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会不会起到反作用？

作为中国台湾省人，我认为爱国主义教育，要建立在伟大理想、伟大信仰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这并不唯物，而是唯心主义。

不能过度的，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深度绑定，这是存在问题的，会产生自洽性的问题。民族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却不是历史的终点。对于历朝历代的兴衰，共产党人早就做出了定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上却只有王侯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掩盖了背后的真实。长城、阿房宫、隋唐大运河、北京故宫等历史上辉煌的建筑，背后是人民的血汗。过度的宣扬民族主义，使之等同于爱国主义，很难解释一个年轻人关心的问题，我修了这么辉煌的建筑，可是这个建筑有一砖一瓦属于我嘛？我们是一个民族，为什么我们有如此不平等？仅仅把爱国主义立在民族主义上，在经济发展不均衡过程中，会让民族主义逐渐消解掉，步入后民族主义阶段，让爱国主义叙事难以为继。当然这并不代表民族主义是无用的，而是民族主义在面临外部挑战和侵略的时候，才是广泛适用的，就如同历史上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一样，无论你是什么阶层，都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一般来说，是指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出发点的思想与行为。

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是自发的，源于基本的利益观和良知，是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无法根本清除的。由于几乎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潜能，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敏感察觉到这股强劲力量，意识到不能降服之就可能被之降服。长期以来，爱国主义，通常以朴素的民族主义形式都被统治者所小心驾驭，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将自己演绎成民族的核心价值符号。大一统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正统之争是中国古代的朴素民族观的一大特点。

早在夏商时代，我国古代的朴素民族观就已产生。夏朝就有分治雏形，到了商代有了内服与外服制度：内服是商人本族的区域，即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即由邦伯管辖的地区。 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诚服的外族的事务。由此，商王控制着实际权力，与各附属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一直到最后以个封建王朝，虽然嘴上满汉一家亲，但是清朝存在事实上的满汉隔绝，更不用说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华夷之辩（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明确提出的华夷观，孕育并构建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

历史上，朴素民族观的核心，“华夷之辨”为的是贯彻“华夷大防”。华夷之辨强调的是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的是屈从于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重点所在是“以夏变夷”，并以此确保以华夏文明教化夷狄文化，中国一统于华夏民族，传承华夏文明。这也是“华夷之辨”能够成为历朝历代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的原因所在。为了防止以夷“乱华”和夏“变于夷”，就必须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存在“华夷大防”，而大一统必须依托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这就成为历朝历代君主把控国家意识的核心。董仲舒系统提出的，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被汉武帝接纳之后，为历朝历代所延用的关键所在。本质上，是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让统治者演变为民族的核心价值符号。这就是历史上的基于朴素民族观的爱国主义。

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是从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它对个人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爱国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重要规范之一。它要求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行动，努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同国际主义相联系，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要求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爱国主义要立足为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伟大信仰，民族主义只是爱国主义的核心部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爱国主义，这样才能避免走向误区。可能会出现对国家未来充满希望，对自身的前途充满迷茫的情况。知史明理，伟大理想才能塑造伟大信念。

社会主义的蓝图毫无疑问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西方语境下，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是北欧式的社会。当然我并不认为北欧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爱国主义完全可以以建设比北欧更好的社会发展模式为目标。要以发展眼光看问题，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为建设美好明天而奋斗。之前我看法国黄马甲运动，很多同胞还是戏谑“懒汉，还不是你们不努力”，现在已经很多人在为革命老区叫好。时与势，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只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迟早要成为未来的趋势。中国的爱国主义秉持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从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迟早扭转现在的国际局势，成为世界的普世价值。从殖民主义发家的西方根本就没有资格谈民主自由，他们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对殖民地压迫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