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主 和为美——《左传》中的尊民重德思想

    口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左传》当年幸免于始皇焚书之难，却栽在了后世的有色眼镜之下，时人以其多谈鬼神巫尪而不把它当作信史来看待，以致这部伟大的作品长期蒙尘。

    我们今天还能读到《左传》这样的国史巨作，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其中可能确有糟粕，但瑕不掩瑜，精华璀璨，《左传》中处处闪耀着的尊民重德的光辉思想实是早期华夏文明的瑰宝创见，更是今人文化自觉自信的重要力量之源。

（一）

    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左传》记载，比孟子早300多年的春秋“高知”们就已主张“民为神主”的思想，换句话说，将人民高高举过头顶，也就同意为人民服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略随国，大军驻扎在随国的暇地（今陕西灵宝西部），然后派大夫薳章去媾和，随国派大夫少师参加。大夫鬬伯比（“鬬”通“斗”）对楚武王说：“我国没能占领汉水以东，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充三军，整顿装备，用武力凌驾各国，它们必然因恐惧而共同来对付我们，所以就难于离间了。汉水以东的国家中，随国最大。随国如果强大，就会抛弃小国。小国和随国离心，楚国就可以坐收渔利。少师为人狂妄自大，请君王隐藏我军的精锐，而让他看到疲弱的士卒，助长他的骄横。”另一位名叫熊率且比的大夫说：“随国有贤臣季梁，这样做恐怕收不到什麽效果？”鬬伯比说：“这是为以后打算，少师迟早会受到随君的信任。”于是，楚武王故意让军队显得疲疲塌塌，然后接待少师。

    少师回去，果然请求派军追击楚军。随侯将要答应，季梁劝阻道：“上天正在帮助楚国使其国势蒸蒸日上，楚军的疲塌，是在诱骗我们，君王何必急于行动？臣听说，小国要胜大国，必须小国有道，而大国无度，其君主沉溺于私欲。所谓有道，就是忠于民众而取信于神灵。居上位的人一心使民众获利，这是忠；祝史在祭祀时如实祝祷，这是信。如今，民众饥寒交迫而国君放纵个人享乐，祝史浮夸虚报功德，臣真不知如此怎能取胜？”

    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毛色纯净、膘肥肉壮，供奉的黍稷也都丰盛完好，怎么不能取信于神？”

    季梁回答：“民众是神的主人，所以古代的圣王都先团结民众，而后才致力于祭神。奉献牺牲时祝告：‘牲畜又大又肥。’这是说民众普遍富足，牲畜肥壮而繁多，毛皮光洁而无疫病，各种优良品种齐备。奉献黍稷时祷告：‘五谷洁净而丰满。’这是说春、夏、秋三季无灾害，民众和乐，收成喜人。奉献甜酒时祝告：‘又清又香的美酒。’这是说上上下下都品德高尚而没有坏心眼。所谓祭品芳香，就是人心无邪念，世间无恶语。所以要春、夏、秋三季努力于农耕，修明五教，和睦九族，用这些行为来祭神，才能使民众安乐，神灵降福，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如今，民众各有各的想法，鬼神没有依靠，君王个人祭祀丰盛，又能求得什么福呢？君王暂且修明政治，友善邻邦，也许能免于祸难。”听了这番话，随侯十分惶恐，从而修明政治，楚国也就没敢来攻打。

    两年后，少师获得随侯宠信，楚大夫鬬伯比说：“行了。敌国有了可乘之机，不能失之交臂。”夏天，楚武王在沈鹿（今湖北荆门一带）大会诸侯，黄、随两国没来参加。楚武王派人去责问黄国，同时亲自率军讨伐随国。

    季梁建议先向楚国求和，不许，然后再战，这样可以激怒随国军民而松懈楚军斗志。少师却对随侯说：“一定要速战速决，不然就会坐失击败楚军的良机。”于是，随侯率军应战。

    楚、随两军在速杞（今湖北应山西部）交战，隋军大败，随侯逃走，少师被俘。

    与《左传》可构成记录时段衔接的《战国策》虽不再尊民为神主，但也保留了民本思想，突出反映在《战国策-齐策四-赵威后问齐使》一篇中。

    史载，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威后（约公元前305年—前264年）面对齐使，在拆阅齐王的信函之前，先问：“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然后才问：“王亦无恙耶？”并明确表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邪？”

    今天看来，《左传》、《战国策》里的这种思想，依然有其历史的先进性。

（二）

    既然是“民为主”，《左传》进一步提出了君主的任务，就是忠于人民，取信于民。

    在《左传》“曹刿论战”一节有这样的一段精彩论述：

    公元前684年春天，齐国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进见。乡亲劝阻曹刿：“国家大事自有吃肉的大臣谋划，你何必去掺和？”曹刿说：“那些吃肉的人只顾眼前的私利，不能深谋远虑。”于是，他入宫去见庄公。

    曹刿问庄公凭借什麽作战，庄公说：“我待人厚道，有了衣食物品从不敢独自享用，一定分给别人。”曹刿说：“小恩小惠，不可能普遍施舍，民众不会为此而顺从你。”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祝辞一定如实陈述，从不敢夸大数量欺骗神灵。”曹刿说：“微不足道的小信，神灵不会为此而降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不能明察秋毫，可总是尽量处理得合乎情理。”曹刿说：“这才是忠于人民的表现。就凭这一点，鲁国可以一战。”

    鲁国在长勺与齐国交战，鲁国大获全胜。

    春秋时期，郑国最早称霸，但很快没落，齐国、晋国和楚国继而轮番坐上霸主之位，而郑国从此就在霸主的夹缝中摇摆求生，经常成为霸主们的“出气筒”。

    《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包围郑国都城十七天。郑国人进行占卜。占卜求和，结果不吉；占卜到祖庙大哭，而且每巷出车以表示决一死战，结果吉利。于是，城里的人赴太庙大哭，守城将士也城上哭。楚庄王退兵，郑人乘机修筑城墙。

    楚军再次包围郑国都城，历时三月，攻破了。郑襄公赤身露体，牵着羊迎接楚庄王。他说：“我违背天意，不能奉事君王您，以致您恼怒，来到敝国，这都是我的罪过，我怎敢不唯命是从？您怎么处置我和我的国家，我都听命。如蒙顾念前代友谊，托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的福，不灭绝郑国，让敝国改而事奉君王，和楚国的诸县等同，那就是君王的恩惠齐天，我的夙愿得偿，已不是我敢奢望的了。谨袒露肺腑，请君王三思。”

    楚庄王的左右侍从说：“不能答应他！得到的国家不能放弃！”庄王说：“它的国君能够如此委身下人，一定能得到民众的信任。这样的国家，怎么敢觊觎呢？”楚军后退三十里，答应郑国议和的请求。

    政治家本不该沦为表演家。擅长行为艺术的郑襄公实在是与雄才伟略的楚庄王有着天壤之别，楚庄王的重民思想估计也是被吊打的郑襄公所不能理解的。

    《左传》还记载，正当楚军围郑之际，晋军出兵来援。晋军抵达黄河，听到郑、楚媾和的消息，统帅们经过一番激烈辩论，最后决定继续攻打，于是晋楚两军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打了一仗，结果晋军大败。

    楚军得胜后，有楚将提议收取晋军尸首作成“京观”（把尸首堆成高山样的景观，以示四方），展示战绩，使后代不忘先人武功。楚庄王不答应，他说：“从文字结构看，止戈构成武字。周武王克商，作《颂》诗：‘收拾起干戈，装起弓箭，我追求的是美德。广施美德于华夏，长保祖先之功业。’又作《武》诗，其中第三章说：‘铺陈美德并加发扬，我们前往只求安定。’第六章说：‘安定万国，屡获丰年。’所谓武功，是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奠定功业，安定人民，团结群众，丰富财物，让子孙不忘的正是这七种美德。如今，我让两国士兵曝骨原野，这是强暴；夸耀武力以威胁诸侯，这会使战争不停；强暴而不停战，怎能保持强大？晋国还在，（它随时会报复），怎能奠定功业？违背民众愿望的地方很多，怎能安定民众？无德偏要争霸，用什麽团结群众？乘人之危，用平定别人的动乱作为自己的光荣，怎么能丰富财物？武功中包含七种美德，我一种也没有，用什麽昭示子孙？”

    楚庄王又说：“古代明王讨论不尊敬王命的国家，逮捕其罪魁祸首杀掉，埋葬起来，形成一座高丘，于是才有了‘京观’，用以惩戒不义的恶徒。如今，我们也说不出晋国罪在何处，牺牲的士兵都是为国尽忠，死于王命，怎么能造‘京观’呢？”楚庄王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又建造先君神庙，报告战争胜利，然后回国。

（三）

    成语故事“唇亡齿寒”可谓家喻户晓，它就出自《左传》。故事的背后并非单指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以事实道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58年，晋国大夫苟息建议用屈地出产的名马和垂棘出产的美玉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晋献公说：“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的宝贝！”苟息说：“如果借成了路，东西仍然是我们的，不过是放在国外的府库里罢了。”献公又说：“虞国有个能臣叫宫之奇，我们的打算怕瞒不过他。”苟息说：“宫之奇性情懦弱，不可能强行劝阻。况且，他从小在宫里长大，和虞君很亲昵，就是劝阻，虞君也不会听。”于是，献公派苟息到虞国去借路。

    苟息对虞公说，当初，有外敌入侵虞国，晋国出于道义协助虞国保家卫国成功。现在，虢国无道，侵略晋国南疆，虞国应借路给晋国去攻打虢国。虞公爽快地答应，并提出让虞国先去攻打。宫之奇劝阻，虞公不听，执意起兵。夏天，晋国部队会合虞军，占领了虢国的下阳城。

    秋天，虢公在桑田（今河南灵宝北）打败了北戎的军队。晋国大夫卜偃说：“虢国这下要亡国了。失去下阳不知戒惧，反而又去建立新的战功，这是上天夺去镜子，让它失去自知之明，加重它的病患。从此以后，它必然轻视晋国，而且不会爱抚民众，用不了五年，虢国必将灭亡。”

    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表，表里相连，虢国亡了，虞国必然跟着灭亡。晋国的贪心不可启迪，盗寇的进犯不可忽视。借一次路，已经够过分了，怎么可以再借一次呢？俗话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就是指虢国、虞国之间这样的依赖关系。”

    虞公说：“晋和我同宗，它怎么会害我呢？”宫之奇回答：“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由于出走，所以没有继位，而由王季嗣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做过文王的卿士，对王室有功，功勋载入简册，藏于盟府。晋国连虢国都准备灭掉，又怎么会爱惜虞国？况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和晋侯更亲近吗？这两个家族惨遭杀害，他们有什麽罪？不就是因为逼近晋侯，而使他受到威胁吗？亲近的人因受宠逼近公室，尚且遭到杀害，何况是一个逼近的国家呢！”

    虞公说：“我祭祀用的祭品丰盛而清洁，神灵定会保佑我。”宫之奇说：“臣听说，鬼神并不特别亲近谁，只保佑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说：‘皇天没有亲人，只辅佐有德行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说：‘祭祀的黍稷并不芳香，美德才芳香。’（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还说：‘民众不能改变祭品，德行才是最好的祭品。’（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由此可见，没有德行，民众不会和顺，神灵也不享用祭品。神灵所倚重的是德行。如果晋国占领了虞国，然后把美德作为芳香的祭品献给神灵，难道神灵会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劝告。宫之奇带领族人离国出走，他说：“虞国今年不会举行腊祭礼，这次借路，虞国必亡。”

    八月，晋军包围上阳，十二月初一，晋灭虢国。晋军班师回国，乘机灭了虞国。虞公和虞大夫井伯被俘，晋献公之女出嫁秦穆公时，这两人被当作了陪嫁之物。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尔虞我诈，兵戎相见，战争危机的背后实则是深刻的道德危机。

    公元前576年夏，楚共王入侵了郑国和卫国。晋国想反击楚国，有大臣提出：“不用反击。让楚国自己加重罪过，民众就会背叛它。失去民众，谁去作战？”

    第二年春，楚国与郑国和解，郑国背叛晋国。晋厉公准备讨伐郑国，大夫范文子说：“依我之见，诸侯都背叛，我国的危机才可望缓解，如果仅仅郑国背叛，忧患就在眼前。”但是，主政的大臣栾武子坚持要讨伐郑国，于是晋国出兵。

    郑国听说晋军出动，就派姚句耳和使臣一起前往告知楚国。楚共王发兵救郑，子反统领中军，令尹子重统领左军，右尹子辛统领右军。路过申地（今河南南阳附近），子反去见申叔时，说：“你觉得这一仗胜负如何？”

    申叔时说：“德行、刑罚、祥和、道义、礼法、信用，这是战争获胜的必要条件。用德行施给恩惠，用刑罚纠正邪恶，用祥和奉事神灵，用道义获取利益，用礼法顺应时机，用信用保持事物。民众生活富裕而品行端正；举动利国利民而事情合乎节度；顺应时机而万物繁茂，上下和睦，行动畅通，需求的东西无不具备，人人都知道应遵循的准则。所以《诗》说：‘安置民众，无不合乎准则。’为此，神灵降福，四时无灾，民众生活富裕，团结顺从，无不尽力为国效劳，前仆后继，万死不辞，这是战争获胜的根本条件。如今，楚国对内遗弃民众，对外断绝友好，亵渎盟约而自食其言，不顾农时而兴师动众，只图一时痛快而不管民众死活，民众不懂信义，动辄得咎，人人都在为结局担心，谁肯卖命？您好自为之吧，我恐怕不会再见到您了。”

    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北）相遇。鄢陵之战，晋军大败楚军。

（四）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世人可能都以为这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的思想。然而，据《左传》记载，“和而不同”的思想早在孔子言论之前就已受到当时的有识之士所倡导。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2年，一天，齐景公打猎回来，齐相国晏子随侍。这时，另一位叫梁丘据的臣子驱车来到。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最和。”晏子说：“梁丘据不过是与您相同罢了，怎么能说是相和呢？”

    景公不解：“和跟同不一样吗？”晏子说：“不一样。和就好像做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师调和，使味道适中，淡了则增加调料，浓了则加水冲淡，君子食用羹汤，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地方，臣把它指出来，使事情全部可行；君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行的地方，臣把它指出来，以便去掉不行的地方，使事情变得可行。因此，政治平和而不违犯礼制，民众没有争斗之心。《诗》说：‘有调和好的羹，已告诫厨师把浓淡调平，献给神灵享用，无可指责，朝野上下也没有争竞。’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内心、完成政事的。声也和味一样，是由气、体、类、物、声、律、音、风、歌组成的，由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疏密来相互调剂的，君子听了可以内心平静。心平，则德和。所以，《诗》说：‘德音不瑕。’“

    晏子继续说道：”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君认为可行的，他也说可行，君认为不行的，他也说不行，就好象用水调剂水，谁能吃它？又好像弹琴鼓瑟一个音调，谁愿听它？所以说，同是不可取的，道理就在这里。”

    晏子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杰出思想家，他的事迹和言论在《左传》中还有不少记载。

    又有一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祭祷消灾。晏子说：“没有用，只不过招来欺骗而已。天道不可怀疑，天命不会有差错，怎么能去祭祷呢？而且，天有彗星，是为了扫除污秽。国君的品德如果没有污秽，又何必祭祷呢？如果品德有污秽，祭祷能减轻多少呢？《诗》说周文王‘德行不违天命，四方人心所向。’国君只要没有不良的品德，四方的国家都会来到，何必害怕彗星？《诗》还说：‘我别无借鉴，只有夏和商。由于政治混乱，百姓终于流亡。’如果德行紊乱，民众将要流亡，不管祝史如何祈祷，也于事无补。”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停止祭祷。

    还有一次，齐景公和晏子坐在宫里，齐景公叹息说：“这房子多漂亮！谁会占有它呢？”晏子说：“请问君王，这是什麽意思？”景公说：“我认为它要归于有德之人。”晏子回答说：“象君王说的，恐怕要归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德，但对民众有施舍。豆、区、釜、钟这些量器，收税时用小的，施舍时用大的。您征税（拔羊毛）多，陈氏施舍（发红包）多，民心向他了。待君王稍有怠惰，陈氏如果不亡，齐国就会归陈氏所有。”

    景公说：“对啊！这可怎么办？”晏子说：“只有礼可以阻止。按照礼制，家族的施舍不能扩大到国内，民众不迁，农夫不移，工商不改行，士不失职，官不怠慢，大夫不占公家便宜。”

    景公说：“对啊！我没能做到。从今以后，我知道礼可以治国了。”晏子回答说：“礼可以治国由来已久，可以说与天地的产生并行。君王发令，臣子服从；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仁爱，弟弟恭敬；丈夫和蔼，妻子温柔；婆婆慈祥，媳妇顺从。这就是礼。君王发令没有差错，臣子恭从没有二心，父亲慈爱而教育儿子，儿子孝顺而规劝父亲，兄长仁爱而友善，弟弟恭敬而顺服，丈夫和蔼而懂理，妻子温柔而贤惠，婆婆慈祥而开明，媳妇温顺而体贴，这是礼的最好表现。”

    景公说：“太好了！我现在才知道，应当崇尚礼。”晏子说：“先王从天地那里秉承了礼，用以治理民众，所以先王崇尚它。”

    劝诫成耳旁风，齐国朝不保夕。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陈恒（又名田常）在舒州（今山东滕州市南）杀死齐简公。孔子斋戒三天，三次向鲁哀公请求讨伐陈氏。

    齐国变天，以及公元前463年三家分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春秋作为一个好时代的终结，开启了一个血流漂杵的战国时代。（完）