如何挣快钱(炒楼)、快致富(诈骗)。读书更多的是为了在职场容易混,把产品更快推销出去,更多地赚钱,甚至是为了学会“厚黑”。社会尊重的不是知识和读书人,而是演艺圈里能挣大钱的腕儿,看人只看开什麽车,住多大的房子。每年公布的富豪榜上,大部分是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一个是搞文化的,做学问的。这是举国的悲哀。
前些年,新流行了一个概念叫“现代文盲”。所谓“现代文盲”,一般是些有点成就、自我得瑟、在小圈子里有点名声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思想变得非常懒惰,不愿更新知识结构,不愿学习新技术和新事物,明明已经被时代抛在后面,却还在那里自筑围墙,自我欣赏。
“现代文盲”越多,社会风气越是浮躁、颓丧。而有人振振有词地辩解道,现在是信息社会了,资讯非常多,还需要通过传统的阅读方式去获得知识吗?
现代信息社会不是中国独有的。不读书的差距通常很隐蔽,不作比较很难为人知晓。几年前,我看到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中国民众一年的读书量是0.7本,而周边小国韩国却是7本,日本则更多,多达40本;大洋彼岸的美国,小学生平均课外阅读量是每人每年三万字,而中国小学生的平均课外阅读量每人每年不足五千字;联合国在世界500强企业家的读书调查中,日本企业家每人一年读50本书,中国企业家读多少呢?每人每年0.5本!
想当年,大宋开国宰相赵普向太祖赵匡胤汇报个人思想状况时称,自己读了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这纯属是打了一个谦虚的比方。今天,我们习惯认为的一本能顶人家100本的自负聪明有没有改变呢?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信息社会的资讯确实多,而且多到“爆炸”的程度、泛滥的境地,然而,大量混沌的糟粕也趁便混杂其中,让人无所适从。在某种意义上,资讯爆炸时,知识反而显得更加贫乏了。
另一方面,虽说读书方式可以有很多种,眼睛看易疲劳,可以用耳朵听,但上网浏览只能叫“浅阅读”。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阅读主要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这是一个潜在的大问题,它直接影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深度。
我的内人可称得上是新时代拥有高级学历的知识女性,她也懒得“啃”书本,凡要了解什麽资讯或哪方面专业知识,习惯上网搜取。然而,网络的信息载量远未达到有求必应的程度,未来也很难达到,所以我经常劝她要向书本求知。
我反复申明,只有经过整理的、系统化处理的资讯才能称为知识。而好的图书恰恰具有这种特点,所以,读书应该成为求知的首选和人生好习惯。
(二)
终身学习应该成为人生的好习惯。终身学习有赖于人的“自觉”,自觉原本是一个佛家用语,凡事要自己觉悟、自我督促,才能快速成长,若老是要人家来鼓励、让人家来开示,进步是很慢的。
也许,人的聪明是可以遗传的,但是,知识与智慧是绝对不会遗传的,就像阅读是一件别人代替不了的事,更是网络信息所无法承载的部分。
文明传承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读书,而读书人则必定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哪怕他们一时未得到与其作用相称的地位和待遇。
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晚清时期的曾国藩集团。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是书生,他们统领的湘军干部中,书生的比例占到近六成。三名臣都是四十多岁才出山掌权带兵,之前却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一旦站上相应的高度,立刻大放异彩,在指挥才能和带兵手段上,都远超同时代的职业军人,在朝廷无人可用的危难关头,力挽狂澜,稳定局势。
曾国藩的天资应该说只是中人之资,身体不好,待人拙诚,做事有畏首畏尾的毛病;在理学造诣上,梁启超说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建树;在军事指挥上,他缺乏在第一线指挥的才能,一生中指挥的战斗都以失败告终,但曾国藩却以“立德、立言、立功”而誉满天下。这是为什麽呢?他的秘籍就是书,他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必须向故纸堆中讨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湘军的建军与作战,都是从历史战例中学习经验。比如湘军的编制和领导体系就是从戚继光那里学来的。湘军的核心理念:忠义血性,来自书生对军队职能的深层次理解。曾国藩还在选拔人才、创建军队政治工作方面多有建树。
曾国藩把他的家族发达八字诀的第一个字定位于“书”。其祖父留下的“传家宝”是:“猪蔬鱼书,早扫考宝”,曾国藩把它改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把“书”字摆在第一位,说明曾国藩认为它是繁荣一家一族最关键的因子。曾氏家规中男子必做到“看书读写”四字。曾国藩不希望儿子做大官,唯愿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曾说:“富贵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但学习作圣贤,完全由自己做主,与天命无干。”
确实,君子求学读书,目的是“正己”,再有能力则可以去“正人”,这就是“政者,正也”的意思,是中国文化中“政治”的意思。如果自己能做到“正心”、“诚意”了,那么,人生的目标也就不会是追求“金屋美女”了。因为“修身”修好了,那么,就能做到:得到金屋美女不会像范进中举,失去金屋美女也不会像祥林嫂丧子。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因此,君子还要“知命”,也就是说,君子还能知道:有意追求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只要觉得想做、能做、该做,那就不要管过去和将来如何了。只要我们每一步最终走得正确而且高兴,那么,我们的一生就永远正确高兴,即使一时走错,也不会后悔。
(三)
世间的财富再多,总有用尽的一天,甚至有被偷、被抢、被毁的危险,唯有读书求取智慧,是别人偷不走的。而饱读诗书,则是人生最有智慧的投资。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虽然身处斗室读书,一切却都在运筹帷幄之中,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不过,人读书要会用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知识的最佳归宿是用来为全社会服务。
阅读什麽类型的书才要紧呢?我看,书的类型不是第一重要的,人生在不同的成长阶层,喜欢的书是会不同的,所以无论在哪个人生阶层,重要的是在阅读中是否产生思考了,是否能收获到什麽。
俗话说,营巧的人轻视学问,浅薄的人惊服学问,聪明的人却能够利用学问。所以,一个人在为学做人与处世上,必须充实学问,有了学问才会有远见,有远见才能进而力行。
星云大师(1927年—)虽是佛门中人,他的一段几十年读书感悟颇能启发众生。他说,年轻时,他注重读儒家的经典,而到了中年,主要读佛书,就是《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等。在读这些经书时竟读出了管理学的奥妙,比如《观音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读了以后,就发现它其实讲的是怎么样管理人的学问。
有位企业家朋友深受启悟,逃离知名大学的MBA课堂,把目光转向《阿弥陀经》,他读了佛学才发现,经营做大事业的妙法真谛在于“先要救苦救难,先要帮助人解决问题,要对人信赖,要对人照顾。要想人为我们做事,就要先真心待人”。
当下,读经是一股个性化十足的劲流,对于普通人来说,读什麽书,无需跟风从众,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寒舍1楼至3楼的部分书籍)
一位哲学家说,一个人如果每天阅读15分钟,每周平均可读半本书,一个月可读两本书,一年可读20多本书,一生至少可读1000册以上的书,不愁不能成为一个博学多闻的人。
一位知名的作家说,“20世纪充满常识,而21世纪是一个无常识可言,而且会突然发生变化的时代。如果被旧世界的常识所束缚,就无法瞬间抓住并正确理解新世界是新的事实,更不可能预见到新的事业。要想学习没有常识的世界中新的常识,即21世纪的规则,首先必须有意识地让自己习惯于对铭刻于心的一个个常识提出质疑。”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用书柜代替酒柜,用书桌代替牌桌,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做个高附加值的现代人,用知识和智慧助社会早日回复“开放”。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将塑造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国家”。
这大概就是做到“为中华再崛起而读书”,升官、发财,何愁木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